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龙脊的最后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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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士塔格会有第二条登顶路线吗？Jon Otto、Daniel Mazur和Walter Keller 相信会有。1995年Daniel Mazur 的朋友 Dan Waugh 走过了东山脊附近的Kuksay冰川，给Daniel Mazur看过照片,他就开始研究攀登的可能性。他们写信给对这一区域有研究的日本高山俱乐部的成员核实这条路线是否有人已经攀登过。后来终于确定这仍是一条未登路线；1998年，Jon Otto、Dan Mazur、Olivier Raimond和Richard Bothwell尝试东山脊，最后由于天气和登山许可的问题，改爬了6150米的吐尤克（Tokoruk）山。

谁将是第一个飞越这条被称为“帕米尔龙脊”的路线的人？2000年7月15－17日，Jon Otto和他的队友在攀登“帕米尔龙脊”路线时经历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三天……

众所周知，在高海拔，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变得至关重要。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情，诸如烧一壶开水，这是登山者赖以生存的，都会显得非常吃力并且要消耗相当多的时间。

我们携带着九公斤的电脑、卫星电话设备和电池经由未登路线登顶了中国7546米的山峰，我们把太阳能电池板绑在某一个人的背包后面以持续充电，有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电脑冻在帐篷中的冰冷角落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高海拔，用阿尔卑斯方式攀登一条高难度的新路线，和处理所有其他必需的登山事务的同时。这是现代技术的奇迹！

我们在登顶的那几天（7月15～17日）和山下失去了联系，后来我才知道那在朋友、家人和帮助我们组织攀登的登协中引起了很大的担忧。攀登结束回到喀什那天，我甚至因为引起这么多担忧而受到责骂（这个词用在这里但愿不会冒犯很多人）。他们认为我们可能遇难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甚至在筹措资金组织救援。

不像Mountainzone网站最后报道的那样，我们7月14日整晚都没有冲顶。我们的网站报道大约一个小时后，云卷过来，开始刮风。这不是个适合登顶的夜晚。慕士塔格的天气永远不会保持连贯，而像个不停变幻的魔鬼。想想看，刚刚我们还处在一场暴风雪中，第二天一早天却晴了，我们一下子拥有了一个整个攀登过程中最好的天气。我们上午11点出发，这对于登山来说是太迟了。在东壁攀登了六个小时后，我们才上升了300米。这段路上的雪比从下面看起来要深，是雪厚冰薄的地段，冰像碎瓷片一样。以多年在美国东北部攀登的经历来看，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冰况，冻得这么结实，却这么容易碎。

那个晚上，我们在东壁雪坡中间原来的位置扎营，挑选了一个比较安全、没有雪崩危险的地点。我们挖开一条裂缝作为扎营地点，一半位于裂缝里一半位于裂缝外，这花了我们好几个小时。我们希望裂缝高高的厚墙保护我们免受雪崩的侵害，在这里扎营，雪滑落的时候能正好越过帐篷。这次我们并没有过多考虑雪崩，仅仅假设那天晚上会下雪。我们的位置正好位于7450米的下方，顶峰的岩石悬在头顶上，岩石上众多的雪檐好像扣在头上的帽檐。这些天我们都在眺望这个景色，现在它就近在眼前。我心里充满了期待，但是每当提到顶峰时我总是说“假如我们登顶……”而不是说“当我们到达峰顶……”，在这样的高山上，未知因素太多。

这个晚上我非常累，我们都非常累。我们的气罐快完了，食品几乎耗尽。经过好多天，我们的睡袋都湿了，不再柔软。Walter和我都羡慕地看着Dan，他有一个露营袋。我们穿着所有衣服爬进睡袋，当太阳隐入群山之中时，外面的气温就会急剧下降。我们的计算机设备都在背包里，是啊，我想要是能打个简短的电话就好了，可那时我们已经把该干的事都干完了，拉开帐篷把卫星电话从冰冷的背包里拿出来再架好绝对不是个好的选择。我对自己说，早上再打吧。我尽力让每个人在这个海拔睡得好一点，说老实话，我认为能休息好对明天的冲顶是最重要的。

