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让普通人更有话语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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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94年以后进入互联网世界，而后发展异常迅猛。时至今日，通信设备的更新换代不仅方便了生活，还让社会有了很多变化。

《众声喧哗》一书中就写道：“这种崭新的传播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化，个人化的内容、个人化的体验和个人化的服务。”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不再仅是新闻媒体的事情，普通群众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和与他人交流的权利，有时甚至会影响相关部门对事件的看法与处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显然不是，中外各国对于信息技术的使用始终非常关注。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得公与私的界限不那么明显，这不仅对个人，对社会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传播的合理性受到了重视，重视者显然是政府，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规划管制。如果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弱传播的副作用，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可能还有不小的差距。

新技术确实使群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信息，而信息跨国界的频繁交流使民主比以往更加成为民众的需求。代议制民主会不会让位于直接民主呢？在书中，作者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直接参政，就会有让政府部门难以反馈的大量意见，基于此政府会对网络进行严格的管制和审查。其实，说起来我们华夏的老祖宗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周厉王治国时期，百姓怨声载道。周厉王便下令不许国人议国君得失。因此，时有大臣劝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不听，依旧我行我素，结果暴怒的国人一气之下把周厉王赶出镐京。不管怎样，这种“围堵”的策略终究不符合互联网思维。

麦克卢汉曾说过：“新的传播媒介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超越了书面文字，我们重新获得了我们的整体，我们不是在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层面上，而是在宇宙的层面上获得这一整体。”这位伟大的预言家成功地预言了“电子乌托邦”，他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技术本身其实并不能决定什么，而仅仅提供一种可能性（affordance）。

今时今日，人们不断地追求平等，传统新闻部门不再身处消息传播的顶端与社会舆论的制高点，包括社会道德的制高点。这种相对的平等让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断地前进，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科教兴国”这一基本战略，代表着国家对于新技术包括传播技术的肯定与重视。随着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好的社会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