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与安多区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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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俗而治”，很好地诠释了清朝对其多样化、多元化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模式。本土精英得以培植并服务于这些施行族群隔离政策的区域，正如何伟亚强调：一如官方与非官方文献中呈现出来的那样，清朝持续有效的统治，正源自于本土精英与清朝政府机构合作的精心设计。① 因而，对于研究清朝的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及其统治来说，本土精英的认知就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即以笔者曾经研究过的察汉诺们汗及其喇嘛旗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安多藏区本土精英的认识及其对清朝统治的感知，以此展示本土视角研究的意义与藏文史料的价值。

一、清廷眼中的察汉诺们汗及其喇嘛旗

罗卜藏丹津事件平定，清朝对青海厄鲁特蒙古分化瓦解，施行“插旗定地”，以黄河以北及环青海湖地区为厄鲁特二十四旗牧地，黄河以南除五旗蒙古与游牧喇嘛旗以外，其余均为番族各部落游牧之地。嘉庆年间，因为番族生齿日繁，地窄人稠，不敷游牧，常有垂涎河北之心。加之，黄河以北蒙古各旗愈益衰落，人口锐减，沿河一带数百里间尽成旷地。循化、贵德两厅番族，纷纷渡河北牧，争夺牧场草山、抢掠蒙古，群体性冲突日益增长。嘉庆年间与道光初年，清朝对徙牧河北的番族部落施行武力驱逐政策。道光二年三月，陕甘总督长龄会同提督齐慎武力驱逐未果，清朝命署理陕西巡抚那彦成前往查办。

那彦成（1763―1833），章佳氏，字绎堂，号韶九、东甫，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之孙，工部侍郎阿必达次子。他不仅出生满洲官宦世家，亦深受经世思想的影响，更兼此前两次出任陕甘总督、一任西宁办事大臣，可谓清朝满洲官员中练达且较为熟悉安多藏区之能臣，故不久又被三授陕甘总督之职。

先是，长龄等在奏报青海地方全部肃清时声称，武力进剿期间，察汉诺们汗带路运粮，极为配合，因而奏请将察汉诺们汗移居河北助勒盖一带，责令分段防河，并于冬春两季，赏给备口粮银千两，用示体恤。同时奏准：“至察汉诺们汗失察属下勾结野番，屡次抢掠，本有应得之咎，姑念此次随营出力，又将该旗贼犯查送究，著加恩免议。”② 然而，一份来自新疆的揭帖，让道光皇帝怀疑，长龄谎报战功，“河北蒙古二十五旗内，该察汉诺们汗较为富强，其在游牧处所，往往首鼠两端。当大兵经临之时，即督率番族依附官兵；及大兵撤退之后，仍凸唇嵋胺，乘间抢劫，实属不安本分”③，因而责令那彦成予以严查。

据此，那彦成根据自身的经验，认为“野番聚众百人抢掠之案”前所未闻，之所以发生，与察罕诺们汗旗自循化边外迁居黄河以南有着密切关系。他强调：“察汉诺们汗即系白佛僧，亦即蒙古二十五旗之一。现在各旗蒙古俱己贫穷，该旗若非勾结野番分赃窝贼，则应早被野番抢劫，断不能独称富强。”④ 那彦成达到西宁后，单独召见察汉诺们汗。据那彦成的奏折称，双方见面时的情形如下：

