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表现力与真实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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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作品，具有极强的隐喻色彩，可谓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自况之作。它揭示了莎翁晚年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思考，以及与世界和自我的双重和解。作为莎翁最重要的传奇剧，该剧以充满奇幻色彩、波澜壮阔而又浪漫唯美的风格，获得无数导演的青睐，希望能借此充满超自然神力的作品标识自己的导演风格。如被称为“现代戏剧实验之父”的彼得·布鲁克就曾于1957、1968和1990年，先后四次以不同的方式诠释这部巨作。
2012年3月16—18日，受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活动特别邀请，由英国的迪克兰·唐纳伦导演、俄罗斯演员演出的《暴风雨》在首都剧场上演。该剧曾参加“契诃夫国际戏剧节”展演，获得极大赞誉。在节目单的剧情梗概里，对这部由当今英国“重量级”导演执导的“被称为莎翁‘诗的遗嘱’”的剧作介绍如下：
该剧曾三度荣获英国戏剧的最重要奖项——是一个非常鲜明、大胆、顽皮和激励人心的作品。它既是俄罗斯的作品，又是爱尔兰的作品。它呈现世界性文学杰作的高峰，这是莎士比亚最好的改编。
这样的介绍，无疑令人对演出充满憧憬，期冀能看到一台充满艺术想象力和奇幻色彩，又能尽情展现俄罗斯演员高超演技的演出。
但是，演出不到十五分钟，疑惑与不解便浮上了心头；待看完全剧，我终于明白，何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年一定要建立一个新的演剧体系。斯氏毕生努力想要解决的刻板化、矫揉造作、虚假等表演问题，的确是演员极易患上的顽疾，即使在他拥有悠久、优秀演剧传统的祖国，这种顽疾也仍顽强地存在；而梅耶荷德、布莱希特等导演所倡导的戏剧形式，其深刻内涵和基本立足点，迄今仍未被大多数导演所真正理解。因为这些大师们所致力解决的，不仅仅是演出风格问题，也不是导演手段上一招半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导演对剧作的整体认识与把握：包括对剧作的主旨（即斯氏体系术语“最高任务”），对剧中人物及情境三要素（具体的时空环境、事件、人物关系），以及对演员表演方法的深入理解。
从剧情表层来看，《暴风雨》是一个关于惩罚与宽恕的故事，还涉及到魔法和精灵，充满奇幻色彩，被称为“传奇剧”。莎士比亚通过对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类——普洛斯彼罗（以本次演出节目单译名为准）——拥有巨大力量的知识分子的塑造，表达了他对天、人之道的思考，因而使作品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
原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因为专心研究学问，将国事交于弟弟代为管理，弟弟却与那不勒斯国王合谋篡位，将其与女儿米兰达流放到茫茫大海上的一艘破船里。幸亏善良的那不勒斯贵族贡扎罗给他们准备了生活必备品，以及他所有的书籍，才使他们在荒岛得以生存。当知识带来的力量使普洛斯彼罗异常强大时，对人类乃至宇宙的认识已经使他摒弃了狭隘的仇恨观念，并不想对曾经遭受的出卖、背叛等伤害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而是希望通过“感同身受”的方式，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与悔恨，以此来“净化心灵”，“洗涤罪恶”。因此，他苦心设局，借助精灵爱丽儿的力量唤起了一场暴风雨，对那不勒斯国王兄弟和自己的弟弟进行适度的惩罚，使他们也经历一场他曾遭遇过的苦难，从而切身感受到自身曾给他人带来过怎样的伤害，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产生悔改之心。并且，他也用经历磨难的方式，使那不勒斯王子菲迪南通过为爱付出，更加珍惜爱的真情，也给自己的独女米兰达安排好了归宿。他使所有的罪人都遭受了惩罚，但又没造成实质上的伤害。最后，在达到所有目的之后，他恢复了曾经役使的精灵的自由，也抛弃了所依仗的魔法，从而也使自己的心灵摆脱了羁绊，彻底获得了属于普通人的自由。
