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传播时代的组织结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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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体组织而言，其所面对的或许并不仅仅是结构性调整，更关键的应该是观念的调整。

2014年年底，广州日报社设立中央编辑部，统合广州日报、大洋网与移动客户端APP的内容。广州日报社的这一举措，也是国内媒体在组织结构方面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自我调适。

从历史上看，组织结构是工业革命初期的产物，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发生变化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的变化。这种管理模式的变化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结构变化在此后的发展中相互影响，形成了几种固定的组织结构形式。这些组织结构的模式最终被应用在广泛的社会管理中，形成了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等各种不同组织形式在结构上的相对稳定性。

工业社会中陆续产生的媒体类型从一开始便是与企业组织的结构形式关联在一起的。即便是一些国家所有或者公共所有的媒体组织，也是以工业企业组织的结构形式来进行架构的。尽管在组织结构的示意图中，一般都会列出行政隶属关系和业务隶属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在媒体组织自身的生产和消费中总是处于不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在不同的媒体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中。

随着个体在社会事务中参与权的扩展，技术带来的人群流动和信息流动，都对整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带来了影响，在这个影响发酵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新的信息技术的扩散中，借鉴他国的发展理念，在被殖民化的同时，也在进行反殖民化的自主化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与技术、信息以及二者所带来的观念变化一起，也成为改变组织结构背后的观念因素。

如果说，工业革命中的组织结构是为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更好地获得效率和发展的话，参与式发展的权利观念则将人本身的理念放置于组织结构的背后，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渗透在组织过程中，自然也逐渐浸淫在组织结构的现实运作过程中，而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所引起的社会组织变革，也成为对个体在新的社会组织中地位的一种新的反思。换言之，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与新技术带来的信息扩散模式，全球化所带来的地理空间观念变迁，也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体制下的媒体组织结构。

市场化的媒体组织结构、政府调控下的媒体组织结构以及公共性的媒体组织结构，在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的过程中，在实现受众权利、市场空间和媒体组织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中，寻找着新的立足点。随着移动传播工具的出现，这种平衡被带入了更为复杂的境地。这种复杂的境地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新旧媒体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与隔阂;二是移动传播媒体、信息整合与原有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三是民众参与信息生产消费、企业参与信息生产消费和媒体信息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四是新的民族国家转型、新的发展理念与相应的媒体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

新旧媒体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与隔阂

媒体有新旧之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任何一种新的媒体形式的出现，对原有的社会信息传播模式都必然会形成挑战。报刊之于书籍，电报、广播、电视之于报刊，互联网之于广播、电视，手机之于互联网，或者说手机与互联网之间的融合，以及围绕这种融合形成的新的媒体形式，如微博、微信以及类似的社会化媒体形式等。新的媒体形式对媒体组织结构形成的挑战，其着力点始终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组织成员之间的隶属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二是信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环节如何体现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

第一个问题，即有效性问题，在媒体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其边界很难确定。对于市场化和行政化兼顾的媒体组织而言，行政化的思维模式在不同的组织成员之间都是存在的，而信息的渗透自然是“罔顾”这种情况的。因此，组织结构的变革或许面对的首先是原有的固化的组织结构对信息渗透的挑战问题。

第二个问题，信息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主要是指原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信息传播本身在群体中渐渐消弭了专业生产者和大众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工业化时代的专业化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媒体时代不复存在了。

这两个问题体现在媒体组织结构的变化上，便是技术、信息与人的关系如何在“坚硬的”组织结构模式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广州日报社成立中央编辑部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将专业化的信息生产、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信息搭建在一个平台上，以日常化、及时性与动态性的信息应对模式，来改变工业化组织结构下的媒体信息传播模式，其出发点毋庸置疑。但上文所说的有效性问题和信息生产与消费的边界融合问题，依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考量。

移动传播媒体、信息整合与原有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移动传播工具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与人的行动、意识以及时间空间紧密黏合在一起。原有的信息传播方式所需要的场所、时间限制在移动传播工具中被消解了。无线的网络和移动的传播工具，不仅改变了信息时代人与信息传播载体之间的距离，也改变了人自身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很大程度上与信息自身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流动性黏合度很高。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有的媒体组织结构仅仅依靠设立一个新媒体部来应对是远远不够的。

