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外国音乐理论精华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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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日至4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发起，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人民音乐》编辑部联合主办，郑州大学独家承办的“全国首届外国音乐理论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来自全国西方音乐史、音乐文献翻译、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作曲理论领域及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外国音乐名著翻译选题、音乐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的规范化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人民音乐出版社图书中心主任苏澜深首先介绍了中国音乐翻译的历史，他说：“我国的音乐翻译事业可大致分为辛亥革命之前、1949年之前、‘’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四个时期。 1949年前翻译出版音乐图书56种，1949年到‘’前有53种，1978年到1980年有3种，1980年到2007年10月有753种，现共有268家出版社出版音乐书籍。”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则审视了当前音乐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他谈到：“中国的音乐学在西学引入的广度和深度上，尚需加力。从已有的音乐西学引入成果看，系统性、经典性、严肃性和思想性均有不足――具体表征为，选题凌乱、欠缺规划、偏于实用、规格不一……”可以说“重视和关注音乐翻译是我们学术水平发展的标志。”（中国艺术研究院蔡良玉）

一、翻译选题的确立

一是以学科建设为目标。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建议“以各学科建设为目标、以急需或短缺的内容为优先、以英文论著为主，德文、法文为辅。”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从教学实际出发谈到：“在音乐美学研究领域，西方关于他律论的专著，原著一本都未翻译过来，这对学科发展是有影响的！”中国音乐学院杨通八教授也有相同的认识：“作曲是实践、运用性学科，作曲技术理论传到中国只有100年的时间，教材建设是很薄弱的，根据二手、三手材料学习对学科建设不利；对作曲技术理论的历史进行翻译是很有必要的。”二是关注学科前沿。杭州师大音乐学院教授王晡谈到：“音乐史学研究不断在进步，新的成果表现在史料的新发现、考古的新出土、研究的新进展中。音乐文献翻译一定要取新，关注最新的信息。”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建议参照三联的办法出一套音乐学术前沿经典系列。三是关注普及读物。余志刚教授建议做单卷本的音乐家传记系列，他说：“现在类似传记都是讲故事，价值不高；传记作者应是音乐家，应博学并有自己的思考。”四是术语学工具书。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谈到：“即将印行的《中国音乐大百科》中没有术语学条目设置，建议从MGG （Sachtitle）、New Grove Dictionary 中挑选出适应于我国国情的术语，组织德、英翻译力量，编译一本《西方音乐术语学手册》（不宜超过两卷）。”五是加强专题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译审刘红柱认为应该加强专题史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金经言研究员则认为既要搞专题研究又要兼顾各个学科。而王晡教授则对选题作了高度的概括：“选题要注重经典性、现时性、元基性、权威性、系列性、本原性。”最重要的是“吸收外国音乐理论精华为我所用。”（于润洋）

二、翻译规范的商榷

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教授谈到：“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信一定是首要的。”刘经树分析：“编译的概念于20世纪初出现于中国翻译界；它允许译者可对原著做20%的增减，与当时国人接受西学的承受力有关。然而，20%的限定隐含着更大幅度地改写原著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曲解作者原意、侵犯原著作权。”“译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各个民族、国家、地区、历史时期都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模式。”（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教授）

关于具体的规范，杨燕迪认为所有学术著作都应该有索引，原书页码应该在边码上，译著应该有自己的说明。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教授根据个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学习经验特别强调了直接的阅读体验的重要性。他特别注重翻译知识与内容的连续性、系统性。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教授则身体力行地从探悉译著《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中的翻译错误入手，强调了准确翻译的重要性。刘经树则具体而微地论述：舒茨的作品集Sinfonia sacrae（《宗教引奏曲》）译为《神圣交响曲》，就是个错译。dominent意为主导、支配的意思。和声学术语的dominent accord来自早期多声部音乐中，倒数第二个和音向末音的进行；在中世纪晚期的多声部音乐里，半音变化音的导音倾向逐渐支配声部向主和弦进行，形成了终止式。无论从词源及和声史发展的实际来看，这个术语并非“属和弦”，而是个“导和弦”。同样subdominent accord也不是“下属和弦”，而是“亚导和弦”。

