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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70、80年代开始,新诗危机越来越显著,本文对近三十年来新诗“散文化”进行了概略简述。
关键词:新诗;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13-01
慨叹“无人读诗”、“诗集卖不出去”、“新诗危机”、“新诗路在何方”等等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90年代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后的社会,现代新诗创作已被人们放逐,刊物给予新诗的发表空间也越来越少,新诗集的出版数量远不及小说等其它文学作品。到了新世纪的网络时代,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网络诗歌五花八门,令人摸不到新诗的艺术规则,良莠不分、好坏难辨,无形之中又对新诗多了几分误解与指骂。新诗疏离读者,读者从新诗逃逸,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特别关注的地步。笔者考察近三十年公开发表的文章发现,新时期以来,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新诗“散文化”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对新诗“散文化”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另一些研究者从积极的意义上建构完善新诗“散文化”的理论内涵。对于新诗“散文美”,有的研究者将其与“散文化”对立起来,加以肯定。
从近三十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新诗“散文化”研究的数量并不算多,有60多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的相关文章是前二十年的三倍。可见新诗“散文化”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三十年研究者对新诗“散文化”的研究可以从两个阶段进行评述。
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者比较激切、旗帜鲜明,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总结:
一、反对新诗“散文化”,提倡新诗“散文美”。研究者们所反对的新诗“散文化”主要是指诗的散漫、不凝练,无韵律、无节奏。他们提倡的新诗“散文美”所指涉的涵义是内容形式上自由、语言口语化,而又讲究诗的节奏和韵律之美。
二、认同新诗“散文化”,积极建构完善其诗学理论。研究者对新诗“散文化”肯定的方面是:散文的内容、句式可以使诗歌表现形式自由、灵活、多样,散文语言的口语化可以使诗歌表达晓畅明白,诗的节奏完全听凭情绪的书写而形成自然的节奏可以更好地表情达意。
三、将新诗“散文化”与新诗“散文美”等同。丁芒在《从新诗散文化到建立新诗体》一文中认为,主张新诗“散文美”就是提倡新诗“散文化”。丁芒对新诗“散文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主张诗的散文美,主要是反对诗的音乐性。丁芒极力反对新诗“散文化”,提倡“格律化”。他认为: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比散文要求更高的文学样式,诗如果“散文化”,是一种降格,一种退化。
四、既反对新诗“散文化”,也反对新诗“散文美”。周仲器在《评丁芒的新格律诗观》中认为:诗歌和音乐总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忽视这种特点,在诗歌创作上,提倡什么诗的散文美,甚至等而下之把诗歌散文化,只会妨碍诗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作者赞赏丁芒的新格律诗观,提出当前的任务是:既要支持写自由诗,又不鄙薄写格律诗,并大力提倡写新格律体诗。梁锦茂在《诗的“散文美”新辩――当前新诗发展趋向之弊谈》一文中对新诗“散文美”作出进一步的批判。作者认为对于新诗“自由体”应该在诗的规律上不断去完善或规范它。
新世纪的有些研究者着手国外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研究,他们试图寻根溯源,发现中国新诗“散文化”的症结所在,探求“散文化”的本来面目,反思误读给中国新诗发展带来的弊端。如,王珂在《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和《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新诗草创期的误读》两篇文章中认为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误读,导致了自由诗在20世纪的泛滥,严重影响了新诗的文体建设。王珂同时也探索了东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他在《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大。泰戈尔强调诗的哲理性的诗观和散文化式的诗体方式,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中国新诗人也误读了泰戈尔,以为他写的都是无韵诗。
新世纪更多的研究者转向对现代的一些著名新诗诗人及理论家和一些诗派的研究,通过对其诗学观的阐释,意在给当代诗坛以启示:新诗诗学该如何完善,新诗诗体该如何建设,新诗今后该如何发展。研究者们研究较多的新诗诗人和理论家有:废名、艾青、何其芳、朱自清、周作人、沈从文、闻一多、郭沫若、梁实秋等。这些早期新诗理论家对新诗“散文化”不利的一面十分清醒,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对新诗的良性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正是当代诗坛应该借鉴的。
在纠正新诗“散文化”弊端的方式上,研究者们大多主张在音乐性方面下功夫,要求诗歌注重外在的韵律和节奏。也有不少研究者主张在现代汉语的诗性上加强建设,一些学者还试图寻找现代汉诗与古典诗歌的理论对接,希求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来改变新诗中的“非诗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