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的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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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安史之乱前，诗坛在长安的集中使长安风气成为盛唐一代士人精神面貌和诗歌创作风气的主导；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风气遭到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的诗人的崛起。这些诗人原本受到长安风气沾溉，又在安史之乱的打破与释放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乱后诗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他们的艺术继而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风貌，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

【关 键 词】长安风气；安史之乱；唐代诗坛风貌。

【作者简介】段 莹，北京大学中文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公元763年），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也对唐代的诗歌创作进程有着双向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盛唐诗风的终结。文人在这场动乱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盛唐人昂扬奋发的精神一去不返，在充满伤痛的时代氛围中，再也无人创造出盛唐式的雄壮浑厚的作品，盛世之音遂成为绝响。另一方面，动乱也促进了杜甫、刘长卿、韦应物等一代诗人的崛起，使诗歌艺术在盛唐诗风之外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本文在此提出盛唐长安风气的设想，试图从其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形成与乱后的消解之间的因果关系与趋势走向，来阐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诗风演进的历史。

一、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安史之乱前唐代诗坛的风貌

长安作为唐代的都城，在玄宗朝达到鼎盛，也因此成为盛唐诗坛的中心。活跃在开元、天宝诗坛的主要诗人，绝大多数都曾经在长安供职、交游或居留。崔颢，开元十一年及第，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储光羲，乱前曾为监察御史；包融，开元间仕历大理司直；卢象，仕为校书郎、左拾遗、膳部员外郎；綦毋潜，开元十四年及第，迁右拾遗，复授校书；王昌龄，开元十五年及第，迁校书郎；陶翰，开元十八年及第，官至礼部员外郎；王维，开元十九年及第，乱前历右拾遗、御史、给事中；孟浩然，四十游京师，其诗为张九龄、王维称道；李白，天宝初至长安，投贺知章，荐于玄宗，诏供奉翰林；高适，于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天宝十一载去职抵长安，与杜甫等文士交往唱酬等等。陈铁民先生指出：“诗人们既聚首京师，则新知故交间互示篇什、切磋诗艺便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可以说，长安又是一个诗歌创作和诗艺交流的中心。”[1]盛唐长安的诗歌风气，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起来的。

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开元到天宝的渐变过程。这还要从长安的发展进程说起。长安虽为都城，但在开元末年之前，由于人口众多、漕运不力，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物资日渐匮乏。故高宗一生曾七幸洛阳就食。武则天即位后，迁都洛阳，长安更加萧条。宋之问《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一诗言：“运改城隍变，年深栋宇摧。后池无复水，前殿久成灰。”便是对长安萧索景象的描绘。玄宗开元时期，亦先后五次行幸洛阳，共计近十一年之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开元二十一年，其后裴耀卿改革漕运，关中仓廪方始充实，长安才真正进入繁荣的局面。

经济的原因决定了开元时期长安的面貌。相比起洛阳“武子新布金钱埒，季伦欲碎珊瑚树”“入金市而乘羊，出铜街而试马”的繁华的都市商业化气息，长安则为皇祚所在，多高门贵胄，气象庄严，“玉台金阙纷相望，千门万户遥相似”[2]，本不以奢华为首倡。武周朝定都神都后，长安仍是京师，经济虽相对萧条，反而使之能够摒弃浮华，在庄严之外更具备一种简素的特征。玄宗即位之初，崇尚俭德，毁天枢、拆明堂，并颁布《禁断锦绣珠玉制》《焚珠玉锦绣敕》《禁断女乐敕》《禁断大酺广费敕》等。体现出欲以清刚淳朴之风力振颓靡的决心。这些敕令的推行，祛除了时人对奢华的盲目追求，使长安的清肃之风得到极大的凸显。与此相应，开元时代的文学风气也因之一变。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言：“寔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3]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子昂等文人纷纷以高古为尚，标举汉魏风骨，批判初唐以来宫廷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弊病。李白亦高唱“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批判建安以来之绮丽，倡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真淳自然的文学。元结亦不满于绮艳文风，将“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作为为文的宗旨。摒弃华伪、复古崇雅成为开元文人最突出的追求，从而开启了盛唐一代“风骨凛然”[4]“天然壮丽”[5]的诗歌风貌。

长安风气对开元文坛的引领，与其在开元时代所体现的简素之德密切相关。而裴耀卿改革漕运之后，关中物资极大丰沛，长安的经济便逐渐走向繁荣，其风气也相应发生转移，好朴之风渐隐而奢靡之风日显。玄宗在开元后期日渐堕入奢侈一途。其宠信番将，朝中任由李林甫专权，并专宠杨贵妃姐妹。豪贵雄盛，莫与之比，与即位之初的崇尚俭德、励精图治形成极大的反差。