在莎士比亚笔下，这场“暴风雨”宛如一场洗礼，使每个在世俗的情感和欲望中迷失了本性的人，最后都找到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这样的过程和结局，使宇宙间充满了正义、仁慈（Gracious）与和谐，这种感觉，应该犹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意蕴，充满了一种尽在掌握之中的恢弘大气，又充满了春天的生命气息。
此外，剧中设计的“暴风雨”式的感化步骤，也凝聚了莎翁关于戏剧对人类作用的思考——当观众与剧中人共同经历一场人生磨难，经历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之后，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灵魂也最终获得净化。因此，原剧的主题本是多层次的，非常丰富。对这样弘大、又具有终极价值意味的主题的艺术阐释，是对导演艺术功力的巨大考验，也是展示其才华的绝佳机会。
在本次演出中，简单朴素的舞台布景，与身着当代服装的演员，一开始便传递给观众一种信息，即，这将是一台致力于呈现演员的表演艺术，并且可能具有间离效果的具有实验意味的演出。但是，大幕一旦拉开，问题旋即出现：
舞台上，普洛斯彼罗一副平凡衰老，甚至潦倒落拓的模样，仿佛一生都在仇恨中度过，一心一意地设计复仇计划，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当见到谋篡的弟弟时，甚至要用剃须刀割破对方的喉咙，但如此深仇大恨，却被他在转念间就宽恕了，让观众如何相信？他举止粗暴，动辄拍打爱女的脸和额头，又亲手给已成年的女儿洗脸、洗脚，随地乱泼洗脚水。而剧本中那纯净如仙子般的米兰达，则像只幼兽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俨然一个蛮荒未开的野姑娘。至于菲迪南——普洛斯彼罗精心为独生女儿选中的未来夫婿，一出场便以其粗鲁之举惊骇了观众：这位刚刚从海上死里逃生，尚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王子，在吉凶未卜的情况下，乍见此野姑娘，立即大发，差点当场宽衣解带，对其非礼！……而普洛斯彼罗苦心设计的要让那不勒斯王遭受同样痛苦的过程，则处理得平平淡淡，没有任何出彩动人之处，我们只看得到那不勒斯王在痛苦，却看不到任何因痛苦引发的对往事的反思与悔恨。
这样一来，演出的基本情节是莎士比亚的，但主要人物的灵魂已然置换。虽然导演并不能完全控制演员的表演，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创造也制约着舞台的演出形态，但如果一部作品的舞台呈现与原作旨趣大相径庭，显然，导演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把握着对剧本主题和立意的决定权。
这里，我们有必要根据莎翁的剧本，对主要人物及人物关系进行再分析：
剧本中，普洛斯彼罗作为曾经的米兰公爵，酷爱诗书，满腹经纶，拥有极强的法术。他带着爱女流落到荒岛上，与她相依为命，将她视若珍宝，对她进行认真的教育，要让她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也能“得到比别的公主小姐们更丰富的知识”。他设计灾难使曾经的仇人陷入困境，却不让他们遭受任何肉体上的伤害；他见到弟弟后，基本上没有与其说话，因为他要的是对方的自责。这样仁慈慷慨的“复仇”，什么人可以做到？像他这样为了求知而陶然忘机，能够驱使精灵呼风唤雨，一切安排都尽在掌控之中而又宅心仁厚之人，该有一颗多么高贵的心灵，一种多么从容的精神气质？而米兰达，一位善良、美丽、高雅的公主，是父亲的“小天使”，是她的微笑使父亲“生出忍耐的力量，准备抵御一切接踵而来的祸患”。因此，普洛斯彼罗父女的行为举止，应该远比那不勒斯国王、王子更像王者，绝不会像舞台上呈现的那样落拓与粗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