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乐韵 香江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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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香港，酷暑尽去。

适逢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香港中乐团也迎来了三十周岁的纪念日。纪念活动便由12、13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的中乐团专场志庆音乐会开启。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音乐会。象征中国古文化的“史前陶乐器展演”与代表民间文化的“陕西华阴老腔”奏响在文化中心大堂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置身于现代都市的观众们穿梭其间，驻足聆听与各行其是者皆有，仿若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一隅，别有情趣。

稍后的音乐大宴“古今中西 都会交响”更是由三节不同主题的作品组成。

上篇《远古回声 金声玉振》开篇之作便是中乐团委约作曲家程大兆为骨笛、陶埙及敲击、吹管、弹拨乐而作的《远古回响》。分布于剧场四周的各种独奏乐器与台上乐队交相辉映，以全方位的音响声场，勾画出一幅天、地、人自然安详的和谐画卷。随后，由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的琴瑟和鸣、编钟乐合奏等形式演绎的《诗经》《唐曲》《祭孔音乐》依次亮相。古朴悠扬的乐声令观众穿梭于时空隧道中，尽情领略着中国传统文化释放出的无尽魅力。

中篇《南柔北刚 民间乐彩》集中展现了乡土气息浓郁的中国民间音乐。主办方邀请了富有岭南民间音乐风格的潮州弦丝乐演奏团与散发着黄土高原气息的陕西华阴老腔艺术团同台献艺。那“以心带情、以情奏乐”的潮州弦诗优雅、温和的演奏，与热情豪爽、狂放激昂的西北老腔音调，分明是华夏大地上纯朴生活的真实再现，却带给每一位身处现代都市文化环境下的听者以极大的震撼。

下篇《古今中西 都会交响》的曲目是香港作曲家陈永华的《八骏》、内地作曲家程大兆的《乐队协奏曲――为香港中乐团建团三十周年而作》，由阎惠昌执棒香港中乐团共同将音乐会推至高潮。前者是中乐团2006年的委约之作，作曲家题名《八骏》，意喻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会所展露的令世人瞩目的魅力；后者以多乐章套曲结构形式，展示了古老的中国乐器及其色彩斑斓又个性鲜明的音韵，以及整体组合后绚丽而多变的表现力。其间，当编钟、编磬与象征西方音乐的管风琴“和鸣”之时，寓意出普世交融与和谐之意。

纪念活动的另一组成部分――“第四届中乐国际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4至15日在维多利亚湾畔召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近50余位作曲家、学者们汇聚一堂，共同就当代民族管弦乐事业的传承、发展、流变、教育等问题，透过民族管弦乐与现代都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及与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进行了主题各异、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探讨。

短短的几天里，精心策划、内涵丰富的音乐会与内容广泛、紧张而充实的研讨会将香港中乐团推至台前，成为与会学者谈论最多的话题。学者们对中乐团三十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给与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正如作曲家、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教授所言，如果没有中乐团，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创作难以达到目前的水平。《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则指出，毫不夸张地说，从指挥、创作、演奏以及艺术管理等四个作为一流乐团的条件来看，中乐团走在了中国许多乐团的前面，并已成为当前民族乐团发展的一面旗帜，值得我们内地的乐团来向中乐团认真学习，吸取经验。

20世纪20年代，诞生于上海的大同乐会开创了民族管弦乐这片新的音乐天地，50年代成立于北京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确立并成就了它广泛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一民族乐队形式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承与流变。鸟瞰民族管弦乐艺术在全球华人地区的发展，香港中乐团业已成为一个突出的代表。其诸多成就值得当下音乐界的高度关注。

一、 不断提升乐团演奏水准

香港中乐团有着令人称羡的委约制度，30年间积累的1700余首委约委编作品迄今无人能及。这些作品不仅显示出几任音乐总监开阔的艺术视野，更形成了中乐团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其实，香港的历史与地理位置等因素决定了它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这与内地民族乐团强调各自地域文化特色的做法有着明显不同。多元文化是香港的特色，而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就促成了香港中乐团有格而不拘一格的艺术特色。

