川渝油画的发展历程与市场表现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川渝油画的发展历程与市场表现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不论其整体，或是其中的代表画家，“川军”无疑是近年中国油画市场的亮点和热点。“川军”的亮和热，既是市场的，也是学术的，所以，很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综合探讨和分析。

一、从乡土到都市――“西南川渝”油画发展概述

“西南川渝”油画，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中心，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乡土”开始，经过85新潮美术中的“新具象-生命流”，到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新写实-都市人文”，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脉络。它以执著的开拓精神、鲜明的地域风貌、深厚的人文传统、敏锐的批判意识，在中国20世纪的艺术进程中别树一帜。

（一）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与“乡土”

“”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到1984年间，四川美院的油画创作在全国崭露头角。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奠定了“四川画派”强调人文、关怀生命、关心现实的基调，与主流美术差异巨大，走在了中国当代油画的前沿。

在1979年举办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上，四川绘画最早引起了国内美术界的关注，因为在82件获奖作品中，四川美院占10件之多。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历史困惑和怀疑，与之前的官方艺术标准完全不符，令观众震惊。在1980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153件获奖作品中，四川美院又占9件，其中油画包括罗中立的《父亲》、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等。由于这些“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的轰动影响，1982年至1984年，四川美院两次受邀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油画展，作品包括高小华的《赶火车》、罗中立的《春蚕》、何多苓的《春风又苏醒》、周春芽的《剪羊毛》、程丛林的《同学》、张晓刚的《藏女》等。正是在前一次展览中，由《美术》杂志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四川画派”的概念。同时，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是四川美院“乡土绘画”的巅峰，由此，“四川画派”崛起为中国美术的一支主力军。

“四川画派”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因为画派主体的美院学生，大多当过知青，经历过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磨难，所以在“”后，他们能够很自然地以“”和农村经历作为创作题材，最先以“批判现实主义”和“乡土现实主义”为手段，传达出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

“伤痕美术”突破了“美术”的单一模式，重构起新的艺术方向。高小华的《为什么》和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最早表现出了艺术家的良知和自觉意识，它们在大胆地批判历史灾难中反思，唤起人们的苦难记忆。王川的《再见吧，小路》和何多苓的《春风又苏醒》打破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藩篱，开始关心人的内心世界，遵循人的基本要求，找到了适合情感表现的个性化语言。“真实性”是“伤痕美术”感动人的根本，所以，尽管王亥和王川并非主修油画专业，却反倒避免了学院的程式，可以引领观众从其真实的生活记录，直接进入生命的真实。经过《父亲》的过渡后，《故乡组画》从描写人物形象的逼真性转向了关注生活的真实性，从农民生活转向了农村文化，开启出真正的“乡土绘画”风格。其后，四川的知青一代画家凭借着与乡土的天然感情，完成了《山村小店》《藏族新一代》《手》等作品，并在上世纪80年代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着乡土和农村题材的创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乡土”绘画，促使人们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问题，这种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和对现实的关怀，成为其后四川绘画最重要的人文传统。

（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具象”与“生命流”

早在1980年重庆沙坪坝的“野草画展”，就曾与北京的“星星画展”南北呼应，而当“85运动”的新潮美术兴起后，四川美院“乡土绘画”的“乡土现代性”，便迅速被西南地区营建的各种现代主义所代替。

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等，重视内在体验、内在精神和内在思想的价值，在原始野性和现代文明的矛盾与距离之间，找到了创作方向。他们以1985年的上海“新具象画展”出场，组织了具有表现主义倾向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因“新具象”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性，与当时北方的理性绘画相对应，在当时美术界影响颇大。他们倡导的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生命流”，构成了85新潮美术运动的重要一脉，也为90年代西南当代艺术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了展示并推动西南地区的现代美术运动，1988年10月在成都举办了“西南现代艺术展”，参展者包括张晓刚、叶永青、何多苓、牟桓、杨述、沈晓彤、顾雄、毛旭辉、潘德海、任小林等数十位西南艺术家。此间，成都“红黄蓝画会”的活动、四川美院的“学生自选作品展”、北京的“五人画展”以及贵州艺术家参与的北京“半截子画展”等，对于西南前卫艺术的发展势头，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1989年北京“现代艺术展”，则是西南前卫艺术家一次比较集中的亮相。