天宝时期的长安，奢靡日盛而危机四伏，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气与开元相比也具备了更多的复杂性。深怀“天生贤才，必有圣代用之”[6]信念的开元文人，在天宝时大多遭遇挫折，一些文人如李白、孟浩然、崔颢等转向更加彻底的疏狂放纵，另一些文人如杜甫、高适、元结、颜真卿等则展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情怀。文人的精神已经脱离开元时代的昂扬健举，开始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就诗风而言，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萌生出一些新的特点。开元时期长安所凸显的清刚之气，被天宝之奢靡腐朽所取代，时代审美方式亦随之发生转移，这就使诗风在风骨刚健之外展现出奇变的特色。岑参开元时期的创作以五言为主，风格清正，天宝年间出塞后所作七言歌行则造语雄奇、意象瑰丽。杜甫《渼陂行》言“岑参兄弟皆好奇”、殷璠言“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即是指此。这固然与岑参的出塞经历有关，而时风于奢靡之中暗蕴动荡之势的变化，则是影响到岑参创作的更为深层的因素。高适诗皆于天宝以后作，《旧唐书》本传言其“以气质自高”，胡应麟则评之曰“已失盛唐雄赡，渐入中唐矣”[7]。其诗以质干变革开元诗歌风骨词采结合的风貌，体现出对时风的反拨。这些分化既顺应开元以来诗坛的革新主张，同时又展现出一些时代性的特征，成为乱后诗风巨变的滥觞。

二、长安风气的消解——乱中崛起的诗人与诗

安史之乱的爆发造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诗坛的瓦解。这种瓦解一方面是地理意义上的。安史之乱后，一度陷落、衣冠萧条的长安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建立起近似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诗坛中心地位，反而是在南方活跃起很多诗歌创作群体，诗歌创作的重心至此有所分散了。而更重要的方面在于，长安风气在开元形成的以兴象风骨为主体的特征，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迅速消解，而在天宝年间显现出的新变因素，却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扩大。代表着这类新变的一些诗人，在乱后迅速达到艺术的成熟，并为大历及元和诗风开启了道路。

安史之乱中崛起的最突出的诗人便是杜甫。殷璠《河岳英灵集》收录盛唐二十四家，不录杜甫，说明相对于盛唐诗的典型特质而言，他的变化要更为显著。胡应麟亦言：“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8]杜甫早年初到长安时，亦受到长安风气的影响，从他对李白的崇拜，对饮中八仙的歌颂，都可以看出他对盛唐式人格精神的追求。其诗作如《房兵曹胡马》《画鹰》《今夕行》等，也都体现在艺术上主动向盛唐之音的靠拢。天宝以后，杜甫因应试受到李林甫的阻挠，加之十年献赋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其诗风也逐渐展现出一种反叛性。杜甫年轻时受齐梁阴何、庾信等诗人影响至深，《夜宴左氏庄》《假山》《李监宅二首》等作品无不显出锤炼、新巧之迹。至天宝中后期，他对齐梁诗的绮丽有所发扬，以侧艳之辞来寄托讽喻，表达对长安风气繁华背后的反思。《白丝行》《丽人行》《虢国夫人》等歌诗都是此类代表。在酬赠诗中，杜甫又善于以负面词语将丽辞的审美特性加以逆转，以显示对时风的跳脱。如“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石角钩衣破，藤稍刺眼新”（《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等等。除此之外，他又继承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等一系列反应现实的作品。比起盛唐诗的兴象浑融，这些诗的叙事性更强，在语体方面也摒弃拟古而多用今语，体现出对盛唐复古方式的一种变革。杜甫对齐梁与汉魏的两种继承，对盛唐长安风气都有着极大的突破，他乱后的创作更延续此道路，在七律方面进行了极大的变创，并以《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北征》、“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关注民瘼、反映现实的作品被誉为“诗史”。对中晚唐诗歌创作的风格形态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这些诗人中，钱起、刘长卿和李嘉祐引领了乱后至大历诗风流变的主要趋势。相比钱起、李嘉祐等诗人而言，刘长卿“古”的一面要更为突出。但他诗中之古并非单纯从诗歌体裁上去拟古，而是主要以近体诗为载体，试图将汉魏诗的审美性转化为一种具有古意的境界的营造，并引入近体诗的创作当中。另外，刘长卿于乱后将感伤之风重新带回文学的视野。其诗多用“愁”“惆怅”“寂寞”“泪”等字眼，表达一种哀伤的心绪。诗中的意象往往淡远并充满衰飒之感，如暮色、夕阳、荒村、秋风，对虚词的使用也多具有负面色彩，如“懒”“旧”“迟”“减”“乱”等等。善于运用盛唐诗浑融高远的音调，加之以句式的连绵跌宕，去营造一种惆怅不尽的诗意。刘长卿的创作开启了乱后诗坛的感伤一途，对大历诗风的情感基调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起虽被归入大历十才子，但他年辈较高，也是自盛唐而来的诗人。其早年诗作造语妍丽，工于摹刻，显示出与长安风气的差异。乱后作品对于物象更为注重，句句写物，并多用“幽”“新”“香”等熟字与之形成新的组合，显出刻画之迹。此外，钱起诗也开始注重色彩的运用，诗中常有强烈的色彩对比，而往往又将色彩与物象以冲突的方式结合，营造出一种神异的观感，如“春风宛转虎溪傍，紫翼红翘翻霁光”（《紫参歌》）、“连山画出映禅扉，粉壁香筵满翠微”（《题礼上人壁画山水》）。这对于大历以及中晚唐诗人的创作都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李嘉祐对大历诗坛的贡献，是在于他开启出诗歌的清雅畅达一途。钱起诗也往往被认为清俊工丽，但钱起为诗尚带有造语设色方面力求生新的痕迹，至于洗练明畅、清新逸丽，则是李嘉祐更胜一筹。钱起诗常令人有才思锐利之感，而李嘉祐诗则轻快而不失圆熟，在述情写物的方面延续盛唐的自然之旨，却又不求浑融高华，只向会心、随意处着手。在盛唐诗的雄浑壮阔、高情远致之后，李嘉祐的创作无疑给诗坛带来了一种轻松、舒缓的风气，促进了大历诗坛酬赠、抒怀等小品诗的创作风尚。