臣等于次日先令诺们罕一人单见，宣布：

皇上德威，中外震迭，蠢尔番旗不宜自外生成。

继复诘其旗内因何作贼？身为札萨克，何以不

能管束蒙番，撄兹重罪？一面严责，一面开导。

据该诺们罕伏地碰头回称：伊甫二十七岁，向

在学经，于去年始管理旗务。属下人等，

固结已成，事不禀承，致令上干天谴。今蒙晓

谕详明，方始醒悟，情愿率众渡河，仍回原牧，

剔除旧习，以冀稍赎前愆。惟伊所属章京喇嘛，

把持已久，又多非安分之徒，实在力难制伏，

恳求代为惩治等语。其愧悔畏缩情形，一时声

泪俱下。⑤

在这几份奏折或上谕中提到的察汉诺们汗，即第五世察汉诺们汗潘德旺秀克尊嘉措。察罕诺们汗在藏语中以“夏茸尕布”而闻名，或者被简称为“拉莫呼图克图”，在汉语中则称为“白佛”。察汉诺们汗是安多藏区最著名的转世活佛世系之一，也是藏传佛教世界中，最富有、组织规模最大的拉章之一。一世察汉诺们汗・措尼嘉错受三世达赖喇嘛之命，自卫藏来到安多，受土默特蒙古火落赤部供养，主持阿噶香曲林寺，在今尖扎县。二世察汉诺们汗・洛追嘉措（1610―1659），是当地土默特首领之子，在黄河沿岸创建了古尔寺，固始汗正式授予了他“察汉诺们汗”的头衔。⑥ 三世察汉诺们汗・阿旺洛桑丹贝坚赞（1660―1728）不仅创建了拉莫德钦寺，使之成为安多藏区最大的寺院之一，还因作为七世达赖喇嘛出家时的戒师以及在青海政治史上的作用，在康熙朝时就引起朝廷的注意。彼时，甘青地区的地图就清晰地标注了其领地范围，用一个小蒙古包图案标注在黄河以南、贵德哨墙之外的草地上。该图显示，罗卜藏丹津的牧地恰好位于其北，涉过黄河浅滩即到。⑦

然而，在那彦成的后一份奏折中，不仅察罕诺们汗自身的形象与清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之转世活佛道妙行深的形象截然相反，完全被刻画成为一位无能而又被属下架空了的世俗的统治者――旗札萨克的形象。因此，那彦成质疑察汉诺们汗的管理效能以及构成其统治基础的佛学造诣与活佛转世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那彦成为代表的清朝政府对察汉诺们汗游牧喇嘛旗身份属性的困惑。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的过程中，年羹尧曾上奏雍正帝称：“喇嘛插汉诺木汗，臣向为川抚时即与之往来，知其为西海各寺内之守分喇嘛也。罗卜藏丹尽侵伐插汉丹进时路过其寺，伊当面劝解。”⑧ 因而，插旗定地之时，除蒙古二十九旗外，特规定“大喇嘛察汗诺们汗所属蒙古，分为佐领，不统于各旗，别给印信，令大喇嘛管辖”⑨，“应令仍住舒儿古尔一带地方”⑩。清朝对察汉诺们汗游牧喇嘛旗虽然强调乃附蒙古游牧，不统属于各旗，但在成员资格的定位上仍以蒙古为其合法的属性。这应该是符合清朝的族群隔离政策的，因而嘉庆八年贡楚克扎布带兵办理番案发现“察汉诺们汗旗下有番子数十户”、“番地之扎木养呼图克图寺内又有蒙古人户”时，清朝即严令“自应分别户口，各归所属，划清地段，毋许私递”{11}。嘉庆十三年，那彦成首次任职青海时，注意到察汉诺们汗游牧喇嘛旗包含两个“番族”，认为特别危险。{12} 嘉庆二十二年，清朝又规定：“察汉诺们汗旗下有存留番子，亦令交出归还本族，不得私相留住。”{13}

尽管清朝致力于_保察汉诺们汗旗的单纯的蒙古属性，但似乎其属下的番族成员越来越多。因而，对于务实的那彦成来说，实在是一个困惑的问题，究竟称其为蒙古还是番族呢？同样也提出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允许其继续留在黄河以北，察汉诺们汗旗可能会继续充当藏族入侵者的桥头堡，并吸引那些不满的蒙古人及其他的难民汇聚而来。可是，如果朝廷追溯历史，强迫察汉诺们汗旗迁回原牧地，可能将面临着该旗消溶在临近游牧部落下一轮袭击中的危险。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那彦成指出：“察汗诺们汗实系野番中之祸种、雉媒。”{14}

二、本土精英眼中的察汉诺们汗及其喇嘛旗

藏语文献对清廷在青海治理的评价，与经世致用学者背道而驰。在为数不多的藏文史书中，有两位作者值得特别的注意，那就是那彦成的同时代人，拉卜楞寺第24任堪布阿莽班智达・贡乔坚赞（1764―1863）及其学生智贡巴・贡却乎・丹巴饶吉（1800―1869）。他们的史学著作，不仅反映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宗教观念，同时也代表着日益增长的本土的安多藏区的政治意识。

