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梁希森与他的“中国好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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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多伦县30岁的农民朱建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关心“两会”。他发现代表委员们正在热议土豆主粮化的话题：“碗里是粮，盘里是菜，土豆要跨界成为主粮，后续措施应该跟上，种粮补贴、保护价收购、存储等政策要制定出来。”
这是朱建新第一年种马铃薯种薯，赚了个盆满钵满：他种的600亩脱毒种薯平均亩产3500公斤，地头收购价每公斤1.7元，毛收入350多万元。这个新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用它当种薯种植商品薯亩产超过4000公斤稀松平常，最多的超过5000公斤。关键是品质好――薯形漂亮、口感好，非常受市场欢迎。这个让薯农发家致富的马铃薯新品种，叫“希森3号”。像这样高产、高品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好土豆”，“希森”系列至少有18个。在此之前，中国种植的绝大多数马铃薯品种，都是“大西洋”、“夏波蒂”、“布尔班克”、“费务瑞它”等超出知识产权保护期的“洋品种”。
而选育出这个新品种的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的掌门人，六十岁的梁希森，这个羊年春节，却过得异常清寂。
这是梁希森失去双亲后过的第一个“年”，按照山东的老风俗，过年不能放鞭炮，不能拜年。吃了两顿饺子，这年就算是过了。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但第一次体会没有父母陪伴的春节，梁希森心中很不是滋味。难得的清静让他终于有暇回想一下，五十年前走出却在心底始终未曾离开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都教给了梁希森什么。
玫瑰园的重生
“希森3号”比梁希森的名气大，正如当年梁希森接手的玫瑰园比梁希森名气大很多一样。
今天的玫瑰园被誉为北京三大别墅区之一，被称为最有活力和前途的亚奥京北别墅区，自然环境优越，龙脉之巅，上风上水。这样的溢美之词与玫瑰园当年的苍凉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漠视道德，无视规则的暴利年代，玫瑰园是叱咤风云的地产商难以自拔的沼泽地，折戟沉沙的戈壁滩。梁希森作为建筑施工方，被套住了2.8亿元，成为了玫瑰园最大的债权人。正当人们为这个憨实的山东农民企业家也被拖入玫瑰园这个泥坑而唏嘘之时，梁希森却在玫瑰园宣布破产之际斥资3.98亿竞拍下了玫瑰园的产权，成为了这个地产界公认的“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的新主人。
后来，有朋友问他为何敢接手这个众多地产大佬都避之不及的烂摊子，梁希森没有谈地产商业模式，而只是说了一个大概念：中国只有一个首都，正在筹办奥运，国内外的成功人士都想在北京拥有一套别墅，而北京不再审批别墅项目，这上千亩的玫瑰园别墅大盘没有理由不升值。
玫瑰园的前主人面对业主失去的是信誉，梁希森接手玫瑰园，从重拾信誉开始，他让业主们拿到了前四任玫瑰园主人屡屡失信没有办理下来的产权证，稳住了先期购房业主的心。顺理成章，这些拿到产权证的业主成为了梁希森最好的形象宣传员。
梁希森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一口气拆掉了一百多栋业已建成的别墅，清理出的空地建成了诺大的别墅花园。原因只有一个，他不能让业主住的太密而感到憋屈。这两件为业主切身利益着想的事情，稳住了玫瑰园。
见惯了空手套白狼的地产商，业主们面对辛辛苦苦为玫瑰园这一园区操持的梁希森，不管是富贾还是明星，都在心中向这个朴实的山东乐陵农民竖起了大拇指。
作为北京最早的别墅群，其整体布局和建筑设计理念至今仍是各个开发商借鉴“偷艺”的标杆。当年，梁希森先是让手下一起创业的六兄弟周游列国，一边游山玩水一边考察“全世界哪里的别墅最好”，在大家统一认识都说获“世界人居奖”的加拿大的别墅最好之后，梁发话了：“那再问问加拿大设计别墅最牛的是哪家？把他们的首席设计师请来”。于是，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主席和首席来了，梁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要让玫瑰园别墅“一百年不落后”。主席先生提出，只出设计理念，不出具体图纸，要价300万。梁希森一口答应。本来等着讨价还价的加拿大人面对梁希森不符合商业谈判惯例的爽利，大为感动，下功夫拿出真本事一气拿出了七八套图纸。梁只看了一眼，便首肯：“好，以后玫瑰园的全部设计就都交给你们了，我的要求很简单――都不重样就行。”梁希森为此付出了2600万设计费，而国内一流设计单位同样的设计不过300万。“我想了想，还是用这2600万的。奔驰和夏利有啥区别，都是四个轮子五个座位，加油都能跑，下雨都淋不着，但一个奔驰能买一院子夏利。玫瑰园只有这一千亩地，我就要把这里打造成中国最好最尊贵的‘奔驰’。”
