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经济化”视阈下的生态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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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识形态经济化是运用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功能实现经济优化发展的最佳目标。当前我国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呈现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应在保障国家安全、注重生态经济发展、大力弘扬中国特色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促进“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深度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经济化;生态经济发展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涵义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概念

意识形态经济化就是运用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功能实现经济优化发展的最佳目标，扩大与强化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使经济发展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优化组合发展，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普惠度、满意度、幸福度，并以此促进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彰显力、影响力。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特点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活动，也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的社会变革活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1. 政府主导下的不断完善超越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位一体”文明建设，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再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四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进而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一直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超越与深化。

2. 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有机结合的互映性。只有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政府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改革进程中前期遗留的矛盾，使诸多矛盾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和经济发展中自动化解。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吸收社会意识形态而得到完善和发展，才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效投入、吸纳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共谋复兴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发展奇迹。而经济的快速发展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通过“回溯效应”又增加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凝聚力、吸引力。

3. 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民族自觉性。在当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引领下，我国的经济在“阵痛”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族性更加彰显。我们要在确立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时代和民族特点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密切联系，也与中国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民族性理念紧密相连，这个已经逐步形成并在不断完善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价值理念的中国民族特色是我们倡导生态文明、发展生态经济的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和起点。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功能

在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进程中，内在矛盾表现为 ：“粗放型”经济发展意识与“集约型”生态经济发展意识之间的冲突;外在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西化渗透”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之间的冲突。中国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型社会意识，是指以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的方式进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公民意识。环境友好型社会意识，是通过全社会成员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公民意识，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主流意识的构建与确立，它是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最优化为先导，以遵循自然生产规律为核心，以绿色科技为支撑，倡导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发展理念。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载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互生共荣关系，统筹当前利益与长远宏景的契合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 以全体社会公民生态环保观念引领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了全新的认知。它是有效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大力倡导的经济发展主导方式。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它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四）生态经济发展战略与意识形态的辨证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最终目的，二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统一化趋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生态经济是通过遵循生态经济规律来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佳化、公平化。无论是发自主观使然还是客观应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两者统一与融合起来。

1.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基础：促进生态生产力的有序发展。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却又是人的实践活动能动创造的结果。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但是人们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间的客观效应，恩格斯用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一词来概括。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广大社会成员深刻领会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在发展中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认识生态保护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产力的高效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生态生产力的优化发展，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但无论是生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有机统一于生态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现阶段，发展生态经济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生态经济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2.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价值追求：效率与和谐。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不仅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要对自己创造的历史进行价值的评判。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活动始终都受“历史合力”的人的理性、意志和需要等精神因素调节，因此，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方向性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构建生态经济秩序规范的动力价值、生态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价值和“道德资本”价值。反过来，生态经济也蕴含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如效率价值取向、利益价值取向、主体性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态经济不仅相互蕴含着彼此的价值，而且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效率与和谐。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和需要。而生态经济是高效整合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效率是经济生产的价值目标，那么和谐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制度的价值基础。

3.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最终目的：“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发展。生态经济的前提是环境保护，根本是发展，目标是立足现实、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使生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居主导地位，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经济布局，实现产业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产业化;同时，生态经济倡导人们多方面的低碳生活需求，引导人们多样化的环境保护活动，并要求全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从而使人的关系日益趋向全面，并通过人们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社会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以科技创新来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为“自然―人―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保障。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发展上实现对生态经济新的超越，生态经济的主观追求是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公平是它的人性论基础，“自然权利”是它的伦理本质，使人们的意识性形态以实现“自然―人―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互动作用分析

（一）生态经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每一种经济形式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深深的思想烙印，每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又必然会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生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丰富了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生态经济的基本理念：理性、人本、自由、和谐;生态经济的基本原则：整体推进、科学构建、多元参与、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基本要求：生态良好、公平正义、统筹发展、民生幸福。这些基本的理念、原则和要求，不但形成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而且还决定着与它们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生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包括低碳生活、绿色GDP、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体系等新的经济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这些围绕着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道德观，丰富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也协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2.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影响力。现阶段，我国面临经济和社会全面转型的“深水区”，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和经营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将重新定位，企业的生态经营管理日益得到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态经济观念也将引领经济生活新潮流，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强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经济功能，它可以从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对生态经济建设产生重要的导向和保障功能。

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为生态经济良好、快速、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任何发展模式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一个安定有序、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而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广大社会成员在对新的制度、体制和发展理念认识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念的基础。可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来维系社会稳定，并引导广大社会成员以自觉、自愿、自为的方式投入到生态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

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生态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稳定秩序，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意识形态，能够使国家的经济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达成发展理念共识，减少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合作中的“摩擦费用”，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力，会减少执行经济制度的运作成本，提高企业自觉厉行经营活动的生态管理职能;意识形态能够使广大社会成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凝聚社会巨大正能量;意识形态能强化和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单向度”行为，更好地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政府部门公共管理效能的公信力。

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保障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健康发展。生态经济本身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人们更加务实，不搞形式主义，自觉树立生态观念，按生态经济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使一些人只讲实惠、注重自身利益，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顾，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潜在危害。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纠正偏差的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把生态经济发展战略深入落到实处，纠正将生态经济发展流于形式的做法，真正实现以生态经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务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以意识形态经济化引领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前提

国家安全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意识形态又是文化安全中最核心的部分。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文化，作为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不仅发挥凝聚全国人民“正能量”的轴枢作用，而且有效抵制和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阴谋。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放宽，不仅国外大量的资本、资金、技术、设备等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而且大量的外来文化产品随之涌入，这无形中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发达国家把“文化大棒”看做是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它们认为要达到对中国“和平演变”、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必须大规模地实施文化输出，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达到其“西化”、“和平演变”的目的。如果当前中国意识经济化进程中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将会导致中国文化产业的萎缩和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将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潜在风险。

（二）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有利于生态经济发展为保障

我国的改革与开放正处于关键“瓶颈”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经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绿色GDP，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特别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深刻认识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三）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人们确立新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转变，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必须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首要任务，用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生动形象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为我国生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撑、坚实的道德基础、良好的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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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2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2012-MGH-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