尽管四川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潮美术运动”的中心，但四川的艺术家同样体现出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探索出新的表现手法。例如，罗中立虽然一直坚守乡土，但从《巴山少女》完全可以看到他受到的民间艺术影响；张晓刚的《天上的云》采用了表现主义手法，“血缘”系列直接搬用照片，借鉴了后现代的波普艺术方式；何多苓以超现实主义的倾向，表达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生存焦虑；程丛林的《乡村的宁静》，融进了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的画法，具有明显的风格化倾向；叶永青的乡土题材，运用到了原始主义观念。不过，这些艺术家的追求，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责任感和宏大的叙事方式。例如，刘虹的女性主题《自语系列》，是由个人经验向集体经验的归复；周春芽的《绿狗系列》，是通过内心世界的象征，探索人在现代物质社会中的精神失落与孤独。

（三）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新伤痕”与“都市人文”

成长于“”后的“新生代”艺术家，是上世纪90年代后西南艺术家群体的重要成员，其绘画直接反映着当代艺术的样式和现实视觉经验。他们真正地告别乡土、进入都市题材，寻找到了新的语言形式。

远早于以北京刘小东为代表的“新生代”，年轻艺术家忻海州、郭伟、沈小彤、杨述、陈文波、何森、郭晋等，在“新潮美术”时期便具有了自身的特点。这些追求现代艺术，却处于相对边缘状态的艺术家，与张晓刚、叶永青聚集在一起，形成被王林称为“新伤痕”的风格。“新伤痕”的现实语境是多元的，他们更多地批判现代化带来的“异化”和社会普遍价值观的陷落，更偏重于近距离的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内心的独白和潜在的“伤痕”意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海外艺术市场的成熟，中国社会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由此，川美“新生代”放弃了新潮美术的崇高理想主义和文化批判，减弱了私密化的个人生存体验，开始直面现实，向“都市化”和“都市人文”方向拓展。“新生代”的语言风格逐渐疏离了西方现代艺术，走向图像化，作品呈现出“陌生”的写实手法。

在1997年左右，大部分四川“新生代”画家离开重庆，去成都或北京发展，但“对异化现实的关注，对自身情感的表达”，仍然是其内核。随后，更年轻的艺术家如俸正杰、谢南星、张小涛、曹静萍、杨冕等的加入，使四川“新生代”群体更为庞大。他们的作品围绕着“青春的焦虑”和“生存的残酷”展开，直接针对着当代“都市生活和流行文化对人的异化”问题。他们的创作主题与上一代画家相似，仍然是人的境遇和生存体验，并在其中显露出了揭示问题的前卫性和深度追求。在2000年前后，随着频繁地参加国际性展览，四川“新生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当代美术不可或缺的群体。

至新世纪初，“全球化”和“丰富性”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绘画的重要部分，西南画家在不同城市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社区。除重庆的“501”和“坦克库”、贵州的“城市零件”外，昆明的“创库”也是艺术家聚会、交流与展示的场所，大量参展者来自全国甚至欧洲。成都的“蓝顶”则以周春芽为中心，积聚了杨冕、唐可、赵能智、何多苓、周春芽、郭伟等数十位艺术家。此外，还有集结在北京的西南画家，包括张晓刚、俸正杰、忻海洲、杨谦、张小涛、赵能智、杨冕等。