梁希森从玫瑰园这个烂摊子中获益近50亿，还有建成未售的价值20亿的“四期”别墅以及拟建五期的近三百亩地。凭借玫瑰园的巨大成功，梁希森登上了胡润财富榜。玫瑰园，对于梁希森来说，是冶炼出来的黄金和开采完成的金矿石。
这是那个时代的商业奇迹，今天不可能复制。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看作一个烂尾逆袭的商业传奇，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山东农民的情怀和梦想。永远不要忽略一个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那里才有真正的春夏秋冬四季。
打造马铃薯种业航母
梁希森当年勇创京城，靠胆略使玫瑰园重生，不完全是冲钱来的。用他的话来说：“我不喜欢房地产，做房地产赚钱是为了实现自已小时候要饭时发下的誓――等以后有钱了，给老百姓一家一户送一锅大馒头。”“我喜欢农业，农业的事就该我们农民做。可是做这些事需要大钱，我接手玫瑰园就是想赚到足够多的钱来做农业、改造农村、带领农民共同过上比城里人还好的日子。”
“中国做房地产的千千万万，不差我一个，但农业、育种的事我不干，中国的土豆还得落后十年。”因此，在寸土寸金的当口，他眼皮都不眨一下就卖掉了玫瑰园尚未开发的五期用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知道做房地产的卖地就是败家。但我砸锅卖铁要干的是正事，值。”
在玫瑰园别墅园区里，有一个“全家福・土豆宴”主题餐厅。土豆全粉的饺子、面条、烙饼应有尽有。“卖地，就是因为这个。”梁希森指着一盘炸薯条说。
据说梁希森与土豆结缘是因为他收养的小女儿。一次，老梁带着女儿吃麦当劳，看着孩子吃炸得金黄酥脆的薯条停不下嘴，梁希森问服务员：“这是哪里的土豆做的？”服务员说：“都是进口的，国内的土豆做不了薯条，品质差。”
梁希森不服：“中国一个农业大国，吃个土豆子还得进口？”他让人找来资料给他讲，果然――中国土豆种植面积世界第一，但因为没有好的脱毒种薯，平均亩产不到一吨，不到发达国家的1/3，在全世界103个种植土豆的国家中排93。
“啥叫脱毒种薯？”梁希森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搞不懂了。
原来，土豆只要种植在土壤中就会携带影响叶片生长的卷叶病毒、花叶病毒、外病毒等，土豆一旦染上这些病毒产量就会下降，只有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脱掉这些病毒，才能恢复土豆生命活性，达到高产高质。但再仔细一了解，发现土豆脱毒和水稻、小麦、玉米全然不同，后者在大田中就能完成杂交育种、繁育，而马铃薯却必须要在人工气候室中杂交育种和堪比制药车间一样标准严格的无菌环境中通过生物组培技术扩繁，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且又鲜有专家团队。似乎个个是难题啊。
“无知无畏”的梁希森从山东农业大学招了6个大学毕业生，开始杂交育种和脱毒扩繁。由于没有经验，不到一年时间就以失败告终，白白损失了6000多万。
梁希森百般打听，终于找到了中国著名马铃薯育种专家孙慧生教授。可能豪情万丈的企业家见多了，孙教授见面就直说：“知道那位著名的水稻之父为什么不搞土豆育种和脱毒扩繁吗？因为土豆育种比水稻难一千倍、更费时间，一个新品种从选育到推广顺利的话也得七八年……”
梁希森点点头，说知道。
“而且不是有钱、肯花时间就能成功的，育种靠运气，我大半辈子只培育出一个‘克新’，这还算幸运的，很多育种专家一辈子也没育出一个品种来……”
梁希森又点点头。这回该孙教授疑惑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呢？”梁希森面对这个问题，心头一阵涌动，他不愿意提起自己从九岁开始要饭三年的往事，不愿意讲弟弟饿死在自己怀里的痛苦回忆。他认真地对孙教授说：“中国社会再发展、科技再先进，粮食不够吃也会大乱。土豆可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个必须有人做。”
