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薅草锣鼓歌的生存环境与艺术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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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草锣鼓歌是土家族先民巴人遗留下来的一种极具宗教色彩的古老唱腔,在历经世代的传承和发展中,增添了无数鲜活的内容。共曲牌多样,主要有武锣鼓、文锣鼓、夹锣鼓、叫歌锣鼓之分,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音乐艺术景象。即便在今天,它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底蕴,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和审美情趣。通过对它的研究和学习,欣赏与品味,对认识和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以及民族品性等都十分有益。
土家族人散落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接壤的地带。这里崇山峻岭,连绵起伏,河流纵横,交织若网。由于山势险恶,交通闭塞,自然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直接影响着土家族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土家族独具特色和地域风情的民族特点。在以集体和群团为主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和出现了薅草锣鼓歌的音乐表达方式。薅草是劳动人民在进行农事劳作中一件不可少看、忽视、马虎的大事,在深山薅草,由于山高人稀,野兽出没。土家族就以集体、群团式的方式开展薅草劳动。鸣鼓、击锣既可以驱赶野兽,防止对人和农作物的侵害,也发挥着鼓劲、催工、解乏、提效、抒志的积极作用。
薅草锣鼓歌在土家族聚居区普遍存在,是在薅草、插秧、挖土等生产劳动时,进行表演和演唱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它也叫“薅草锣鼓”、“栽秧锣鼓”、“挖土锣鼓”。它既是土家族人的一种生产习俗,也成为土家族音乐文化的一种表现。2005年,被四川省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薅草锣鼓歌的生存环境
关于土家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认定。一种以已故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光旦为代表。他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指出:古代巴人活动区域内的有些地名、人民和族民,是土家族自称“毕兹”的对章或转音;巴人崇拜白虎的习俗与土家族相同,巴人的主要姓氏与后土家族的某些大姓有沿袭关系;个别巴语词汇仍保存在今土家族语中。另一种说法认为土家族是古代今湘、鄂、川、黔、贵交界接壤区域土著居民和以后进入此区域的巴人、汉人融合而成。今湘西龙山里耶、泸溪浦市一带是最早的土著先民居住地。土家语地名“墨盆”是开天的意思,“里耶”是辟地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地方是土著居民最早开辟的。土家“梯玛”(巫师的称谓)神歌唱词中提到民族迁徙地名,基本上符合今土家族人散落居住的区域,楚灭巴后流入五溪的巴人和五代时入住湘西的彭氏族,同当地最早的土著居民融合为土家族。两种观点和认定,各有理由和佐证。经笔者根据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及其发展历史的观察和分析,认为土家族起源于楚、秦灭巴后定居在今湘、鄂、川、黔、贵接壤交界地区的巴人。
土家族文化历史悠久,灿烂夺目,内容十分丰富。它涵盖生产、生活、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尤其以其独具民族风情和地域特征的各种音乐、舞蹈文化引人注目。土家族的“梯玛神歌”、“毛古斯舞”、“摆手舞”、“山歌”、“薅草锣鼓歌”等众多内容和形式的音乐文化艺术,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土家族文化耀眼夺目的光彩。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音乐、舞蹈、民间传说、美术、宗教、习俗都有极深的文化底蕴,无穷的魅力。
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传统,土家族也不例外。土家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共处,相互间的各方面交流比较频繁,因此,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近,其受汉族影响较深,逐渐融入有儒、佛、道教等色彩。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其先祖创造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原始宗教。土家族崇拜自然、信鬼尚巫和敬奉祖先。隋唐时期史书曾用“蛮俗好巫,每淫词歌舞,必歌俚辞”和“风俗陋甚,家喜巫鬼”等语,描述土家等土著人的宗教习俗。
薅草锣鼓歌的产生和形成,笔者认为主要与土家族聚居地域的自然生存环境和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和影响。据史料记载,人文与自然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起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它能派生出一部分文化要素,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选择。因此,许多音乐人类学家在描述某一族群的音乐文化时,会涉及该族群所生活地区的历史、自然环境、、语言、政治体制、经济形势以及服饰风格等。依据音乐人类学家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我们在探究土家族薅草锣鼓歌的艺术形态、音乐特征时,首先应当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与自然地理环境、宗教与信仰。土家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园中一个古老而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着悠久的灿烂历史、民族文化,其音乐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乃至世界人类音乐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自古以来,土家族人就居住在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种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着土家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据史料记载,土家族人除个体生产方式外,主要还是以集体和群团生产为主,这就为薅草锣鼓歌形成和产生,无形中提供了一个生成环境,也直接影响着土家族民族音乐文化的特点和风格。土家族先民的生产力水平极低下,面对崇山峻岭和森林密布的恶劣、艰险的生存环境,土家族人唯有采取集体或群团式的生产劳作方式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就为孕育薅草锣鼓歌创造了直接的经济基础联系。劳动创造艺术,艺术反映和体现民族的生产生活面貌特征,在薅草锣鼓歌这种音乐艺术形式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土家族对自然界的万物都视作神灵的产物,这样的观念,使他们普遍信仰各种神,也反映出他们在无力与自然抗争的情形下的一种美好心理愿望和期盼。通过薅草锣鼓歌的演唱和击奏表现,于是,有了薅草锣鼓歌中的“请神”、“送神”、祭祀等内容,是其观的具体表现。