在生活在该区域的众多作者中，安多作为一个独特区域的概念，可以追溯至隆务寺夏日仓诺们汗・噶登嘉措于1652年创作的《安多教法史总纲》。{15} 一个世纪后，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青海史》则用“安多”指称青海邻近区域，和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更加通用的术语。{16} 不过，该词的使用仍局限在精英圈子内，或者是那些有机会去区域外旅行者。根据记载，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秀丹（1624-1715）曾自称为“多麦巴”，即自称为来自通常情况下作为“安多”同义词的“多麦”之人。{17} 也许地域身份认同在卫藏最突出，安多或康区来的僧人和其他香客，在那里要寄宿在特别指定的寓所。例如，在智贡巴为阿莽班智达所写的传记中，仅在班智达前往拉萨朝圣时，他才被明确地鉴别为一个“安多”人。{18} 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本土情怀，智贡巴在阿莽班智达的鼓励下，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写作《安多政教史》。因而，在最近在讨论《安多政教史》时，格瑞・塔特尔提出，这部著作是一份强调区域认同主张的“政治文件”。{19} 智贡巴不仅试图将“安多”置于诸如卫藏、“汉地”与“蒙古”等地域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进行讨论，同样也企图具象化并提升本土化的地域抱负。这恰巧解释了阿莽与智贡巴盛赞察汉诺们汗世系的原因。

在《汉、藏、蒙古历史简说・孺童易知》中，察汉诺们汗是地方政治景观的重要特色。阿莽班智达在相当大程度上认为，清廷的皇帝们对蒙古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他笔下的乾隆皇帝，早已厌倦了青海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并告诫第三代和硕特亲王应该更加“自立自强”{20}。同样，他对嘉庆帝也未有积极的评价。从格鲁派的立场，他同样不认可青海蒙古的世俗统治者。相反，他倾向于“练达政教两类传统”的格鲁派高僧，暗示统一的政教统治典范并非五世达赖喇嘛，而是察汉诺们汗，声称：“环青海湖地区的人们都视其为上师。”{21}

智贡巴同样给予了察罕诺们汗较多的关注。回顾18世纪的历史时，他说，三世察汉诺们汗确立了在青海33部中的领导者地位，称察汉诺们汗的办公机构为“乌尔盖”，这是蒙古语的借词，意思是圆形的王室行帐。他还交替使用本土的藏区词汇“噶尔雄”，其意也是位于行营中的行政办公室。他还借用七世达赖喇嘛之言：“作为青海湖左右翼各部的根本上师，他把乌尔盖内外事务处理的井然有序，犹如圣洁的天宫一般。”{22} 对于四世察汉诺们汗，他评价到：“尽管资财丰富，政教功绩广大，但他行止温和，戒行谨严。他为佛法增盛鞠躬尽瘁，因而教证之法不断增长。他的乌尔盖为无数的大帐房环拥。供其使用的三座高大的帐房，被鎏金宝瓶等装饰得庄严夺目，在青海各旗中最为显赫。”{23}

阿莽与智贡巴不仅确认察汉诺们汗恰恰是地方社会重返和平状态所需的统治者的象征，同样暗示着该喇嘛旗的混合型政治组织形式：首先，乌尔盖源自蒙古贵族的历史传统；其次，活佛的拉章（府邸）拥有神民，则是藏传佛教的传统。而且从宗教的角度，察汉诺们汗作为著名的转世大喇嘛，除了对本旗负有政治宗教责任外，其宗教共同体还应该包括经师、门徒、施主，以及遍及安多，甚至远及卫藏与北京等地的香客。

八世察汉诺们汗的经师荣增・洛桑克珠嘉措（1908―2004），根据对该寺的了解与解放前的档案资料，撰写的一部察汉诺们汗世系史，同样表明了清朝在察汉诺们汗旗身份认知上的迟钝。他写道，最初，一世察汉诺们汗接收了土默特100户牧民，作为自己的“拉德”（即神民）。其中50户形成了古尔寺下面的农庄，另外50户牧民则构成了“游牧部分”。后来，二世察汉诺们汗还调解了黄河以北，即今化隆县境内巴彦与卡力岗的冲突，获赠了另外一些村庄。四世察汉诺们汗时期，其乌尔盖还曾持续兼并了大片区域。例如，领属巴曲流域游牧旗的扎萨克，因为无嗣，临死前，乃将政教大权献给了察汉诺们汗。到19世纪早期，察汉诺们汗所属主要分布于三条黄河支流，即芒拉、巴曲与沙沟等河谷地带，还控制着古尔寺、拉莫德钦寺以及黄河以北巴燕戎格厅境内的领地。{24}

