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归化\异化与汉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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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的两个互相对立的翻译策略，它们有着更加深层的文化原因。本文试图探讨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对立及其如何影响目的语文化的，同时从翻译史的角度考察翻译对汉语发展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翻译 归化 异化 汉语发展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历来是翻译家争论的热点。坚持归化者强调异域文本的语言不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审美心理、文化背景及行文特点，主张对异域文本的评议及文化差异进行压抑，常常将翻译抹杀，使之纳入目的语文化的主导价值之中，变得易于辨认，因而看上去就像没有经过翻译似的。如在将外语译成汉语时，出现了滥用汉语“四字成语”和“古雅词语”的现象，又有人将外国的“上帝”变成了中国的“菩萨”，将外国人的名字变成了中国人才有的名字等。

而反对归化者大有人在，俄国近代翻译理论家茹科夫斯基在翻译实践中就主张放弃早期“文化翻译”的方法，即在修改原文的时间、地点甚至将外国人名为俄国人名以适应“俄国读者的品味”的做法。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莫洛佐夫也曾认为坚持“归化”译法会“斩断所译作品的民族根子”，“表面上这种倾向有时只表现在个别细节上，但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就会完全改变原作的特色”。坚持异化者认为读者有权力了解原作原貌及其异国风情，主张用“移植法”将带有异域特征的语言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移植过来，以展现异域文化，同时也构建本土文化，丰富和发展目的语的语言。如“一石两鸟”、“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取笑于我”、“打骂于他”、“潘多拉的盒子”的说法，逐步在汉语中生根发芽，为汉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此可见，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的两种相互对立的主要策略。鲁迅先生就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末定草》中写道：“动笔之前，就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也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由此可见，完全归化和完全异化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有其更加深层的文化原因。作为多元体系派（Polysystem theory）的翻译理论家，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在研究翻译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时指出，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引进新的思想而且还提供新的形式和模仿的样板。如果翻译文学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就常常牺牲原作的形式，竭力使译文与接受文化的现行标准一致。图里（Gideon）也认为翻译既为目标文化带来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又因文化标准的改变使原文结构发生迁移。

从目的语的发展角度出发，归化应有一定的限度，否则目的语便会画地为牢，坐井观天，固步自封，但是异化应力求着眼于目的语的内部规律和内化能力。在翻译实践中，只有平衡好归化与异化这对矛盾，才能实现翻译的根本目的，即有效传播异域文化，促进目的语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也正是在归化与异化这对矛盾运动中，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的目的语言也得到了发展和丰富。正如王佐良先生在其《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指出：“通过翻译外国书，也可以提高汉语的表达力。例证之一：通过翻译马列著作和其它社会科学书，汉语的逻辑性和精确性都提高了。”鲁迅先生也曾强调“左译”“硬译”或“逐字译”，以致于宁可让译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并在其《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解释说：“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在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在思维与表达方面不甚精确的缺陷。本文旨在通过中外翻译史上的一些实例说明翻译在归化与异化这对矛盾相互作用中促进了汉语的丰富和发展。

语音方面。根据马祖毅所著《中国翻译简史》，汉语的反切法及四声的确定，都与佛经的翻译有关。因为翻译佛经，接触到拼音的古梵文，而翻经有时要求音译之正确，于是汉语的反切四声就产生出来了。据《高僧传》说：“自大教东流，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以梵音以咏汉语，则音繁而偈道；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末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涣山之神制。于是始治瑞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音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传声”和“契”即有了一定的数目，反切自然就会风行一时。跟着有人把许多字汇集起来，按反切法加以分门别类，结果成了各种韵书。以后各代又进一步建立了汉语的辅音元音体系，于是我国原来就有的用两个字合起来注音的“反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四声的确定也与佛经翻译有关。我国最早的韵书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到齐梁时，沈约、周J等人才把平、上、去、入正式定名为四声。据陈寅恪说，宫商解徵羽是中国的本体，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平上去的分别是由于当时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相符，和入声相配，便成为四声了。由此可见，佛经翻译带动了汉语语音在原有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

词汇方面。①佛经翻译还输入了大量佛教词汇，这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如“菩萨”、“阎罗王”、“世界”、“刹那”、“五体投地”、“因缘”、“果报”、“供养”、“意识”、“解脱”、“一尘不染”、“有缘”、“无缘”、“劫”、“在劫难逃”等。②又如五四以后，受到西语的影响，汉语的指代系统中人称代词出现了“他、她、它”三字，这提高了汉语指代关系的明晰程度。

当然，众多异域词汇的移值是受汉语的词法结构制约的。汉语在词法上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首先，汉语没有词尾变化，没有词的变格变位，在吸收外来语时就可“放开手脚”。其次，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在音译吸收外来词时，同时也能把意思译过来，如“幽默”（humor）、“引擎”（engine）、“引得”（index）、“乌托邦”（utopia）、“维他命”（vitamine）、“绷带”（bandage）、“俱乐部”（club）等。这些音义双关的译音词就是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特色。我们还可以利用汉语表意文字的特点，在借词后面加上表义成分，弥补音译词的不足，如“卡车”（car）、“霓红灯”（neon）、“迪斯科舞”（disco）等。所移植的词汇进入汉语后，词性的转换变得十分灵活。按照汉语的语法，名词只要加“的”就可以作定语，如幽默的形容词加“地”可作状语，如“幽默地”。专有名词加上一个汉语原有词汇就可变成抽象名词，如“乌托邦式”。由此可见，在翻译中大量移植反映异域特征的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但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词汇的移植是受汉语词汇的运作规律所制约的。

句法方面。在汉语的句式中助词“于”在先秦两汉书籍中从来不用在动宾之间，魏晋六朝译经，为了凑韵文字数，才有了这种用法，如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中就有“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这类句子。此后就出现了“打骂于他”“取笑于我”的说法。五四以后，特别是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和形成，更是体现了翻译中句法异化的重要作用，根据为王力所著《汉语语法史》。五四以后，汉语句法受西洋语法的影响，经历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不定冠词的使用；（2）被动式使用范围变宽；（3）连词“和、或”使用的英语化；（4）动词平行式的广泛使用；（5）复句中分句位置的变化；（6）句法形式严密化。比如，汉语复句中原来的排列规律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但在西语中主句和从句的排列顺序相对更灵活，是翻译将这种灵活的顺序排列移植到汉语中，并在文学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汉语句法的严密化主要体现在主谓关系较以前明显，主语使用的频率更高，逻辑关系也更多地明示于语言表层，有别于传统上隐含这种关系的意合方式、长定语的使用等。汉语的这些变化深受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的影响。正是翻译将源语中的句法形式特征移植到目的语结构框架内，改变了目的语的形式特征。当然这种句式异化也是有限度的，汉语意合性和流水结构等内部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异化的程度和范围。由此可见，异化、归化是相对的，违反目的语的异化只能是死译，异化一定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目的语的内部规律才能被目的语逐步接受、吸收和内化。

总之，从语言的发展来看，语言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但是正如现代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语言》一书中提出各族语言是相互取长补短的。这种互相取长补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实现的。在翻译中如能一定程度地减少归化，同时翻译的异化如能在目的语语言内部许可的程度和范围内进行移植，则能有力地促进目的语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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