二.薅草锣鼓歌的艺术特征
初期形成的薅草锣鼓歌在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眼里是土家族人民在劳动过程中进行宗教祭祀的一种生产、生活习俗,而在音乐学家眼里却是一种将音乐和诗歌相结合的音乐表现艺术形式。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以音乐说唱的方式反映出土家族人民独特的艺术创造性和过人的智慧。它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典型的山歌风格。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土家族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简单的击鼓鸣锣,而是对原有的薅草锣鼓歌进行改良和创新,在有规律的锣鼓点中配上生动、有趣、反映思想、情感内容的唱词,使音乐性逐渐增强,节奏、音律、演唱、和声等一系列音乐元素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改进。众人帮腔、锣鼓伴奏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汉族山歌演唱时的基本特征已十分吻合,这样,也显得比较丰富和生动,因此,薅草锣鼓歌彰显浓郁的山歌风格。作为一种在山野田间劳动生产时表演的歌唱形式,在传承中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和内容。演唱者进行的再度创作,极富表现性和感染力,唱词口语化,内容生活化,演唱个性化,使得薅草锣鼓歌在传承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了祈神驱灾,保佑平安的宗教祭祀功能,成为土家族一种粗放的、山歌色彩浓郁的歌唱形式。
2.浓厚的祭祀色彩。薅草锣鼓歌带有浓厚的宗教祭祀色彩。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初民是在一切之上,并要去控制自然以切实用的,然其控制方法,乃是直接去办,是用符咒以强迫风雨气候以及动物禾嫁等遵从自己的旨意。”土家族先民就是在艰苦、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中,借助他们对神灵对万物的控制以及自然的信仰和崇拜,运用实施画符,念咒的法术,采取所谓“压码子”、“枷土地”、“安山”等仪式,对神灵进行愉悦、抚慰,以求神灵对他们的保护,而实现心中美好的生产,生活愿望。在发展和历史的延续过程中,歌师已经不能同“邪巫”同日而语,他没有成套的法具,咒词以及法术的体系化,只是简单地挽几根草作结,用竹蔑夹张纸钱,简单地念几句咒词,而且当众念诵,既有公开性,所唱的请神歌、送神歌,也是当众而歌,大家既能听懂,也会唱歌,没有了神秘感。因此,歌师不能被看作是“邪巫”的替身,他只是薅草锣鼓的一个主持人,领头人。这些变化,使得薅草锣鼓歌在生态生成与功能逐渐变成“娱兴”或“催动”,但在当时土家族人生产力低下,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威胁着原始先民的生活情况下,土家族先民依旧信奉万物有灵,除了对他们认为能够领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超能力的“神灵”采取“迎合”或“抚慰”、“崇拜”等办法外,似乎别无它路可寻,薅草锣鼓歌自然就成为“娱神”、“悦神”这种宗教祭祀性活动的最佳方式。
3.巫傩文化的遗风。薅草锣鼓歌本身极具巫傩文化遗风,在演唱时,歌师和巫师一样,必举行祭祀仪式,虽有所不同,但不能完全取消。这种带有巫傩文化遗风的歌唱在演唱地点和形式上,结合了生活习俗和信仰特点,经过歌师们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和长期的艺术加工发展而成,通过挖土、薅草、栽秧等劳动作为载体,使用流传于土家族民众中的艺术样式,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薅草锣鼓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不失巫傩文化的遗风,保留着巫傩腔体的本色。比如,今鄂西长阳地区的土家族薅草锣鼓歌还保留着“傩愿腔”、“端工腔”。由于薅草锣鼓歌声腔中的这些特点,又使得它与当地民歌、戏曲和道教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薅草锣鼓歌咏落个伴奏以咏原生态的方式演唱,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发挥着众多的作用,但巫傩行腔的保留,使得这种艺术形式散发着古朴悠远的艺术之美。
4.高度的艺术之美。薅草锣鼓歌的唱腔古朴、丰富、曲牌多样,有武锣鼓、文锣鼓、夹锣鼓,叫歌锣鼓之分,呈现出缤纷多彩的艺术景象。它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底蕴;它娱人,娱神,既反映历史又体现生活,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它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传授生产,生活知识,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又能抒情达意;充分表达了个性之美;它教导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体现出人民执着的追求和理想,绽放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其唱腔节奏随着歌者的感情变化而起伏,优美明快,词句流畅,方整押韵,曲调动听悦耳,震撼心灵,在歌中它散发出泥土的芬芳,使人倍感亲切,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薅草锣鼓歌的音调,旋律丰富,变化多样,它与歌词结合紧密,演唱时一人启齿,多人帮腔,幽默风趣,通俗易懂。另外,还充分运用夸张、拟人、比喻等艺术手法,把演唱的内容表达得血肉丰满,生动异常……所有这些,使薅草锣鼓歌体现出高度的艺术之美。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本文系湘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审美特征研究 项目编号:05C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