二、从展场到拍场――“四川画派”及西南群体的市场进程

（一）“广州双年展”和“从西南出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界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市场经济对艺术生态的影响。1988年，许多艺术家参加“西南现代艺术展”的渴望，还只是生发于不甘寂寞的创造精神，尽管他们大多生活拮据，但仍然为艺术而全力以赴。但是，在1990年之后，许多失去理想并失去稳定职业的艺术家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艺术问题，更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消费时代，“艺术与市场的关系”逐渐突出。

1992年，大多数西南艺术家参加了“广州油画双年展”。这次展览的规则不同于以往。公司企业的“投资”代替了文化机构的“赞助”，成为操作主体；由批评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代替了以艺术家为主的“评选团”；经济、社会、学术领域的全面“生效”，代替了单一的艺术成功。展览中，西南画家周春芽、张晓刚、毛旭辉、叶永青、刘虹、沈小彤获奖，郭伟、忻海洲、赵能智、何森等的作品也非常突出。期间，香港“汉雅轩画廊”的张颂仁开始与许多大陆画家接触，他1993年组织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在香港和海外的巡回，让西南艺术家的作品得以在国际登台。同年的德国柏林“中国前卫艺术展”、澳大利亚悉尼“毛走向波普展”、意大利“第45届国际威尼斯双年展”，以及1994年的巴西“第22届圣保罗国际双年展”中，不少参展艺术家均来自西南。此后，具有敏锐性和先锋性的西南艺术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都逐渐壮大。

在市场意识对旧有艺术评判模式的冲击下，艺术家很快从狭小的空间中挣脱出来。许多画家继罗中立之后，创作的农民题材和农村风情，成为港台及东南亚画商的订货样式。“风情乡土”油画在国际领域与“政治波普”和“城市泼皮”一道，组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美术商品的支柱。

西南艺术家在30年风雨历程后，成为学术和市场的双重热点，这种机遇，也引发了年轻艺术家在利益诱惑下，直接进入商业化操作。为了续接上世纪80、90年代西南艺术家不懈的价值追求和生命体验，引导中国当代艺术冷静面对市场的冲击和国际的选择，2007年3月，由王林策划的纯学术性展览“‘从西南出发’当代艺术展1985-2007”开幕。作为广东美术馆的“85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之一，“从西南出发”全面梳理了1985年至今，西南当代艺术二十多年的整体面貌和历史脉络，受邀的105位参展艺术家中，既有坚守西南的毛旭辉、何多苓、李一凡，也有活跃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张晓刚、叶永青、汪建伟、刘建华、周啸虎，还有“海归”的罗中立、周春芽、何工、杨谦、许仲敏，更有已扎根海外的顾雄、庄红艺等。不过，早在两年前酝酿“从西南出发”的初期，已经有多家拍卖行、私人美术馆等闻风而至，因为商界很清楚该次展览的巨大影响力和商机。可见，再纯粹的展览也已经难以完全摆脱商业的介入。

（二）近年的“川军”热拍

2005年，四川美院油画开始在国内市场升温；2006年，“四川画派”的整体推出，则是春拍的最大亮点。

在“北京华辰”的2005年春拍中，四川美院毕业生及教师共17人的油画作品，首次以集体阵容上场。“当代油画之川美现象”专题的20件油画，拍出18件，成交额190万元。其中，罗中立的《凉山人》成交价40.7万元、《巴山少女》成交价41.8万元，何多苓的《凝视》成交价12.1万元，钟飙的《白日梦》成交价12.1万元。

“北京翰海”的2006年春拍，重点推出了“四川画派”板块。在油画雕塑专场的206件拍品中，“四川画派”20多位画家的作品占了43件，共成交41件，成交总额达1400多万元，占专场成交总额的14%以上。罗中立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5件作品全部成交，其中《屋檐下的小孩》成交价104.5万元、《石桥畔浴女》成交价165万元；何多苓创作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5件作品全部成交，其中《舞》成交价105.6万元；周春芽的4件作品全部成交，其中《绿狗》成交价103.4万元。庞茂琨的5件作品，分别以10-20万元成交。

