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道德教导的生活基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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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可以通过对上帝的尊敬、爱慕、畏惧、谦卑、虔诚来强化人们的美德,发挥着纯化精神和净化道德的积极作用,但也无形地消解了世俗教育在人们德性品质养成中应有的社会责任,是传统教育的消极力量以宗教的形式发展到极致的典范。从神性到知性———疏离于生活的现代道德教育中世纪之后的西方世界经历了人类创造性自由迸发的现代文明时期,早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经的启蒙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才趋于成熟。严格意义来讲,传统的道德教育遭遇的冲击始于欧洲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以高扬科学理性反对传统的机械盲从,以积极的现实的进取欲望反对中世纪忧郁悲凉的世界观,以人性的张扬反对对神性的崇尚,从而建立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体系,为现代西方道德教育观念的确立奠定了直接基础。后经启蒙运动,宗教影响在西方文化生活中的呈衰微态势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美国学者巴雷特认为:“西方现代历史———我们这里所指的是从中世纪到现在漫长的时期———处于中心地位的事实,无疑是宗教的衰微。”[3]宗教衰微的主要原因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其对世界的揭示,也在于其对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上;科学不仅剔除了宗教赋予世界的神圣光华,也拒绝宗教对世界意义的追寻,更将宗教赶往反理性的领域。“合理的经验知识始终持续地导致世界的脱魅,并使之转化为一种因果关系机制。
经验科学中的理性主义的每一次上升,都日益把宗教从合理的领域推到了非理性的领域;但只有今天宗教才成为非理性或反理性的超人力量。”[4]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对西方宗教的一次重创,也是西方宗教衰微的开端。在宗教神学中,人被看成宇宙的目的,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天道,统治着世界和人的命运。而日心说使“所有这些一下子被新的宇宙学认为有问题了。人要成为宇宙中心的权利失去了它的基础。人被置于一个广大无边的空间之中,在这种空间中他的存在一切似乎处在一种孤独的尽头。他被一个不出声的宇宙所包围,被一个对他的宗教情感和他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缄默不语的世界所包围。”[5]虽然日心说动摇了人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关爱人的上帝的存在,使长久以来人们精心构建的宗教大厦开始倾斜。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是向宗教发起的又一轮猛攻,人不是上帝的创造物,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人与其它动物相比并没有多少高明之处,上帝何在?上帝何有?如果说日心说和进化论从客观上打击了宗教神学,那么启蒙运动则以冲破宗教神学禁锢为己任,首先突破了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编织的“纱幕”,唤醒生活在“纱幕”之下人类的意识、人类的理性。人们日益确信,原则上没有什么人类认识不了的奥秘,也没有什么人类驾驭不了的神秘力量,一切问题都可以由人来解决。人可以不与人格相连,但人不能不与终极实在相连。宗教的衰微一方面意味着人的解放,人将是人的世界的真正主宰;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人将要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然而启蒙之后,知识就是力量日益深入人心,人们确信依据“科学之剑”,人类无所不能,无所不至。人们不再仰慕上帝的至善,却一味地想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发明去历史地追求上帝的权力。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人们因将会对周围世界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而兴高采烈,“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都破土而出,……这类骄傲与自大所遭遇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6]如萨特曾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否认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靠的东西。”[7]“上帝死了”,永恒的价值也不复存在,神圣的道德戒律也失去了依据,一切是允许的,一切又都是那么的不可靠,更为可悲的是,失去宗教之后“,孤苦伶仃”的人也失去了道德共识。上帝的远去,孤苦伶仃无家可归,人生的意义似乎就在于此生的享乐,于是功利取代了德性。
正如富兰克林所强调的德性是有用的一样,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写道:自己将人类置于两位至高无上的主人统治之下(这两位主人便是痛苦和快乐)。只有他们俩指示着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着我们要做什么。[8]随着功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西方人越来越把幸福生活的定义说成是更普遍地获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满足,即“凡人的幸福”。如果说中世纪的人们一切从属于上帝,那么现代人则仰仗于科学技术的不断成功运用(解释自然的奥秘、宇宙和人类的起源,甚至人和社会的本质),取代了宗教并成为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心灵的存放地。然而,现代教育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技术霸权等现代社会所伴生的强势话语的挤压下,知性化倾向也与日益剧增。尤其是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只有知识才是人生最可靠的东西,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也知识化并以知识的方式加以处理。随之而来的便是道德教育价值取向与理念彻底转变———从人格的培养、心灵的陶冶转向实用知识和技能的获得,由人生意义的探寻转向科学事实的发现。[9]的确,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理性认知世界的部分奥秘,从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按照自己的心愿改造环境,但人类绝不可能穷尽自然界的一切奥秘,绝对自由地行走于天地之间。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必然引起人在宇宙的为所欲为。20世纪人类所蒙受的不幸与耻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大到世界性大战,无数生灵遭受涂炭,小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尔虞我诈,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失衡。总之,现代人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实现着的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物化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世界的分离、人与自我的分离、道德与生活的断裂,这是现代人实存的本体性的生活矛盾:无法从超越的意义上把握生命真谛,即无法回答“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向何处去”等人的生活的形而上学问题,陷入孤独、空虚、焦虑的精神泥潭,这是对伦理秩序和道德追求的毁灭性裂变。反之,在生命意义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道德缺乏生活目的的“普照光”,就不能成为内在于生活并促成生命价值实现的行动方式,反而成为物化了的、对生活无关紧要的伪饰品。道德教育远离人们的生活是科技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道德教育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作为引导人们解决社会共同生活中出现的个体和群体、利己和利他等诸种矛盾的方式而存在的。离开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道德教育既没有产生的可能,也无存在的必要。这也是为什么理论界关于道德教育回归于生活世界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