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下降企业出路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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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降。2016年之前，民间投资增速一直高于全社会固投增速，但进入2016 年以来，民间投资开始失速且显著低于全社会固投增速。对企业而言，投资增速降低意味着资金会吃紧，这无异于正打着仗，突然发现没补给和弹药了。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给企业疗伤的灵药又在哪里？

民间投资下降明显

《经济》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2016年前5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仅为3.9%，几乎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1/3。如再和2015年年底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0.1%的增速相比，可谓悬崖式暴跌。2016年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约为62%，比2015年同期降低了3.4个百分点。不仅如此，2016年6月、7月的数据也并不光鲜。

尤其经济处在困难中的东北地区，前5个月民间投资的增速暴跌幅度达到惊人的29.3%。高层对于民间投资的下滑极为重视，2016年5月9日，权威人士在谈中国经济大势时，便将“民营企业投资下滑”列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第一风险。

有业内人士向《经济》记者评论称，“现在民企投融资环境与10年、20年前相比要宽松和公平得多，但民间投资的困惑却有增无减。”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胡月晓向《经济》记者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可以总结为“外贸进出口数据继续分化，出口增加但进口仍疲弱，高顺差态势延续。工业、消费数据悉数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受房地产增长乏力拖累继续下滑，基建独木难支，而民间投资下降势头不变，持续萎靡。工业企业利润进一步改善，主要得益于工业生产和销售增长加快、产品单位成本费用的进一步下降。整体来看，投资下滑较为明显。经济下行压力仍存，底部徘徊格局不变，L型运行特征更加凸显。”

胡月晓认为，“实体经济压力大，民间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这也是企业活期存款增速飙升、定期存款增速下滑剪刀差扩大的直接原因。资金滞留企业账户，与民间投资的持续下滑是相呼应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费兆奇向《经济》记者表示，民间投资快速下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来自制造业增速快速下降和基础设施投资瓶颈的双重挤压。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滑，以及2016年去产能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问题是在制造业领域，民间资本占据着绝对的比重，截至2016年6月末，民间投资的比重高达86.61%，这意味着制造业低速增长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费兆奇说，在基础设施领域，民间投资自2016年开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增速在2016年初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从2015年年底的28.61%跌至2016年2月的10.78%。”

“由于民间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占比较小，基础设施投资在2016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对民间投资增速的贡献非常有限。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面临投资瓶颈。”费兆奇表示。

同时，内源性融资不足是民间投资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费兆奇称，民间投资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随着全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盈利项目减少，企业的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不断下行，民间投资的能力出现弱化。在我国，由于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的溢价较高，其投资的资金来源一直以自筹资金为主体。”

据费兆奇解释，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始终在60%至70%的区间内波动，但在2016年年初，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自筹资金增速发生了大幅下滑。“从2015年12月末的9.5%垂直跌落至2016年2月的-3.1%。之后虽有反弹，但力度微弱，截止到2016年6月末，累计增速仅为1.40%。从时间上看，这与民间投资增速的断崖式下跌是完全一致的。而201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资金增速的大幅回落导致民间投资增速的断崖式下跌。”

而且，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变化也对民间投资带来了负面影响。费兆奇继续介绍，近些年，随着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降，我国通过结售汇制度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主要依靠再贷款等方式对宏观流动性进行补充。此前，外汇占款渠道的受益者多为民营企业，多涉及制造业投资、商业物流和房地产投资等。

“但对于民企而言，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快速上升，这提升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但民营企业因外汇占款下降而减少的流动性很难得到有效补充”，费兆奇认为，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特别是存款性金融机构出于收益和风险控制的考量，偏爱有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此外，在基础设施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有企业通常成为主力军，这样的背景使得更多的信贷资源流向国有企业。”

民企生存遇到瓶颈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民间投资主要分布在三大领域，分别为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他向《经济》记者表示，民间投资在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分别占比为81%和71%。大多数服务业领域存在严重管制，国有投资比重占60%-80%，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制造业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国际竞争力低下、存在巨额贸易逆差。

“以民间投资所处的制造业领域为例，大部分领域目前处在很困难的调整期，加上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不确定，从而自动减少了投资”，任泽平说，“再加上在实业困难的情况下，2016年房地产上半年的继续火热，又使得民间投资大量进入房地产领域避险。另有部分民间投资转而出海，到海外寻求投资机会，这都是导致民间投资下滑的具体原因，而这些又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民营企业的困难。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民间投资当前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无人区’的情况下，依靠过去的模式投资实业，而这些领域根本不赚钱了。也正是因为不赚钱了，所以民间投资者不再去追加投资。”

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仍然处于不乐观的状态，融资难贵问题突出。马光远对比了中西方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并向《经济》记者介绍，“中国的民营企业高度依赖自有资本和留存收益，占比高达60%，而美国只有30%。中国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以及股票融资的比例远低于美国，占比只有20%，然而这还包括了从成本更高的影子银行通过资产抵押、高息借贷等方式拿来的借款。”

