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文人书法(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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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书法也好，绘画也好，其实都是表现文人学养的。大概从北宋起，文人的、民间的与宫廷的这三种审美类型已经独立起来。文人书画得以成立的特质在于文人学养，因而历来都倡导文人要加强修养，认为书画是学养的反映，“凡古人书画，俱各写其本来面目，方入神妙”（钱泳）。高人雅士，笔下必现醇洁；寒儒酸腐，纸上难免蹇迫。细细说来：修养身心，以高其情；读书万卷，以扩见闻；行路万里，以营丘壑；饱览名迹，以挹芳华。一言以蔽之，前人总是把文人学养归结为“人品”两字。文字虽然简洁了，却往往引发了不少歧义，到底什么才是人品？黄山谷称赞舂陵周茂叔，说他“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说得多好！“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谓是“人品”两字的真义切解，愿与读者诸君共勉。当今书法创作的文人化倾向，正在越来越普遍地引起关注，本刊特辟专栏讨论“文人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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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任何一种艺术门类，只有文人介入参与创作和品评，才能提升其品位，从工匠的层面跃升为艺术的境界。明显的例子是绘画，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彩陶时代就已经有了较为可观的创作，而只有到了东晋前后才开始有文人介入创作和品评，号称“才绝”的顾恺之不仅创作有杰出的成就，所作画论也有相当的地位。当时的山水画刚刚兴起，可以设想其创作无疑是相当稚拙的，但文人逸士的宗炳和王微却以文人的眼光去品味山水、品味山水画，所著画论至今被山水画家列为楷模。正因为如此，传统画史名著如《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等，实际上是从魏晋开始写起的。书法的情形与绘画相似，也是在汉末魏晋之后开始有文人参与创作和品评，崔瑗、赵壹、蔡邕、索靖、卫恒等撰写了足以沾溉千古的书学论文，崔、索二家的书法创作的成就也是杰出的。以文人的性灵，以文人的情趣，以文人的品格，以文人的修养参与书画创作，这才使得书画迥出于庸工之上，故其抒写性情、展示个性，悠然兴起玄远幽微的思致，脱离世俗尘垢的羁绊，自能引人入胜，与哲学、文学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基石。
绘画自北宋坡创“士夫画”之论，明末董其昌有“文人画”之论，民国年间又有陈师曾推波助澜于后。于是，“文人画”蔚为大观。既有“文人画”之说，而“文人书法”之说却历来语焉不详，今试创“文人书法论”，略申其说于次。
一、论文人书法之文人
文人书与文人画一样，“文人”两字到底当作何种解释，何谓“文人”，“文人”到底是在哪种层面上与“工匠”拉开距离的，历来众说纷纭，今试为之说。
（一）何谓文人书法？
即书法中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表现文人的性情，在书法之外看出许多文人的感想。譬如诗文，有许多真义在字里行间之外，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暗寓褒贬，又岂仅仅是编年的历史事件所能概括的？倘若点画只是点画，结字只是结字，章法只是章法，便不知不觉地着了魔道而不自知，不得称之为“文人书法”。
或谓，书法皆自出文人手笔，书法当然是文人的，不称文人书，另有他说欤？此论似是而非。绘画自魏晋以来，岂不多出自文人乎？试看，阎立本官至右相，非文人乎？郑燮号称三绝，非文人乎？王维之诗文冠绝古今，非文人乎？然则，坡、董香光、陈师曾等何以又创立文人画之说且申之再三，何也？以绘画在描形绘影之外，含有一种“别样的趣味”更加引人注意，而世人习焉不察，或知之而不详，或心知其是而口不能言，于是画者在歧路用功，观者于形色之间考究。这一种“别样的趣味”，正是文人的趣味之所在。书法也如此，在格法之外，更有进一步追求的艺术思想，即常说的“功夫在诗外”、“功夫在书外”，这正是文人书法的宗旨之所在。这“别样的神韵”，前人或称神采，或称风韵，或称丰神骨气，或称气韵，其实都是一样的，即是文人书法孜孜追求的“神韵”。
历史上的“经生体”、“台阁体”都是文人所作，现存经生抄经的数量不能算少，视其格法，亦不可谓之稍逊，而论其神韵，较之二王风流，相差几以千里计。虽可以作为学书的入门之资，而其神韵有亏，则不入文人品藻，不能归之于文人书，明矣。论台阁书，并非一无是处，但与经生书一样，格法有余而神韵全亏，此理历来有评说，今只取周星莲之说为证：“近来书生笔墨，台阁文章，偏旁布置，穷工极巧，其实不过写正体字，非真楷书也。”连“真楷书”都不是，遑论书法为何物？既无文人的性质，也无文人的趣味，便不得称之为文人书法，历来的品评家也都鄙而弃之。类似于经生、台阁的例子，典型的还有唐人“官楷”及宋代“朝体”等，恐不在少数。虽仅举经生体与台阁体两例，然放眼古今书坛，号为书家者，号为文人者，难道真的脱离经生、台阁之工度了吗？真的都能得文人书法之真义吗？举例虽微，可以推及其余。书法当然是写字，但写字不全是书法。古人的字迹可以作为书法创作的参考，但不能把古人字迹都当作书法作品看待。是以说，文人之手笔，未必都能归入文人书法。
