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暖的走廊里相互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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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部的走廊很温暖。那么温暖的走廊，雪白的走廊，让所有的人都滋生出宾至如归的安全感。正是一年里最冷的寒冬，穿梭而过的护士和医生们，都穿得非常单薄。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口袋里装着诊断单。从我所在的位置看过去，他们的步履总是显得那么急促，他们的神色总是显得那么慌张。仿佛，这并不是医院，而是某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

住院部的床位已经人满为患，温暖的走廊挤满了加床。两边添加的床位和床头柜一起，垒成了一条蜿蜒的长城。昨天母亲还是“加12”，一早醒来，母亲的床头又添了一个“加13”。13，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属于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姑娘。她和母亲一样，得了尿毒症，全身浮肿，不时的呕吐让同病相怜的母亲发出微弱的。她的母亲，比我的母亲年轻了许多，浓重的方言显示出，她和母亲一样，也来自于遥远的安庆。此刻，她同我一样束手无策，拼命压抑着泪水，羸弱的肩膀发出轻微的颤动。面对亲人时而不时的呕吐，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点滴。点滴。还是点滴。点滴，成了唯一的方法与主张。她试图去向护士求救，事实上她已经去了三次，但护士总是重复着相同的几句话。她们说：就是这个病，有这个病，就有呕吐的症状。

母亲已经呕吐了两个星期。因为久未进食，母亲呕吐出来的，都是血丝与黄疸。第一次吐出血丝的时候，我用塑料盆盛着，递给主治医生看。哦，他说，是消化道感染。那怎么办？他埋头填着一张单子，始终没有回答。我悻悻然地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这时候我听见他说，把门带上！我生生地摁住了已然迈出的步子，接着转身，接着抓住了门环，接着我就听见，门与门框之间，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巨大的轰鸣在身后响起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他的手里，捏着母亲的命啊！他其实比我更知晓，这一刻，母亲承受的病痛已无以复加。我只好又转过身去，彬彬有礼地敲了敲门。抱歉啊，我说，刚才，我不小心……我试图最大程度地挽回自己的过失，我试图最大程度地取得他的原谅。我甚至冒险地递上了一枝烟，为了某种习见的原因，我专门带了一包特制的限量生产的香烟――“皖”。二十枝，价值三百六十元。这包烟在我的抽屉里躺了大半年，我曾向父亲炫耀过它的含金量，甚至开玩笑说，能抽这烟的人，级别最起码相当于副市长。父亲和我都是烟民，但面对父亲，我还是感到有些舍不得，我觉得那不是在抽烟，而是在烧钱。在享受到“副市长”的待遇之后他终于笑了，噢，那你下次小心点。

再次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他说，你母亲，这个病，住院用处也不大，要不，就赶紧出院吧。

我轻轻地噢了一声，对他笑了笑，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拉开了房门。

“加13”的小姑娘还是在呕吐。“加12”的母亲还是在。温暖的走廊里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形形的乡音。混合而成的复杂的气味丝丝入孔，除了来苏水的味道（来自于医院）和污物的味道（来自母亲和其他人的呕吐），更多的气味来历不明。陪护的家属形形，但表情如出一辙，揪心而凝重。偶尔，会传来某位家属深长的叹息声。更多的人则在互相安慰，等病人睡过去的时候，悄声打听起对方的病情。一个人笑了，几个人就都一起笑了。一个人流泪，几个人就都一起失声。在走廊这个维系着生命的通道里，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因为一个同样的秘密，结成了联盟。

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透析，一条是换肾。奇迹确实偶尔会出现，但奇迹并不会时常发生。

母亲年事已高，已经不具备换肾的可能性。而透析，则需要支付每年高达十万余元的巨额费用。在我们决定为母亲透析的时候，医生说，你们是第一个自费透析的工薪家庭。

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劝我们放弃。我不知道，假如他们是当事人，他们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我想他们也会。在住院部的病床上，几乎每天都有撒手西去的人。疼痛一旦习以为常，神经就麻木了；疼痛一旦成为生命的常态，就对生命多了层新的理解。