“这显示出我国民间企业申请贷款时仍存在身份歧视和金融压抑。国外类似企业从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以及股票融资的占比约为42%，远高于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于100人以下的中国中小微企业而言，申请正规银行贷款被拒绝的可能性甚至超过了50%。”马光远说。

东吴证券研究所所长丁文韬也向《经济》记者表示，2016年7月初以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民间投资的举措。例如金融支持，减费降税，将铁路和部分军工领域对民间开放合作。7月底，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还组成了督导组，奔赴民间投资增速靠后，以及民间投资体量较大且增速放缓明显的7个省市，就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落实、政府管理服务以及地方政府改进民间投资的方案进行督导。“但以上政策能否见效，下半年仍需谨慎观察。”

无论是国务院督查组，还是《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谈及民间投资今年上半年下滑的原因，不外乎是鼓励民间投资的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协调、落实不到位，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国企同等待遇，融资难融资贵、缴费负担重。同时还有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少数地方政府失信等原因也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困难。

任泽平认为，民间投资下降、国有投资上升，本质上是新一轮国进民退。改革开放38年来的实践表明，在竞争性领域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新一轮国进民退表明全社会投资效率正大幅下降。

此外，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实力不足，难以参加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民间投资往往决策近视，过分注重企业短期是否盈利，不关注企业长期发展。他们大多投向初级产品加工，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投入少。大多数民间投资者对投资方向、投资项目，缺乏预见性，随波逐流，企业管理落后，致使民间投资项目出现区域内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解决对策亟待落地

只有企业有了长期稳定的预期，才会进行长期稳定的投资。

企业欢迎减税降费，更希望政府简政放权。大规模降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并简化征收环节，让利于民，效果长远持久，可明显改善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但如若放权不充分、监管跟不上，则会继续增加企业运行成本。这种隐蔽但高昂的交易成本，给企业绑上了重负。制度易成本降不下来，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在政策层面，高层多次强调要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允许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向国内民间资本放开，凡是影响民间资本公平进入和竞争的各种障碍，都要通通打掉。”马光远表示。

任泽平也认为，对于过剩产能领域企业，国企民企要同等对待，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防止国企利用所有制身份获得贷款、债转股倾斜，逆向淘汰民企。

任泽平举例称，“除了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做优国企，也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做优民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最终国企民企谁能够做大做强做优，市场说了算，政府不能当裁判，这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地方政府不应为国有企业站台做信用背书，这违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

费兆奇同样表示，政府尤其应为民间投资进入高端产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此外，费兆奇认为，政府还应慎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经济处于下行时期，企业的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不断下行，应该看到，民营企业减少投资是顺周期的理。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国有投资步入逆周期的快速上升通道。然而，国有投资是否能再次带动民间投资回转？答案或许并不乐观。”

费兆奇强调说，“我一再讲，民间投资中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自筹资金，特别在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民营企业在次贷期间和目前的运行背景有着较大的区别。比如在次贷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外汇占款有所下滑，但其增速仍然在20%左右的高位波动，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的增速在30%附近波动。为此，在国有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可以较快地恢复前期水平。但在近些年，特别是2016年以来，外汇占款增速跌至零值附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筹资金成负增长状态。这决定了民营企业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充足的资金跟进国有投资，并出现反转走势。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适用。”

据费兆奇介绍，“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例如由于我国第三产业中包含了大量的低端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第二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70%至90%的区间波动，这意味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势必降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

此外，虽然我国的货物贸易一直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却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并且在2016年以来持续负增长，这意味着国内对于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这与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鲜明对比。

“其症结在于民间投资多集中于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在水利、教育、卫生、金融等领域的‘准入门槛’非常高。为此，无论是为了扩大民间投资，还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尽快降低民间投资的准入限制都是核心要务。”费兆奇说。

可以说，对于高端服务业的管制亟待放松。“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制造业开放的成功，未来30年的成功将是高端服务业开放的成功。近年来，服务业领域放一块活一块，比如互联网、传媒等，没有放活的领域则发展严重滞后，比如金融、体育等，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费兆奇表示。

马光远强调，落实民间投资的平等待遇，必须通过负面清单的立法思维，而不是当下的正面清单。对于限制或者民间投资暂时不能进入的领域，列一个负面清单，剩下的领域，对所有的主体同等对待，不设置任何歧视规定。

“可以说，针对民间投资意愿的低迷，国家加快放开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真正做到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马光远说，如能做到以上这些，所谓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自然会被破解。

“改革最根本是要动产权。如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90年代股份制国企抓大放小。国企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是产权不清导致的激励不到位，进而导致效率低下，所以要改革，要民企跟进。”马光远说。

对于民营企业的种种困难，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也曾表示，扭转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趋势，既要抓好现有政策的落实，又要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举措。首先便是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大放的力度，强化管的能力，提升服的水平，才能进一步推动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只有在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束缚民企投资的突出问题，才能提升民企投资回报，扎实开展去产能，推动民企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