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的重任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雄安新区的重任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央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被视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根据官方的说法，雄安新区的设立首先是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新区还可以起到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这些目标可以说是对不合理存量结构的调整，但新区自身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形象的比喻，就是打造一个体制机制创新的科技创新基地，类似美国的硅谷。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先后在三个不同的时点设立了相应的特区：第一个时点是1980年代深圳特区的成立，它的使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和桥梁；第二个时点是1992年浦东新区的成立，浦东新区是综合改革试点，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化；现在设立雄安新区，是承担为中国经济转型寻找出路的任务，探索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在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旧的发展模式已经积累了太多结构性的矛盾，不仅逐渐产生和增加经济风险，还阻碍经济可持续的增长。中国急需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经济停滞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实现国家崛起的目标。

因此，中国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转变。创新首先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为科技的创新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为此提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但是，经历几十年由政府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体制内以及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思维、行为模式以及利益格局，这些增加了存量改革的难度并影响了改革的进度。在这样一个旧体制基础上创新，必须首先对体制进行大的手术，然后才有可能刺激科技创新。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在调整过程中，增长动力不断衰竭，风险积累会越来越大。

所以，破解发展难题，必须厚植发展优势。将存量中的一些优质资源移植到一个新的体制机制平台，可能会更快地产生化学反应，起到通过创新引领发展的作用。因此，雄安新区就承担这样的任务，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地方，按照五大发展理念，筹建一个新区，这个新区必须在体制与机制上与当前的城市截然不同，然后吸引从事创新事业的科研机构、企业与人才流入，激发创新活力，从体制与技术两方面为中国广大的存量部门提供经验和引导。

为什么必须通过建设新区才能完成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这个重任呢？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城市格局，是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集权模式分布的，在这种等级制下，优质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聚集，比如全国的优质资源集中于首都，而各省的资源主要集中于省会等等。

当前，这些中心城市因为资源过于集中，吸引了过多人口流入，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以及越来越低的效率，大都染上了大城市病。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大城市房价不断创出新高，增加了人才流入的门槛，甚至会导致一些人才的流逝。过高的房价会造成年轻人才的分流作用，过高的成本也会削弱大城市优质资源的优化组合，而二三线城市并不能为分流的人才提供施展的平台与空间，因为与一线城市相比，中小城市更加缺乏自由的空间。

将中心城市的一些优质资源剥离出来，放置于一个机制创新的新区，而且这个新区不允许地产炒作，实行新的地产发展模式，以降低流入人才的生活压力，不被住房所累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这就是雄安新区建设的目标与承担的任务。这涉及到了存量资源的调整，从首都这样的大城市向新区分流，但是，新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体制创新，利用这些资源，创造新的增量，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并起到引领作用。

这可能与深圳、浦东不太相同。深圳与浦东是“平地起高楼”，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企业、人才，都是通过其体制性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业者，是真正的增量。而雄安新区是迁移概念，即将北京存量资源中的一部分整体迁移到雄安。那么，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果将一些植物从原产地迁移到新的家园，这些植物可能依然是原来的样子，而无法进化，除非有新的生长环境。因此，雄安新区成功的基础是体制改革，体制创新。

从体制创新这个角度看，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都已经建立了新区，所以，不用像北京这样筹建雄安新区，但这些新区可以像雄安新区一样，推动体制创新，同样可以起到创新引领作用。国家发改委日前了《2017年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点》，对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18个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提出了要求和部署，要求他们在深化改革创新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探索，多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新区因为包袱少而承担体制创新的任务，这并不代表相对的老区就可以坐等新区传授经验。实际上，一线城市具有治疗大城市病的紧迫性，在解决大城市病的同时，应该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城市的经济运行效率，最大程度将人力资源转换为要素资源，一线城市具有人力资源优势，主要问题是落后的行政体制与城市格局妨碍了这些人才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过大关的阶段，是否能够实现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转变，是中国能否守住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巨大财富，保持继续增长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雄安新区所承担的探索任务确实是一项国家大事，但国家转型的重任不可能由一个“新区”肩负，而应该是全国与全民族的责任，只有调动起全国人民的创新热情与创造能力，才能成功完成转型的任务，实现国家崛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