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移民 庶民之乐,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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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大陆去到台湾的“外省人”，除了老兵之外，他们中的很多人散落在民间，犹如一粒粒飘浮的尘埃，喜乐自知，与所谓的“本省人”或矛盾交加地相处，或尽量和睦地往来。

追寻认同

《童年往事》里，一家人各自有着回大陆的心态：爸妈知道回去已经非常难了，心里却还是有“外省人”的身份认同；已经有一些老年痴呆症状的祖母，一直带着小阿孝咕寻找回大陆的路；阿孝咕完全没有身份的概念，无忧无虑；而姐姐却把自己当成了“本省人”，当时的台湾外省人家庭，似乎都有着这样的烦恼。比如和侯孝贤同时代的王童的《红柿子》，外婆成为了主人公回忆的主角，而外婆回忆的主角，却是从河南老家临走时，那已经成熟的红柿子。无论是《童年往事》，还是《红柿子》，都带着强烈的半自传体特色，导演拍摄自己童年的过往，显得特别真切。

即便有些人经由台湾飘零到了世界各地，却仍然大都在努力寻找一种身份的认同。比如李安，成长在最为典型的外省人家庭。他曾经说过，“有时候我什么都是，有时候我什么都不是”。他从小就被本省人视为外省人；去到美国后又被视为外国人，在家里做了六年“主夫”写剧本；回到大陆，他又变成了台湾人。所以在他早期电影中，《推手》或是《喜宴》，都是像他一样的外省人第二代到国外，最后是在寻求一种身份的定位或认同，骨子里的被认同。

活下去很重要

对于在台湾的普通外省人的表现，一批由大陆而来的外省人导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李行在1963年拍摄的《街头巷尾》，是他的第一部以国语发音的电影，也是著名的“健康写实”电影的雏形之一。一个大杂院里，本省人与外省人不分彼此，虽然困苦，却能苦中作乐，相互照顾，虽然显得有些教条，但已是难得的现实佳作。

1970年白景瑞导演的《再见，阿郎》，写尽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由阿郎和桂枝的分分合合，艰难谋生，展开了一幅台湾真实的质朴风情画。里面有部分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相处的情节，虽然还是带着略为教化的时代痕迹，但已属不易。在这里，小人物不是在寻求身份认同，而是必须坚韧地活下去。

王童似乎也特别偏爱这样外省人生活状态的电影，他中期的作品里，还有一部《香蕉天堂》，一个部队逃兵，为了照顾一对孤儿寡母，用寡妇丈夫的身份找工作，并一起生活。这部电影有着一种黑色幽默的乐观精神，“既然回不了大陆，那么就好好活下去吧”。庶民的随遇而安，以及“活下去”的豁达乐观，让他们显得比老“荣民”们，过得更加踏实喜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