（二）何谓文人？
历来论艺术之“文人”两字，多语焉不详，异解纷呈。以我们所见，文人至少应当符合这样的三个要点，哲思、文思、情思，我们称之为“文人三思”。之所以刻意强调“思”，“心之官则思”，思即思想、思维，是说文人与非文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着眼于人文精神的层面。
所谓“哲思”，就是脱离具象的一种抽象思辨，又以这种抽象的思辨去看待具体的物象。传统的诸子哲学，以智慧为基础展开，主张中庸，即恰到好处，并不专主极端，比如阴阳并不单独存在，而是在相生相克中体现出来，五行如此，八卦也是如此，老庄玄学禅学的思路也莫不在其中展示其魅力。转化为艺术美学，大到气韵、格调、风度，小到笔法、墨色，莫不追求在相生相克中的和谐中庸。李阳冰论书说“吾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平常文士见天地山川只是天地山川，而李阳冰者却悟得方圆流峙之常，非哲思而谓其何？不识传统哲学，终生不能入艺术殿堂的门槛，这是文人艺术的第一个前提，也是艺术范畴内对文人的要求之一。唐人刘知几曰“史有三才，才、学、识”，“以识为先”，清人袁枚以为“诗亦如之”，则以此论书，当亦曰“以识为先”。
“文思”当然是针对诗赋文章而言的。诗赋家的趣味、感想无非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中引发开来，或比或兴，感喟天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王安石见墙角数枝梅、坡夜游赤壁、朱熹谓天光云影共徘徊，均非奇异僻见，然非此诸子不能有兴寄，非此诸子不能道其兴味，这是诗赋文人的特质所在，而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精擅于此。前人论书，或谓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或谓见担夫争道，书艺由此大进，无他，皆由其人文思之盛也。上流的书家均擅诗，“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或谓张旭作，或谓蔡襄作，虽不敢必定其一，然能作此诗者，其书法必不平庸，必非平庸之辈所能梦想，想必众口不能有二辞。
“文思”主兴寄，“情思”主韵味。有兴寄无韵味者，纵能成就一首好诗，但不能成一唱三叹、绕梁三日；有韵味无兴寄者，终嫌空疏浅薄。柳三变词“杨柳岸晓风残月”，有情思，韵味隽永，但无兴寄，终是花间柳月；王摩诘诗“清泉石上流”，有文思，有情思，兴寄韵味，水融，终成上品篇章。文人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云：“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文人之情出于天然者多，得于诗书者少，故略仿《沧浪诗话》云：诗有才情，非关书也；诗有才情，非关理也。诗文辞赋如此，书法绘画岂不也是如此？
文人之思，虽多从读书而来，然实本于天资，以读书纯其天资，以读书正其天资，以读书化其天资，以读书全其天资，故曰：读书以极其致，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致，又一事也。二者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虽皆谓文人，但以读书为其极致者断不能成其为艺术家，可断然而言也。
以正史为例。《后汉书》有《儒林传》，有《文苑传》，有《独行传》。儒林者，是过去的经学家，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专家学者；文苑者，文章诗赋家之谓也，即今天所说的文学家、诗人墨客；独行者，特立独行之士，不以世俗褒贬为怀，不以庙堂忧乐为意，友梅竹而餐烟霞，即今天所说的隐逸之士。书画艺术中所说的“文人”，以文苑为主，兼及独行。
儒林学者以经天纬地为务，视艺术为细事，往往不屑一顾。程颐论张旭草书，为之惋惜不已，认为用这等的功夫才情去从事正经学术，所得必不寻常，作文已害道，更何况壮夫不为的书法小道？即为之，以“成教化，助人伦”为宗旨，政教的需求超过艺术的范畴。较之于文人书画，毕竟板着面孔的时候较多，可近而不可亲，与文人书画抒写性情、展示个性有着相当的距离。以颜真卿为例，颜真卿立朝正色，临大节而不夺其志，凛凛然为天下砥柱。颜书格法森严，气象阔大，一如其人。然文人书家多不许可，李后主、米芾斥之为叉手并脚的一介田汉村夫而已！欧阳六一、坡虽尊之，而以为即使颜真卿不善书也是值得珍重的，其间亦隐有微辞。欧、苏近于儒，其言温润，他们感兴趣更多在于颜真卿的一腔天地正气，以人品书，着眼于道德修养的标准；而李、米近于文，其辞多放，直言指斥，骇人听闻，着眼于艺术情味的标准。其实欧、苏与李、米一样，他们所具有的文人趣味，与正派儒家有着很大的区别。
文人书与文人画一样，所谓“文人”两字多近于诗文词赋家，重才情、重天资、重灵悟，而不是近于儒林学者，斤斤于寻章摘句，索隐考据。学者字虽有可宝贵之处，然既非艺林之上品，亦非文人书画的趣味所在。
文人书画之“文人”虽近于文学家，然以其多为经学出身，进则安社稷，故多堂庙气，退得处江湖之远，故多山林气。文人书画家既不过于堂庙，否则必致鄙弃艺术，以为君子不为；又不过于山林，否则终日悠游，得天地之祥和，得大道之滋润，又何必为艺林细事所累？文人书画多走正儒道之间而稍偏于道。堂庙气于书法多得博大沉雄，山林气于书法多得安和简淡。博大者必以安和出之，否则与呐喊无异；安和者，必以博大为底蕴，否则以姜白石歌词之清真逍遥，论者或以空洞无物以责之，遑论其余？是以文人论书以博大安和为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