晚上，搭好帐篷钻进去后的一般程序是这样的：钻进睡袋，捂暖脚指头，然后化雪烧水。第一壶水烧开留着喝，下面的都是只烧成温的以节省燃料，在这个高度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冰重新变成水。大家都不怎么饿，我好像吃了一小袋生的速食面，那个晚上基本没摄入什么热量。我用了个小便罐子小便，然后枕了个隔开的垫子就睡了。

这天是7月15日，我们的营地就在峰顶下面。我们至少比计划晚了一天，补给队伍的对讲机在五天前就坏了，尽管我们每天的行程在Mountainzone网站上有报道，但是我们的补给队伍没有电脑没法上网，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和进展情况。我们都祈祷明天是个持续的好天气，至少能坚持到登顶，让我们有时间下到传统路线的那一侧。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醒得很早，大家都自觉做好出发的准备。天气还不错，至少头天晚上没下雪。Dan在说胡话，Walter和我立即意识到他的情况不好，昨晚Dan的大脑受到了更大的伤害。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Dan是我们最有经验的高海拔攀登者，我们那时候的高山经验和他都没法相比。Dan当时说“我的腿动不了了，我可能要死了”，或是类似的话，我记不清了。我对这恐怖的事情有一定的精神准备，尽管没什么经验，可我也知道这是大脑血管被阻的症状，这影响了他的语言能力，进一步影响了他的推理能力，就好像受到了撞击一样。吃了药又喝些水之后，Dan好一些了，他自己穿上靴子系上鞋带什么的。最大的问题是高山病是否影响了他的体能，在这个海拔，任何一点体能的损失都可能致命。他还能爬吗？为了防备不测，Walter和我分担了我们能负担的他背包里大部分的重量。

Dan的确是个强壮的登山者，我看过他在很恶劣的条件下的状况。假如Walter或我在这种状况下可能就倒下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做到像Dan那天做到的那样。不管怎样，那时Dan处于一种思维不太清晰的、有潜在致命危险的状况中。

7月16日早晨，我们在晴朗的天空下缓慢地踏上登顶之路。Walter趟过深雪走在最前面。Dan的高山反应明显地影响了他的行动能力，但他仍然迈着稳稳的步子。我们终于到达了顶峰下15米高、80度角的一处岩石下面。我和Walter交换位置，我开始领攀，我试着背着包爬这个岩石，但实在是太痛苦了，我甚至无法离开我们站立的平台，于是我卸掉背包，在比较坚硬的一侧开线，另一侧则是软雪。放置保护点很难，岩石上几乎没有缝隙，有一半的保护点都脱落了。我在心里说，“千万别掉下去”，然后很快通过了那个不太长的难点。这种想法是种命令，而不是希望―绝对不能坠落。我终于从东山脊的阴影中翻上了洒满阳光、大风呼啸的顶峰山脊。Walter也沿绳子爬上来，帮我一起把三个背包拉上来。

在这里我们犯了个错，我们很快就发现Dan已经搞不清楚怎么把包系到绳子上拖上来。我只好大声喊着告诉Dan，让他别管包，先自己上绳上来。Dan安全地带到上面以后我就可以下去处理包。

探过山脊后，我看见Dan拿着我的包在打晃，他向后失去平衡晃动起来。不知什么原因，Dan和我的包没有连在任何保护点上，也可能是他解开了，想自己用上升器攀登。下面的瞬间就好像车祸撞击时整个生命有可能永远改变：Dan滑落了，头朝下落下了几乎垂直的陡坡，翻着跟头滚下去，还带着两个背包（他还背他自己的背包，抓了我的背包）。我只能在心里喊出：“停，停，停……”，他终于停下来了，停在与我们昨晚的营地海拔高度差不多的地方，在往前几步就是一个深达1000米的冰雪崖. 我赶忙放下所有的绳子，下降到Dan的身边。令人惊奇的是，Dan竟然没有受伤，包也没出问题，只是雪坡上被划出了几道痕迹，那是坠落时背包滚过的印记。我们喝了点水，吃了些能量棒，“放松”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这次我让Dan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最后，我们和包终于都上来了，离顶峰只有几分钟的路了。在这次登山中，我头一次感到双腿极其疲乏，只想下山。我心里说，东山脊是攻克了。我们成功了！真正的顶峰就在前面几米高的地方，只需要象征性地走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振作精神大张旗鼓地走到最高点，拍下胜利的照片。可惜的是，数码相机冻住了，也没电了。