元结则代表了安史之乱后诗坛的尚古倾向。元结将复古思想推至激进的程度，他不满足于陈子昂等人所提出的复归汉魏的复古主张，要求直接回归到上古元初的诗歌形态。在天宝六年，他创作了《二风诗》《皇谟》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以诗经语体为蓝本，体现出追摹上古的用意，对盛唐诗的审美传统予以坚决的否定。元结的诗论和创作实践虽然存在很多局限，但他作为乱后对文风与理乱关系进行反思的突出代表，还是在诗坛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对大历乃至其后的文人关注现实及尚古的趋向有着推进的作用。

杜甫、刘长卿、钱起、李嘉祐、元结等诗人处在盛唐与大历诗坛之间的转关之际，他们在早年受到长安风气的影响，安史之乱对长安风气的消解，无疑使这些诗人的艺术个性被释放出来，使他们在汲取盛唐艺术的基础上，发挥出自身的特质，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大历至元和诗歌的面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长安风气消解之后——大历诗坛的诗风走向

这里所说的大历诗坛，指的是年辈较晚的一批大历诗人，前面提到的钱起虽一般也被看作大历诗人，但他毕竟年辈稍早，是自盛唐而来，并处在乱后引领大历诗坛风气的位置，因此本文特地将他与其他大历诗人区分开来。大历诗坛的文人由于在开元、天宝年间或年纪尚少，或尚未出生，长安风气对他们几乎没有产生切身的影响，安史之乱对他们的冲击也远不及杜甫、刘长卿等人那样深刻，相对于杜甫、刘长卿对盛唐风气的变革，大历文人则更多地是接续他们的轨迹，在诗歌的题材、体制方面进行完善，以此来推动诗史的进程。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比较突出的趋势：首先是刘长卿影响下之下大历诗人对感伤主义的发展。自刘长卿在乱后开拓出感伤一途之后，感伤开始作为一种诗意的格调进入诗人的视野。诗人对“惆怅”“寂寞”“悲”“泪”等字眼的使用明显增多，并开始自主地创造出各种意象的组合，来营造典型化的伤感的情氛。如：

对酒惜馀景，问程愁乱山。秋风万里道，又出穆陵关。（戴叔伦《别友人》）

遥夜宿东林，虫声阶草深。高风初落叶，多雨未归心。（耿湋《雨中宿义兴寺》）

秋兴因危堞，归心过远山。风霜征雁早，江海旅人闲。（皇甫冉《与诸公同登无锡北楼》）

向浦参差去，随波远近还。初移芳草里，正在夕阳间。（司空曙《赋得的的帆向浦》）

秋风、远山、征雁、夕阳等意象，在盛唐诗中并不突出，而这些诗人却能够将其拣择提炼，使之有效地互相依托，构成一种衰飒的情境。当然，这些意象在构成情境时也并非简单的铺排，诗人往往运用比照、映衬等手法，使诗中的感伤的情绪变得含蓄而自然。大历的感伤主义创作具有这样的特征：意象的相对质素、不假雕琢，情感的含蓄迷离、意在言外，尤其是尾句的寄兴，往往在述景之余，传递出一种流连不尽的怅然之思。如“寂寞伊川上，杨花空自飞”（戴叔伦《彭婆馆逢韦判官使还》）、 “日暮偏愁望，春山有鸟声”（李端《折杨柳》）、“自委不胜愁，庭风那更起”（李益《春晚赋得馀花落》）等。感伤主义成为大历诗歌的情感基调，并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其后诗歌创作的悲情因素和悲剧主题。