“北京保利”的2006年春拍，重庆本土及重庆培养出的画家成绩斐然。除罗中立的《初雪》成交价132万元、《裸女》成交价176万元外，庞茂琨、钟飚、米可、忻海洲、何森、曹静萍、俸正杰、陈安健、陈树中、刘虹、王承云，以及川美前辈夏培耀、张方震、杜泳樵等画家的作品，都有佳绩表现。

在“北京朵云轩”的2006年秋季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四川画派”专场汇集了近百件作品，作者年龄从20岁到80岁不等，包括魏传义、王大同、张方震、古月、蔡振辉、罗中立、周春芽、庞茂琨、简崇民、杨谦、郭晋、陈安健、莫也、袁敏、曹静萍、马一平等近80人。其中，魏传义的《晨星》成交价49.5万元，郭晋的《Children playing》成交价44万元，简崇民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成交价38.5万元，专场总成交额达694万元。

无疑，在北京和上海两大油画重镇之外，西南川渝油画已经是一个突出的市场看点。但也诚如“北京翰海”认为的，与新时期中国油画史紧密相联的川派美术，目前的市场价位仍属中低档，其未来的空间应当值得购藏者密切关注。

（三）“川军”市场价格简析

因为“四川画派”的画家数量庞大，并且，其本身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又是比较含混的概念，加之中国油画市场刚刚兴盛，所以，整个价格状况并不十分稳定。这里，只依据拍卖市场的总成交额，大致地分析不同年段画家的市场位置。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代表画家，曾经使“四川画派”位列中国画坛前茅，目前，仍然是他们处于市场的前列。张晓刚、周春芽、罗中立三人长期稳居中国油画成交总额的前十名，周春芽和罗中立成交数量在300件以上，单幅超过百万元的分别为55件、46件；张晓刚虽然仅上拍一百余件，但超过百万元的57件、超过千万元的3件，所以总额遥遥领先。毛旭辉、程丛林、高小华、叶永青，上拍数量都在50件以上，最高单幅接近或超过百万元，成交总额以一千万元以上而跻身前一百名之列。尽管其他画家上拍数量有限，单价也并不很高，但是因为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成就突出，并且现在多是各美院的领导力量，所以，仍有价格抬升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毕业的“新生代”画家，是油画市场的重要方阵。庞茂琨、俸正杰、郭伟、郭晋、何森等均以一千余万元的总成交额排名在百名之内，钟飚、赵能智、陈文波、罗发辉、沈小彤、忻海洲等，成交总额在数百万至一千万元左右。他们目前大多是各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创作潜力巨大，未来应该还会大有作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毕业的年轻一代画家，是市场的新热点。李继开、陈可、杨冕、曹静萍、贺文庆等，虽然总成交额只在一至四千万元之间，但已经被业内注意。对川美年轻艺术家群落的扶摇直上，院长罗中立归因于美院自由活泼的风气和平等多元的交流，因为没有类似其他名校的过多权威压抑，学生很早就被鼓励及时地表达。而且，被罗中立引以为自豪的“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打通了内外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正在成为年轻艺术家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

此外，四川美院老一代油画家，也是值得重视的一族。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一些精品，价值被长期低估，如夏培耀、张方震、王大同、刘国枢等的作品，价格仅仅在数万至十多万元。国内市场启动后，老作品纷纷从海外回流，2006年6月，夏培耀的《大渡河上娘子军》在“北京保利”以38.5万元成交。如果他们的价值被充分发掘和认识，后市会颇具潜力。

深厚的人文传统和敏锐的批判意识，使四川画派虽然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却总是处于中国绘画的最前线，从而得到观者的青睐。但是，由于当今艺术受到越来越大的市场冲击和诱惑，所以，不论艺术家还是购藏者，都必须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保持纯粹的创作精神和话语独立，调整好艺术与市场的关系。也正如罗中立对年轻艺术家提出的忠告：“艺术市场的价格是个双刃剑，尤其在市场火热的时候，搞不好就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