梁希森表示，为了得到孙教授这个人才，他要斥资买下孙教授所在的育种企业。孙慧生教授感动了，这位一生奉献给马铃薯的育种专家当时已经年过古稀了，她知道遇到像梁希森这样对育种有兴趣又有实力的人，对她余年不多的育种事业来说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她决定出山。
中国大大小小的马铃薯育种单位多达上千，但大多数都只是在做脱毒扩繁的企业化生产，而杂交育种是完全烧钱的科研环节，没人愿意做。梁希森不仅要做，而且要做到最大、最好。他先后投资7亿多元在老家山东乐陵许家村建立了一个30万平方米的育种基地，随后，又在北京延庆复制了同样规模的基地，耗资6亿元。同时，想方设法从世界各地购买、收集了2100多份马铃薯种质资源，这几乎是世界最大、最全的马铃薯种质资源库。
从此，梁希森便和孙教授的研发团队一起，一天到晚蹲在人工气候室内，全身心投入马铃薯育种。他们先选择优质的父本、母本，进行人工强制授粉;授粉后的马铃薯结出龙眼大小的浆果，每个果子里有几百粒比芝麻还小的籽儿，得小心翼翼地用牙签一粒粒拨出来，种在不同的花盆里;几个月后，便结出鸡蛋大小的马铃薯。同一个浆果里的籽儿为一个杂交组合，为提高成功率，通常都是几百、上千个杂交组合同时进行。
第二年春暖花开，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在乐陵继续搞杂交授粉;另一路带上杂交结出的马铃薯，到海拔高、风速大、光照强、昼夜温差大、蚜虫迁飞抵达的时间晚、育种隔离条件好的内蒙古商都县，进行大田栽植、选种。
到了秋天，把数万株马铃薯刨出来，按照“薯型好、产量高、口感好”的标准，一株一株地对比、挑选。一般情况下，一个组合的几百株马铃薯中可能只有一两株符合标准，其余的全部淘汰;来年春天，再把优选的“好土豆”种下去，到秋天再“百里挑一”;第三年春天，再把优中选优的几颗土豆种下去。运气好的话，秋天收获时可能选出一个或几个符合预期的新品种。
马铃薯育种，靠科学、更靠运气，梁希森和孙教授的育种团队运气不错，在一个杂交组合里面同时发现了黄、红、紫3种颜色的优质品种。梁希森和孙教授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目前，希森集团已经培育出18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薯新品种，其抗病抗旱能力、产量和品质一点不比洋品种差。其中，黄皮黄肉的菜薯“希森3号”、“希森4号”等6个品种已通过国审，开始大面积推广;其他的正在进行区域试验，以后每年都会有新品种推向市场。其中，农业部长韩长赋亲自命名的紫玫瑰、红玫瑰、黑玫瑰等几个彩色新品种，其花青素、多酚的含量堪比蓝莓，品质和产量绝对领先世界。在农业部和科技部的一次座谈会上，有领导激动地称“这是中国人的福气”，有专家立即纠正“不，这是全世界、全人类的福气”。
2008年，科技部经过实地考察，把全国唯一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在了希森集团。这是中国惟一设在农村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0年11月，国际马铃薯中心主任帕梅拉・K・安德森博士带领37个国家的农业参赞到延庆基地考察，见多识广的参赞们大为惊叹：希森集团了不起，堪称世界领先的马铃薯种业航母！
以上所说的是育种。育种是烧钱的无底洞，美国、加拿大、荷兰等都是国家主导，在中国没有人象梁希森这样以个人之力做育种。中国大部分马铃薯育种企业不做育种只做赚钱的脱毒、扩繁，说白了就是生产种薯卖给薯农。企业都紧盯市场需求，灵活应变，船小好调头。而“希森”这艘马铃薯行业的航母，既要担负国家育种的重任，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好土豆”，又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扩大生产，让更多薯农用上高产、高品质的好种子。
仿佛西天取经途中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一样，过程中困难重重、打击不断。北京出台的房地产限购政策断了他的资金流，银行难以在他们认为高风险的农业项目上施以援手，先后有多家银行断然抽回了以前因为房地产而给梁希森的数亿贷款。梁希森不得不咬牙卖房、卖车、卖了希森集团几家最赚钱的企业，最难的时候还从各处拆借了近8亿的高息借款。雪上加霜，2011年冬，延庆突降暴雪，把育种基地170个恒温大棚压垮，正在生长的8000多万株薯苗全部被冻死，直接经济损失6000多万元。梁希森心痛得流泪了。
前后15年，梁希森在小小的土豆上投入了30多亿的巨资。当第一缕“薯光”升起的时候，这个昔日的福布斯上榜富豪也到了山穷水尽、被逼着要砸锅卖铁的境地。梁希森知道这是上天对他的考验，他没有退路。他毅然决定出手最后一块优质资产、玫瑰园别墅五期建设用地，来救“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马铃薯项目”。