相信创建世界一流的乐团是每一个表演团体的梦想与奋斗目标。这就要求乐团应当保持稳定的演奏水准，拥有一流的指挥、一流的首席、一流的团员以及一流的行政管理。因此，提高并保持乐团的整体表现力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本次研讨会上，香港中乐团的艺术水准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许。作曲家赵季平感言，中乐团出色的演奏令他对民族乐队有了深入的理解，乐团所给与的启迪也融入其民族器乐创作中。香港作曲家林乐培坦言，正是与中乐团的长期合作，催生了他的《秋诀》（1978）、《昆虫世界》（1979）等代表作。客观地看，林乐培将现代创作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民族音响中的做法，更是进一步影响了许多致力于中乐创作的年轻作曲家。作曲家杨青亦指出，中乐团优秀的演奏，大大丰富了香港本土作曲家的创作空间，其对于民族乐队的想象力，走在了内地作曲家的前面。

从近年的节目单可以清晰看出，中乐团广邀著名指挥家和艺术家与乐团合作，来开阔乐师的艺术视野，不断丰富演奏技术与经验；而乐团内部设立的“增值坊”，请各方面专家来团讲学，更是有效提高了乐师的艺术素养，增加乐团的文化厚度。因为作为优秀的专业乐团，乐师除了拥有高超的演奏技术以外，其深厚的音乐文化修养、与乐师之间良好的合作默契也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注重表演与科研并举

今年的研讨会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中乐团主办的第四届中乐学术研讨会，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音乐表演团体应尽的本分。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乐团已然成为多数音乐家心目中的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学术中心，从该次研讨会的成员结构即可窥见一斑。同时，中乐团的社会功能正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也是它不同于其他大多数民乐团体的突出表现。

学术研讨层面的交流是保持乐团艺术表现力的重要举措，前沿的学术观点往往会引领乐团的艺术实践更科学、更快速地向前发展。为了加强艺术上的前瞻性，中乐团除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主要在学术上审视其他乐团的发展动向，搜集资料，进行乐器改革，给乐团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自民族管弦乐队诞生之日起，乐器改革就伴随其左右，诸多成功的改革乐器成就了民族管弦乐艺术半个世纪的辉煌。上世纪50年代，内地的乐器改革主要以几个代表性民族管弦乐团体为中心。乐团与乐器厂的密切合作某种程度上表露出当时一些“政府行为”的胆识与魄力。至80年代，随着大型民乐队的基本定型，乐器改革受重视的程度大幅萎缩。目前，内地乐改受到经济因素的严重制约，与乐团的合作几近停滞，或转而成为民乐界的一种个人行为，或转嫁于专业院校，归以“科研”名下小步伐前进。进入新世纪之时，环顾众多民族乐团，仍坚持乐改并成果显著的当属香港中乐团。在研讨会期间，该乐团的一系列乐器改革成果也着实令与会学者倍加褒奖。

三、强化音乐普及性教育

近年，中乐团在香港本土进行了系列性的教育扩展活动，如到学校和社区会堂举办音乐会，以小组的形式向青少年、向社会各界介绍中乐乐器和乐曲，举办大型的器乐节等等，并相继成立了儿童中乐团、少年中乐团及乐器班，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收效显著。在有效地将中乐文化深入到香港市民生活之中的同时，每年以不同主题推出的数十场系列音乐会，以及社区活动、展览交流等。回归以来，中乐团作为“香港文化大使”频繁的外访演出更提升了它在国际乐坛的知名度。