母亲加床进来的第二天，隔壁的“加11”就在自己的声里，结束了自己的病痛。这个来自大别山区的中年妇女，被尿毒症折磨了一年多时间，不得不住进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她在医院的走廊里躺了一个多月，身体严重变了形，除了一头泡沫似的短发，已经不像是个女人。她的男人，木然地坐在地上，等着殡仪馆的车，来接终于不再痛苦的妻。他似乎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对他来说，在殡仪馆火化，比入土为安更为容易。他已经变卖了所有的家产，那个所谓的家，已经没了他的寸土片瓦。做到这一步，他终于可以平复自己的愧疚，很快就自己安慰起自己。在他们那里，许多人都糊里糊涂地走了，有的连真正的病因，也说不具体。拿身体与疾病对抗，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与最后的武器。他絮絮叨叨地诉说着这些的时候，表情依然是木木的，像地震之后留下的废墟，巨大的平静，让人怀疑。我站在他的对面，一面如履薄冰地听着他的絮叨，一面把母亲枯枝一样的手，紧紧地握在手里。

“加11”撒手人寰的时候，母亲的身体一直在剧烈地颤抖。事实上，从一成为“加12”开始，母亲的颤抖就没有停止。母亲对医院，一直心存排斥，母亲已经活了七十年，然而进医院的次数，却寥寥无几。许多时候，母亲都依赖于镇上的简陋的诊所，乡里乡亲的熟人，消解了母亲的恐惧心理。父亲也同样如此，有个头痛脑热的，宁愿拿身体与疾病对抗，也不愿去医院里就医。在我的乡下，农民兄弟们都认了一个理，那就是，医院又看不好死病，该死的时候，还是得死。有这个钱，还不如买点吃的，买点穿的。劝说没有任何效果，多年积累下来的陈见，已经渗透到骨头里。发展到后来，有个小病小痛的，父母都不再向我们提起，每次问起他们的身体，都说好好的。就是这样的自欺欺人，延误了母亲最佳的治疗时机。父亲不得不告诉我们的时候，母亲已经无法进食两个星期，她骨瘦如柴，呕吐不止。面对这样的母亲，我已经无法再责怪谁，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紧母亲颤抖的双手，试图消解她对医院的恐惧。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有限的温暖，并不能让母亲产生出更多的勇气。许多事情，依然需要母亲一个人去孤独地面对，譬如每天两千毫升的点滴，譬如每天测量一次的血压与心电图，譬如即将进行的疼痛的透析――那些手背上插着透析管（血液透析）的人，那些肚皮上挂着透析袋（腹膜透析）的人，加剧了母亲对透析治疗的担心与恐惧。没有人能替代这些，正如疾病本身，它也只属于那些疼痛的生命个体。

温暖的走廊让人昏昏欲睡。走廊里添加的床位比室内的病床低矮而逼仄，陪护的家属，白天大多席地而坐，晚上只能租一床被子，男女混杂地挤在更为逼仄的通道里。病人起夜的时候，脚下都陪着小心，但踩人的事情，依然无法避免。走廊里的男女混杂当然也无人过问，事实上，在走廊里，病患们已经模糊了性别上的差异。“加13”的小姑娘正含苞待放，病号服下耸立着的胸脯，铺陈在白天的走廊里。夜晚，她的小便像一泓小溪，歌唱般的，不时响起。和无限的疼痛相比，有限的隐私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疾病，几乎牵扯走全部的注意力。母亲想小便的时候，也用虚弱的声音示意我。把便桶放在某个方便些的位置，尔后，我便褪除她的裤子，搀着她，慢慢地蹲下去。母亲的屁股露在了外面，瘦得像锥子似的。我心里只堵着疼，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意思。母亲的小便非常艰难，滴答滴答着，长一声短一声，仿佛檐下的雨滴。不时有男人走过来又走过去，目光里看不出内容，面部的表情像彻底的死。

夜晚的走廊，比大通铺更像是大通铺。唯一不同的是，走廊里的声，取代了大通铺里的鼾声与梦呓。每天都有腾空出来的病床，一个“加”字去掉了，很快就有一个新的面孔，取代了他的位置。那些去掉“加”字的人，身上的“加”字原本就是暂时的，一旦有了腾空出来的病床，他们很快就能够住到更为温暖的病房里。次序只体现于加床时冰冷的数字，每天，都会发生类似于插队的扰乱次序的事。这个冬天，似乎半个城市的居民，都挤进了住院部的走廊里。每一层的走廊里都躺着一大堆着的病患，形形的病患，肾脏病区、消化内科一病区、消化内科二病区、神经内科病区、心血管病区、肝脏病（传染病）区、内分泌病区、血液病区、生殖（不孕不育）病区……够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是有病的。所有的零件都是有病的。