钱起、李嘉祐则开启了大历诗坛清新、圆转之风，使大历酬应述怀的小诗呈现出不同于盛唐的别样风貌。诗人对于形式方面的把握和运用更加熟练，并善于在一些典型的模式当中求得圆熟、工稳的境界。如：

谷口山多处，君归不可寻。家贫青史在，身老白云深。扫雪开松径，疏泉过竹林。馀生负丘壑，相送亦何心。（皇甫曾《送孔征士》）

策杖政成时，清溪弄钓丝。当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诗。漉酒迎宾急，看花署字迟。杨梅今熟未，与我两三枝。（秦系《赠乌程杨苹明府》）

这些诗虽不似盛唐诗的劲健飘逸，但就诗境的畅达与圆熟而言，却能够看出这种题材的渐进之迹。大历诗人在近体诗的处理方面更加熟练自如，尤其中间对仗两联更加工稳，句式的变化以及意脉的连贯方面技法更加纯熟，基本革除了盛唐五律在复古观念影响下轻视偶对、导致对仗往往略欠精严的弊病。在七律方面，大历诗人亦多有所推进，能够摒弃初唐七律的堆凑，并打破五律规范的制约，探索出专属于七言的对偶形式，这就为贞元、元和诗坛七律的繁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杜甫、元结则推动了大历戎昱、卢纶、李益等诗人对时事的关注和在诗中的表达。戎昱曾谒见杜甫并受到杜甫的礼遇，其《耒阳谿夜行》一诗更是题为“为伤杜甫作”，体现出他对杜甫的崇仰。受杜甫影响，他的创作也多关注时事和民生疾苦，并体现出类似的思考。其《塞下曲》继承杜甫《前出塞九首》中的反战思想，对长年累月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寄予了深刻的批判。《苦哉行》中“彼鼠侵我厨，纵狸授粱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又以比喻的方式讽刺肃宗向回纥乞兵之举，这也是来自于杜甫《留花门》一诗针对乞回纥兵而发的“修德使其来，羁縻故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的主张。戎昱对时局的关注，虽多有步趋杜甫之迹，但他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唐王朝穷兵黩武政治的批判，则代表了杜甫影响下大历诗坛现实主义的一种趋向。在这种趋势下，其他诗人也多有关注现实的作品，如卢纶《逢病军人》：

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

相比起戎昱直抒胸臆式的议论，此诗则更加带有一种婉讽的色彩。诗中展现出一位生病军人万里还乡、为伤痛折磨的情景，反映出诗人对战争的否定态度。但诗人并没有直示这种不满，而是通过描写个体苦难的瞬间，并以一种深刻的身体痛苦感受的传达，来揭示战争对人民的残害。又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也表达出一种厌战的情绪，但相比起戎昱、卢纶等诗人，李益诗歌的现实批判色彩则较轻一些。李益创作边塞诗，多有追摹盛唐的痕迹，如《从军北征》《听晓角》等，反映出大历时期由感时伤事转而追摹盛唐的另一种趋势。

安史之乱与开元至大历之际诗风演进的关联中，盛唐长安风气是重要的一环，其在开元天宝之际的递变，使盛唐诗风萌生出一些新的因素。安史之乱的爆发使长安风气遭到终结，却使这些新的因素得到迅速的开启，以杜甫、刘长卿、元结、钱起等为代表的诗人在这种释放中纷纷崛起，他们的创作实践又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这种破与立，恰恰是安史之乱对唐代诗坛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影响。

注释：

[1]陈铁民：《唐代的诗坛中心与诗人的地位及影响》，收录于《唐代文学研究》（第八辑）第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 勃：《春思赋》，载《全唐文》（卷一七七）第17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4]李珍华、傅璇琮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117、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5]张 说：《洛州张司马集序》，载《全唐文》（卷二二五）第2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6]王昌龄：《上李侍郎书》，载《全唐文》（卷三三一）第33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8] [明]胡应麟：《诗薮》第84、7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