在殖民色彩浓郁、多元文化并存的香港，中乐要发展，只凭借保持较高水准的演奏是不够的。培养中乐观众、普及中乐文化，也应是中乐团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自2001年在香港举办的“鼓乐节”、“胡琴节”、“笛箫节”、“古筝节”等大型器乐节以来，中乐团在推广中国音乐文化方面身体力行，每次均会吸引几千市民参与，发挥了很好的社会功能，营造了良好的中乐文化环境。它不仅能够使参与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内涵，丰富、提升了香港的都市文化品位，还可以培养他们对中乐的兴趣、爱好，影响了社会文化的流向，其培养大批拥趸的社会、文化功效更是意义深远。这些举动赢得了与会学者的广泛称赞。作曲家赵季平在发言时提到：中乐团有两点最令人感动：一是面向大众，缩短了乐团与听众之间的距离，阎惠昌和中乐团的演奏家们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与香港市民融合在一起，使不同年龄层的人们有机会参与演奏，共同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真正做到了中国民族器乐的普及；二是将中国的音乐文化推向世界。中乐团走遍五大洲，广泛宣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弘扬了中华文化，功不可没。

四、卓尔不群的艺术管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的管理体系是保证和维持民族管弦乐团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构建一流乐团的道路上，良好的艺术管理体系与高水准的艺术诠释同等重要。

在这次论坛中，来自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日本等乐团的高层管理者，分别就自己乐团的架构、管理、艺术实践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业团体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与管理分不开的，而前进之路上的种种阻碍又多与管理息息相关。在题为《现代大型中乐团艺术管理研究报告――以香港中乐团为例》的大会发言中，笔者通过对该团管理结构及功用的拆解，认为中乐团明确的乐团定位，层次鲜明、高效的管理体系，艺术部门与行政领导的密切配合以及香特的文化环境是促成中乐团取得目前成就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民乐职业乐团在中国内地逐渐趋于弱势而却在香港大放异彩。曾几何时，民乐先辈的诸多设想与未能实现的愿望，在香港得以付诸实践并继承下来。……这不得不令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缺失了什么？”

子曰：“三十而立”。

在前后四位音乐总监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中乐团的卅载历程可圈可点。自成立以来，中乐团始终以推广中国音乐文化为己任。2006年的音乐季，香港中乐团共推出37套69场不同形式与主题的音乐会，122场外展演出，13场外访音乐会，完成了两个专题器乐节：第四届香港鼓乐节及香港古筝节。这一骄人的成绩对于目前任何其他民族乐团都是望尘莫及的。在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领域，这一后起之秀如今已跃居前列，成为目前我国艺术水准稳步发展、乐队编制最为庞大、拥有委约和委编作品最多的一支优秀民族管弦乐队。中乐团卓越的演奏不仅启迪了众多作曲家的创作，还拓展了他们的艺术想象空间；数量可观的委约作品在大大丰富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同时，亦成就了当代众多优秀的乐队经典之作；各种行之有效的大型器乐节则将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开来，并真正做到了深入民众，其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已远远超过一个表演团体应尽的本分。正如杨青教授所言，本应归属高校的民族音乐教育，在后殖民色彩浓重的香港，却由中乐团这样的表演团体自觉地承担并做得如此到位。其实，学术研讨又何尝是乐团的职责？尽管人们都认为前沿性的学术理论将会对艺术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短短卅载，香港中乐团由最初的业余团体逐渐发展到今天在华人世界里的突出地位，其作为一个职业音乐表演团体，在香港社会文化生活中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为本地乃至世界华人民族音乐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当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中突出的代表，并载入史册。香港中乐团所取的诸多艺术成就、乐团的基本构架、公司化的管理体制以及委约创作的良性循环等，也应该成为多数民族音乐表演团体在新时期里获得发展的重要借镜。

百多年来，中国人以自己一贯的勤劳与智慧，不仅将民族音乐在自己手中发扬光大，还促成了大型民族器乐合奏形式的定型并将其推及到世界华人群体中。所以，尽管前进之路上仍有羁绊，但中华传统恰如这拂面而来的清爽海风，于无声处，薪火相传。

彭丽 博士，山东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