有病的零件，躺在温暖的走廊里。暂时没病的零件――人一旦进了医院，就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怀疑――陪护在温暖的走廊里。母亲夜晚的床头，第一天陪的是大姐的零件，第二天是二姐的，第三天是小妹的，第四天是我的。我们一家人的零件，在温暖的走廊里依次循环，相互对抗，同时也相互慰藉。这是一场持久的苦役，只有依次循环，才有可能是良性的。

循环到我的时候，护士来得明显要勤快一些。在已经过去的几个白天里，我差不多已经见过了肾脏病区所有的医生与护士。负责母亲的小护士，年轻而肥胖，经验也有限，看上去，刚从学校毕业的模样。有一次，她先后在母亲的手腕上扎了五针，扎到后来，她的手指和母亲的手指，比赛似的，互相颤抖不已。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已经不敢再说什么了，唯一能做的，依然是席地而坐，把母亲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握在我的手里。母亲的血小板，已经低到不能再低，每次扎过针之后，残留的针孔处，始终是紫的。一小片一小片血色的花朵，在皮下彼此勾连，竞相开放。频繁的扎针与频繁的淤血，使母亲手臂上的皮肤成了一块紫色的塑料皮。这客观上加大了技术上的难度，她扎到第三针的时候，我咬紧了牙关，脊背上窜过阵阵寒意。那一次，我的后背上大约流了一斤的汗，如果她再多扎几针，我想我会心脏骤停，或是汗竭而死。我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千万别发火！千万别生气！

我做到了这一点。当她的高跟鞋，吃力地驮着她，一摇一摆地远去了之后，我终于为自己的隐忍，感到一丝骄傲。我甚至拿出一本杂志来看，我居然很快就看下去了，甚至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微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在母亲疼痛的病床前，我怎么可以微笑？我怎么还能够微笑？

母亲的眼睛，吃力地撑开了一条线。她在看我！她在看我因为某个诙谐的句子而微笑！我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不得不以自己酸痛的双腿为借口，从走廊的过道里站了起来。拐弯处的电梯间，暖风吹彻，许多家属蹲在地上，心思重重地抽烟。不远处是间宽敞的休息室，走廊的一部分，两边陈设着蔚蓝色的靠椅。晚上，一些家属就用租来的被子，舒舒服服地把自己铺在椅子上面。白天，偶尔也有人在上面发出鼾声，如雷的鼾声，毫无规则，声息可疑。起码一年没有睡过觉的样子，听上去怪怕人的。靠在椅子上抽烟的时候，我总要侧过脑袋，试图从嘈杂的声音里，剥离出他们异常的声息。

我试图记录母亲的每一次异常。譬如先后扎了五针；譬如牙龈出血；譬如呕吐出的黄疸与血丝……记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已经记满了两页纸。母亲患的是尿毒症，这是一场“马拉松”，如果真要一点一滴地记下去，我还要去买一本新本子。我已经留意过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比点滴还快，最便宜的一种软面抄，需要六元五角；最粗劣的一沓信纸，也卖到了两元。两元钱也是钱啦，两元钱也可以帮母亲买点爱吃的。比如一斤烤熟了的山芋――母亲的午饭，甚至不需要两元钱，就可以对付。

对付――这个无奈而伤感的词，将尾随母亲余下的日子。事实上，我们也是在对付，至多是在对抗，对抗，成为我们一辈子的大事。面对顽强的病症，面对住院部温暖的走廊，我不知道，最先撤离的，是我们，还是母亲自己？

但愿，母亲和我们都能对抗到最后，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温暖的走廊里，时常只有母亲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不时会有各种杂事。不能不去上班的单位，不能不去参加的应酬，不能不去照顾的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比如这一刻，我就得从温暖的走廊里暂时撤离，去单位参加一个“任何人都不得缺席” 的重要会议。

等了二十分钟之后，我终于挤进了满满当当的电梯。向下的电梯奇慢无比，像是公交车，每一站，都有人在拼命地往里挤。

外面真冷。正是一年里最冷的鬼天气。寒风，在我的脸上毫不留情地打了几个耳光。冷雨，他妈的来得很不是时候，没有伞，冰凉的雨，和我的泪水一起滑落，纵情而恣意。

江少宾，作家，现居合肥。主要作品有小说《蜘蛛》、散文《记者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