下降又是一次长途跋涉的开始，永远无法避免。硬壳下面却是软雪，算是慕士塔格的另一个奇异之处。攀登还远没有结束。当我们离开顶峰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尽可能下到海拔低的地方去，一方面因为Dan，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已经落后于原定计划了。

我们不停地走，终于在暮色中看到一顶双人帐，原本以为那有6800米，可实际上只有大约7200米。帐篷里没有人，要支起我们那已经冻住的帐篷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打算占用它。

这是我度过的最“亲密无间”的一个夜晚。三个大男人挤在一顶二人帐里面，Walter仰面躺在中间，Dan和我侧着身子，胸部顶在Walter肩膀，腿绕在他身边。Walter说他半夜试图动一动，但是被Dan和我紧紧顶着根本没办法移动，只好像沙丁鱼似的挨到天亮。我们搭了两条薄睡袋在身上，那天晚上我被冻得哆哆嗦嗦，一直企盼太阳快快升起。我敢肯定，那一夜我们没有被冻坏的惟一原因就是我们紧紧挤在一起互相为对方取暖。最后，天色逐渐亮起来，我们终于解放了。剩下的燃料还够烧一升水。这么点水在这个海拔肯定不够，所以早上我们都开始口渴。早餐就是三根糖棒。今天，我们必须下到大本营。

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帐篷的确是被遗弃了。这是一支沿传统路线攀登的斯洛文尼亚登山队的，我们离开的那天他们到达了传统大本营。两个斯洛文尼亚队员在这个帐篷住了四天，就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放弃而下山了。有一个人冻伤了腿，最后没能下去。他肯定尝试了很长时间，在慕士塔格的大雪坡前终于崩溃了，没有到达更低的营地，最后被大风雪吞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只是在到达大本营时才听说了整个情况。就在我们成功的同时，另一个悲剧发生了。很多时候，这就是登山。

我们继续在慕士塔格漫长的缓坡上跋涉，非常羡慕那些有滑雪板的人。三周以前，当我们滑雪走这条路时只用了这次十分之一的时间。随着高度的下降，Dan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清醒，体力也逐渐恢复。当我们到达C1营地时，那里有二十多顶各色的帐篷，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像被棉花堵上了一样。两个法国攀登者尤其友好热情，给了我们几壶热茶。那是我今生喝的最解渴的茶水。

我们在晚餐时间到了大本营。当我们吃真正的食物时，我的身体开始提醒我它是多么地缺少能量。每一块肌肉都是疲惫的，一丁点都不想动。我让自己的肌肉处于超负荷消耗太多天了。而且，营地的氧气充足，不再会有身体上精神上极度地挑战，我忽然特别渴望睡眠。

我们的后援队，包括Lakpa、杨立群、还有Anne，正在20公里外的卡拉库里湖等待我们。我们今天必需赶过去，要不他们太着急了，可能会在第二天早上离开，也许会以为我们再也不会出现了，也许会组织救援行动。简单的晚餐之后，我们上路了。又走了好几个小时，驴子驮着装备，带Walter的摩托车撞坏了，还好没受伤，最后又找了辆吉普，第二天凌晨3点30分到达卡拉库里湖。我们的后员队伍正在那里等我们，准备那天早上开始去找我们了。我们还算顺利，只是晚了两天。

登顶前后,在我们与外界失去联系的三天里,出现了援救我们的快速计划。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知道的。我在北京大学学中文时结交的几个北大山鹰社的至交好友准备飞到喀什,然后徒步到山下搜寻我们,这些朋友都是我作为山鹰社成员在1991年夏天第一次攀登慕士塔格的队友。如果在这样的高山发生任何意外,找到我们的可能性实际上几乎为零。但是,他们的行为至今珍藏在我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