就笔者所知，很多报刊广播电视台甚至是传统的门户网站都设立了新媒体部，并招聘年轻的90后来构建这个新的信息平台。但这个信息平台如何与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其他信息传播模式相融合呢？这个问题仅仅依靠增设部门这个办法恐怕难以解决。

广州日报社的中央编辑部，一开始的设想便是从移动传播工具的视角来改变原有报业集团中的组织结构，试图实现新旧媒体之间在信息整合中与民众的无缝对接。但这种无缝对接，需要的前提条件很多，诸如对移动传播工具终端的应用等。除此之外，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及时从动态的社会信息系统中获得信息，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信息的流动仅仅依靠单一平台的运作是远远不够的。

民众参与信息生产消费、企业参与信息生产消费和媒介信息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

媒体组织变革面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则是民众、商业和媒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关系的问题。严峻之处在于这种关系是随时变动的，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也是随时变动的。组织的结构性调整可以较为简易地在组织结构的隶属关系中呈现出来，但人与市场，市场与媒体，人与技术，媒体与技术，技术与市场之间，则处于角逐的状态。信息甚至在人们的社会现实中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现实，而对这种现实如何认知，又成为信息世界中的一个两难选择。

换言之，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中，信息逐渐成为主宰者，而这种主宰者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又开始摆脱信息生产和消费机制的控制，进入一种“脱轨”或者“无序”状态，这种“无序”状态将原本处于动态中的关系拖入了更为复杂的境地。

市场上的人究竟需求什么？媒体中的信息究竟服务于谁？商业信息如何抵达人的信息需求？媒体信息如何与商业信息对接？这些问题仅仅以简化的组织结构变革来对应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媒体信息的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应对新媒体技术下的信息生产和消费在面对作为个体的人时所遇到的挑战，这种整合在组织结构上往往形成一种新的气象，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技术、人和市场对媒体组织的综合性挑战。而对于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而言，原本面临的便是信息时代民众和技术对信息掌控能力的挑战，从在网络出现初期和新媒体平台结合的尝试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移动传播平台。

从一定意义上说，移动传播平台满足了人、市场、媒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广州日报社设立中央编辑部，就是试图以中央调控的形式来实现对集团的信息生产和消费的“掌控”，以便及时对出现的“突发”信息进行和反馈。另外，通过这种信息聚合的方式，也可以将民众的信息生产能力整合到媒体的信息平台上，商业信息也因此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与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实现“交往”。

新的民族国家转型、新的发展理念与相应的媒介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

学者安德森在论及民族国家时指出，印刷媒体在民族国家观念和地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在信息网络的平台上成为多种意义上的现实，这种现实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关联在一起的。而进入信息时代，发展理念也出现了断裂。20世纪50～70年代西方主导下的发展模式，70～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发展模式，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以行动模式为导向的赋权发展模式，在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与个体的信息素养、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混合在一起，影响和改变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格局。尽管这种改变与不同国家制度下的媒体体制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冷战之后在新型民族国家中，媒体体制在信息、技术和制度改良的缓慢压力下渐渐转型。无论是社会化媒体在中东社会变革中发生的转变，还是新的社会运动在新媒体形式中的新特征，都在论证着一个命题：改变的不仅仅是信息本身，不仅仅是全球化中的人，也包含了国家制度和媒体体制。

对于中国媒体而言，长期处在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角色压力中，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则打破了这种双重角色。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在新技术的格局中，渐渐被迫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舆论的断裂、话语的断裂、日常生活的断裂等层面。对于媒体组织而言，其所面对的或许并不仅仅是结构性调整，更关键的应该是观念的调整：媒体从业者的职业化观念、社会变迁中的观念与思潮、对新的国家观念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中国当代城市和农村社会特征的理解与同情等。这些观念上的调整才是媒体组织应对结构变革的主要前提和影响因素。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