三、翻译书目的选择

一是填补学科空白：金经言推荐了马泰松的《旋律学核心》。余志刚重点推荐了威利・阿佩尔《复调音乐的记谱法》。武汉音乐学院徐康荣教授推荐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歌剧词典》和格伦・怀特的《音响词典》、彼德・曼宁的《电子计算机音乐》。二是尊重学科权威：蔡良玉认为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是权威著作。王晡认为德文施奈德的《图片音乐史》和诺顿的音乐史丛书选题严谨、影响重大。李秀军重点推荐海伦・洛桑德的《十七世纪威尼斯歌剧――一种音乐风格的建立》。徐康荣认为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和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堪称经典，梅勒斯等的四卷巨著《音乐家及其音乐》当为任何专业音乐人之案头必备；他还着重强调了诺尔曼・德耳马尔的《乐队解剖学》的重要性。刘经树谈及达尔豪斯撰写的《十九世纪音乐》被欧美学界一致公认为音乐结构史的杰作。上海音乐学院译审汤亚汀谈到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在西方被誉为民族音乐学的“圣经”，内特尔的《民族音乐研究：29个问题和概念》是该学科公认的教科书。三是术语学工具书：刘经树谈到国内学术界尚未引入音乐术语学，他推荐埃格布雷希特主编的《音乐术语学手册》（Handw?irterbuch der Musikalischen Terminologie，二卷，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72年起出版）。四是导读性读物：徐康荣推荐了欣德米特的《音乐家初级训练》，杨燕迪则认为《音乐沉思》是很好的音乐导读本、是认识西方音乐学的灯塔和指南，是美国音乐学里程碑式的著作。

四、人才培养的模式

将一种语言的识见转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表述，这其中发生的除了语言方式的转换之外，实际上更是思想角度的转型与思维习惯的重塑。而音乐西学的“中文移植”，涉及学历眼光、西文功底、汉语表述、音乐理解、学术底蕴、文化素养等多方面的要求。（杨燕迪）目前翻译有：个人翻译、编译研究生、教师、老教师带领青年英语教师四种模式。（汤亚汀）于润洋说：“翻译人员的选择非常重要，应该谨慎待之。”针对人才培养问题，周小静认为：“应该从音乐专业中培养翻译人才，音乐翻译最好术有专攻。”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教授认为：“专业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独立选材、独立翻译的能力。”刘红柱则谈到：“目前翻译人才很缺乏，要注重口译人才的培养。”上海音乐学院的孙国忠教授就目前中国音乐编译专业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考生来源、考试科目、毕业去向作了细致入微的介绍。上海音乐学院沈璇教授与蔡良玉则谈到编译专业研究生未来就业方向的确立对音乐翻译人才梯队的建立是很重要的，而专业音乐出版社可以成为他们的主要选择。

五、中国作品的外译问题

于润洋和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非常关注中国作品的外译问题，张伯瑜谈到：翻译的意义一是信息传递即有关中国音乐的相关信息；一是文化传递即中国音乐中所包容的文化内涵，比如中国人对音乐的划分方法，中国音乐语汇中所展现出的特殊内涵，中国音乐术语中所展现的音乐思维方式等等。目前有些翻译存在明显问题，比如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的“九宫”译成“nine palaces”（直译为“九个宫殿”）。而中文的“九宫”是九个“宫调”的意思。因为“任何语言中的概念与术语，绝无可能达到完全的意义对等。单词、语句的文化联想与意义生成，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不免发生诠释性的变化。具体到严肃的音乐学术含义，就试验用英语的框架来再造外语的音乐思想与经验；或者说，让外来思想与表述在中文环境里存活。”（杨燕迪）

六、利益的协调与沟通

一、出版界：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杜晓十认为：“音乐翻译的作用和意义很大，翻译必须有途径出版，目前纸质媒介还是最重要的，出版社任务很艰巨。我建议成立音乐出版协会。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讲，读者有三个层次：研究者和研究生，普通音乐院校的学生和爱乐人，这些群体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苏澜深也说：“我们的目的是做到学术利益共享和出版利益共享。”《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和《音乐研究》杂志副主编陈荃有也都针对此类问题坦陈了各自的观点。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李烨则就音乐出版与翻译中常出现的有关著作权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细致的阐述。

二、学术界：张前谈到：“我们现在处在好的时期，中青年学者已成长起来，从事音乐翻译的人已经很多了；机遇很好，但是需要协调，如译者与出版社之间、各出版社之间等。工作要更有计划、有分工地坚持做下去，一定要有结果。”杨通八认为翻译出版作曲技术理论的书对于出版社来说经济价值不大，但还是应该快速地、无偏见芥蒂地引入，因为本身这个学科就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杨燕迪认为出版商应该带头协调翻译工作，孙国忠也认为出版社应该有自己的咨询委员会。余志刚则谈到英国一个专家建议每个机构都应该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下面的机构应该在翻译前将材料上交委员会。

宋永莉 郑州大学音乐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