这种本土精英与清朝及其官员对于安多藏区认知上的差异性，进一步凸显出以新清史的视角，深化安多区域史研究的必要性。新清史不仅是非西方中心观的结果，同样是“中国中心观”的合理发展。在早期的研究中，新清史质疑满洲的“汉化说”与“汉本位”的王朝观，强调对“中心说进行检讨”与清史研究中对满文文献的使用，其实均蕴涵在清朝统治及其构成的多元化逻辑之中。因而，与其说新清史强调跳脱出“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局限{25}，倒不如说新清史是在清朝统治“因俗而治”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强调区域的视角与本土视角，试图在非汉他者以及清朝官方之外，重新发现被编织进清朝帝国框架结构中的少数民族地区与边疆地区。通过清朝官方、满洲官员以及安多本土精英对察汉诺们汗及其喇嘛旗认知的差异的比较，蕴涵在这种逻辑中的意涵也就更加明确：非官方、非汉文文献展现出来的独特视角，不仅可以对清朝制度运转及其政治精英形成更有效的历史反思，从本土化的视角看待少数民族与边疆社会的管理与组织及其区域社会本身，也才能更完善和整体化。

注释：

① James Hevia， Lamas， Emperors and Ritual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Qing Imperial Ceremon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993， 16， p.247.

② 《清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7“道光二年六月己未”条。

③ 《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9“道光二年八月庚戌”条。

④{12} 宋廷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82―84页。

⑤{14} 那彦成：《平番奏议》，兰苑阿公司1823年版，第7―8、19页。

⑥ 仁青卓玛：《七世达赖喇嘛致三世察汉诺们汗文稿考述》，《档案》2013年第2期。

⑦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⑧⑩ 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⑨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42《理藩院・典属清吏司・旗制・青海》。

{11} 《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18“嘉庆八年八月丙寅”条。

{1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93《理藩院・禁令・内蒙古部落禁令》。

{15} Kelden Gyatso， Yab rje bla ma Skal ldan rgya

mtsho’i gsung ‘bum， vol.1， 青海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6} Sum pa ye shes dpal ‘byor， Mtsho sngon lo rgyus tshangs glu gsar snyan zhes bya ba bzhugs so （Zi ling： Mtsho sngon mi rigs dpe sgrun khang， 1982）， pp.47-48.

{17} Brenton Thomas Sullivan， The Mother of All Mon-asteries： Gǒnlung Jampa Ling and the Rise of Mega Mona-steries in Northeastern Tibet， Virginaia PH. D， 2013， p.126.

{18} Brag dgon pa dkon mchog bstan pa rab rgyas [Drakg. npa]， Yongs rdzogs bstan pa’i mnga’ bdag rje btsun bla ma rdo rje ‘chang ‘kon mchog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o zhal snga nas kyi rnam par thar ‘dod ‘jug ngogs， p.164.

{19} Gray Tuttle， Challenging Central Tibet’s Dominance of History： The Oceanic Book， a 19th Century Politico-Religious Geographic History， In Gray Tuttle ed. 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Knigswinter， 2011， pp.168-169.

{20}{21} Dbal mang dkon mchog rgyal mtshan， Rgya bod hor sog gyi lo rgyus nyung brjod pa byis pa‘jug pa’i ‘bab stegs， In Dbal-ma dkon-mchog-rgyal-mtshan，d reproduced by Gyaltan Gelek Namgyal， vol.4 （nga）， Delhi： New Laxmi Printers， 1974， p.564， p.656.

{22}{23} Brag dgon pa dkon mchog bstan pa rab rgyas， Mdo smad chos ‘byung （Deb ther rgya mtsho）， Zi ling： Mtsho sng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7， p.271， pp.272-273.

{24} Yongs ‘dzin blo bzang mkhas grub rgya mthso， La mo tsha kan hu thog thu bla rabs kyi lo rgyus mdor bsdu， written by A lags bla ko ‘jigs med ‘phrin las rgya mtsho， PRC： Publication details uncertain （date： 1927-46？）， pp.252-261.

{25} 欧立德（Mark C. Elliot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欧麦高（Max Oidtmann），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美国华盛顿；美国乔治敦大学卡塔尔国际学院，卡塔尔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