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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艺术界,张子康与他的团队已然成为一个“传奇”。他们塑造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学术水准的中国第一所民营美术馆―今日美术馆,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物,是中国艺术界正在上演的一出有声有色的话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美术馆,不断演绎着关于当代艺术的事件与事物,无论陈述也好,隐喻也罢,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件最具规模、最具“当代”意味的中国艺术作品。
做大事业,形诸所以,必然劳累奔忙。故此,古语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说。因为,俗累谁也逃脱不掉,只要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的模样,这个世界的塑造方式,以及世界之所以塑造成如今这个模样,作为个体的人就注定要以“俗累”作为代价。即使像弘一法师这样的人,也是必然要经过李叔同的阶段。而且,即使已然成为弘一法师,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时常受到李叔同一样的困扰。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永远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永远要融汇于世界与他人之中。然而,在张子康笑眯眯的脸上,却从来看不出有什么为难着的事,甚至从来不悬浮着困惑与迟疑。张子康为人,总是示人以微笑,示人以随和,示人以质朴,看上去不动声色,看上去低调本分,但是,温文尔雅的他胸罗万有,甘淡若饴的他具有强大的内心。面对事务,身兼数职的张子康不过是视繁若简,食苦如甘,以平常心打磨他心中的理想世界。这是其人生观与价值观使然。表面上,他似乎每日穿梭于艺术的各类“场子”之间,其实他内心深处更在于“此在”之外。
在艺术被职业化的今天,关于生命状态与人文品质原本自然而然的一些存在,却容易成为被严重忽略的因素,尤其是后者。苏轼具有忧国忧民的情结,以“经世”思想投入到政治改革运动之中,但他不乏对生活的热情,不仅吟诗作文,还游兴字画,竟然还文人“贪玩”似地提出了“士夫画”一说,其艺术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绘画基本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对于艺术从业者而言,生存形态与艺术活动都是人生的载体,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一种汇合,相互之间不可割裂开来。然而,当下中国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艺术人群,他们大多有些艺术实践能力,但因为丧失独立思考的品质,丧失了明德修身的责任感,甚至丧失了对于人文精神的深层理解与体味,而忽略诸多可以历练的机会,他们煞有介事地认为“艺术”才是唯一“高尚”的事业,其他都是“俗务”。以至于做起艺术来,要么套用传统样式,要么追求视觉上的鼓跃与刺激。前者因为热衷于表面文章,而往往对于笔墨的理解狭隘而局限,无法认识其内在的审美价值。由此,批量了大批照猫画虎者;后者把追求图像的花样翻新、翻云覆雨作为“时尚”,视生命状态及其人文属性无关紧要。此类型,数典忘祖者亦大有人在。其实,追求如此或者有如此追求的所谓“艺术家”,所谓“名家”,要么不过是贪恋过小日子,守着自留地沾沾自喜;要么草莽盲从,装腔作势,看看他们的所谓“事业”,往往肤浅、粗鄙得一塌糊涂。藉此观之,在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子康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富于担当意味的―虽然他和他的团队最初并不一定考虑这一点,但的确会为这个时代涂上一抹浓重的亮色。
对于工作与爱好之间的关系,子康说过这样的话“总体上我不会放弃我的艺术之梦”、“但我觉得同样能找到做艺术家的乐趣的时候,理想也会转换”。可以说,创造了传奇并仍然在续写传奇的子康,真实的内心深处对于人生的理解与修为更在于“此在”之外,更在于山水之间,水墨画才是他穿梭于“此在”之外的隐居之所,一旦站在洁净的四尺素宣之前,人生的劳碌奔忙与酸甜苦辣便化为纸上烟云了。
当然,子康笔下最擅长的是山水,花鸟与人物则偶尔为之。他早年即沉迷绘画,那时候毫无章法,一任兴趣所致;大学时期则专修中国画,便开始钟情于笔墨纵横的山水林泉之妙;后来又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山水工作室进修,得到了一流专家的亲授与指点。如此这般,都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创作中,子康无意于程式化的工整表述,也无意于求异求奇的新潮炫示,他崇尚自然而然,随性而发,稍有兴致,拿来便画。他更在意画面上的温润中和之美,他的山水始终保持了写生般的生动感。画之所以为画,实如人之形貌性情,应该各有风范,各有特色,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生动感”。杨维桢、徐渭、傅山、、石涛、梵高、毕加索、德库宁等,其艺术,其人生,都有生动感,所以我们至今对他们念念不忘。子康深具“别构灵奇”之质,他不论如何去画都不保守匠气,怎么画都鲜活明朗。
子康山水完全遵循中国画的造境手段,抛却那种在二维空间中制造三维幻觉的机巧,而以平面化方式来体现山水景致的深远之境。而且,他手感颇佳,信笔由之,起行使转,而自有一种优雅与抒情出来。毕竟,心中富藏丘壑,笔下自有烟霞,无意于佳,却得佳趣,不激不厉,风规自远。
如今的子康仍在忙碌,但是,我坚信,于“此在”之外,在人生与艺术的交汇处,他必然会自蓄江湖,最终生发出一片自然练达的艺术田园。他举重若轻的做事原则,中西兼备的宏阔视野,不仅丰富他的人生阅历,也必将推动与滋养他的笔墨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