放着最简单最清晰的地产开发不做，一定要去做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的马铃薯。老梁这是为什么呢？
要想理解一个人的举止，一定要将他布局在更广阔的时间跨度上。在时间轴的远端必定会有答案。
“农民问题我最了解”
在亲自作序的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中，由农业部牵头编写的《建设美丽中国》提及了三个城市、七个农村作为典型。其中，山东乐陵梁锥希森新村被作为“循环经济、产业治污”发展模式重点介绍。
梁锥正是梁希森9岁外出讨饭一步一回望的家乡。这些年，那里都发生了什么？
讨百家饭，记万家恩。梁希森儿时三年讨饭的记忆刻骨铭心。他记住的不仅是困苦，更多的是人们的善良。梁希森说：“当年我一边要饭一边想：等我以后有了钱，一定要一家一户送一锅大白馒头。”后来，他从打铁、开磨坊、蒸馒头，到做五金厂、农药厂、建筑公司、钢结构厂，一步步地由小做大，每赚一笔钱，他都会从积累中抽出一大部分为家乡做好事：打井，架电、通自来水、铺柏油路、建养老院和小学。乡亲很感念他，可他总在想：怎样能让乡亲们过上比城里人还好的日子呢？
2001年，随着成功盘活玫瑰园项目，梁希森毫不犹豫在乐陵梁锥村西的百亩废弃地上建设起全部由欧式联排别墅和小高层组成的梁锥希森新村。村民以旧房面积1：1折算搬进了每户280平米别墅的新村，鸡窝牛棚，凡是带顶的全算面积。村民们喜洋洋而又心里无碍地搬进了新村。随后，老梁在旧村480亩土地上建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肉牛养殖企业――希森三和集团。村民只要愿意都可以到养牛场上班，成为产业工人。村民们过上了有班上、有工资拿、有保险、有退休金的城里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农民被镶嵌在这个致富的产业链中，成为了“公司带农户”的模式。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却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
这个中国最大的养牛场，有两个特点，一是一头牛能卖五头牛的价钱，一是周密循环，毫无污染和浪费。牛肉精细分割，最贵的部位每公斤2000元，比一般牛肉增值一倍;精细养殖，牛皮无伤，牛皮出一头牛钱;内脏血液提取高附加值的血液制品，可出一头牛钱;牛粪是养殖蚯蚓的培养基，蚯蚓可提取蚓激酶，又可出一头牛钱。养牛场以玉米秸秆为饲料，用牛粪和屠宰废水生产沼气，沼液是高效生态叶面肥，沼渣用来养殖蚯蚓，蚯蚓是制药企业提取“蚓基酶”供不应求的原料，一亩地一年蚯蚓获利四万多元，蚯蚓粪是理想的生物有机肥，又是马铃薯育种理想的新基质。土地肥力不减，是典型的零污染、零排放新型农业。
按照这个模式，梁希森又准备改造南邻的台张村，但因台张村部分村民的质疑和反对，最终这个馅饼落到了西邻的许家村头上。许家村经过改造腾出来的几百亩土地上，上了马铃薯脱毒育种项目。至此，梁希森对“三农”设定的“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工人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十年后，台张村的村民看着巨大的差距肠子都悔青了。老梁的话：“你往他嘴里抹蜜，他不领情咬你手啊。”按照笔者的理解，这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农民和一百年后的中国农民的对话。老梁说：“凭啥我做这个费力费钱招猜忌的傻事？农民问题我最了解了。建新农村、送别墅不是目的，改环境是为了改造人（的观念）。人的素质不提高，过一百年农村还是农村。”
“农村不发展，最终就会拖中国的后腿;农村在我眼里遍地是钱，就看有没有能人带头。我就是要带这个头。等别的企业家看到了共赢，也会跟上来做，做的人多了，中国农村就变样了。”
的确，如果中国每一个县都有一个梁希森，去这样想、这样做，中国农民真的是有福了。
在玫瑰园的故事中，梁希森上演了波澜壮阔的商战戏。在马铃薯的故事中，梁希森觉得自己虽然操持了十五年，却是刚刚上场，更好的戏在后头。
几乎所有的媒体来访，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以一已之力改造乡村”或“育种投资这么大、应该国家来做，你倾家荡产做它为了啥？”
梁希森这样回答：“中国就是个大家庭，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先富的要带没富的，共同致富;每个家庭成员都要为这个家庭做贡献，农业的事就要咱农民来做，土豆育种关系到这个大家庭的吃饭问题，我把它干好了，交给国家，保证一大家子人吃饱吃好吃得健康，那我这一辈子活得就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