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差异的文化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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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俗观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也是文学作品风貌的展现。魏晋南北朝雅俗观与宋朝雅俗观不仅表现出崇雅的共通性，更展现出“雅俗异势”和“雅不离俗”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两断代不同的时代精神相关联 ，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异质性。本文以文学雅俗观为着眼点，试图分析两断代所处的历史现实，以及与历史现实相观照的哲学思潮、文人心态、审美理想等现实层面和意蕴层面，以期揭示文学雅俗观差异的文化成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宋朝;文学雅俗观;文化成因

雅俗观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也是文学作品风貌的展现。雅俗观自形成之初便有崇雅黜俗的内在稳定性，同时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雅俗观也在不断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与宋朝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前者经历着大变革、大动荡，封建社会拉开帷幕，文化变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后者紧承封建鼎盛时期的盛唐，与中晚唐一道成为中古至近代的转折点。两断代在继承崇雅黜俗雅俗观的同时，也表现出“雅俗对立”与“雅不离俗”的焦点性差异。

魏晋南北朝雅俗观，一方面在文学形式上对雅俗观进行革新，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儒家“雅正”观念的“雅丽”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玄学的盛行，文人多追求高蹈爽利的精神自由，表现出睥睨世俗的“雅俗异势”的雅俗观。宋朝一方面承袭了魏晋风流，将绝妙风神的高雅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将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渗入到“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质量和内容”上[1]（P52）。宋代的雅俗观集中体现在“以俗为雅，已故为新”八字上。苏轼说“诗需有所作为，当已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东坡题跋》卷二《柳子厚诗》）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不同昭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差异。

由于文学从属于文化，魏晋南北朝到宋朝雅俗观的变奏，是与文化和鸣的。当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宋朝的社会背景做了详尽的论述，从中可以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异质性。文章分别从文学参与的主体、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文人精神三个方面来探讨两断代雅俗观差异的原因，并在论述中贯通文学创作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探究出导致雅俗观差异的从物质至精神逐步纵深的因素。

一、诗自分雅俗，所操之人不同

文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对文学风格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背景等所造就的个性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学作品。换言之，文人士大夫身份的变更对文学雅俗观的演变有着重大的作用。文人主体不同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与宋代雅俗观的差异。

就作者来说，宋朝文人的出身相比较魏晋南北朝门阀大族下移为地主阶层。南北朝时期门阀大族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的中心，他们的审美趣味决定着文化的趋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创造的团体多以家族为单位，而非像宋朝以相同创作追求的流派为单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森严，寒门知识分子在苛严的等级制度下也很少有进身仕途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民”，而这种由门阀士族统治文学的局面直到宋朝才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宋代大举实施科举制度使布衣大量入仕，冲击并更新了传统文人团体。新进的地主文人在努力向传统雅正靠拢的同时，显示出对世俗的亲近：大量的俗词、俗题入诗，对世俗日常生活平等性的反观，对俗体文学小说、戏曲津津乐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古音与夏同，代表的是王都地域的音乐，随着雅、俗对立的发展，雅逐渐与代表边缘性地域的俗相区分，于是乡土之俗是士子们极力摆脱的。而至宋代，文人对乡土有着一种静谧的、冲淡的喜爱之情，在偏僻的贬谪之地也能怡然自得。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一面汲汲追求功名，一面又依托玄学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决口不言世俗，形成鲜明对比。

从文学接受者看，宋朝的读者下移为市井民众。随着社会的发展，宋朝的经济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有了飞跃。《京都梦华录》中楼馆亭台、勾栏瓦肆、青楼画阁目不暇接，反应了市井生活的丰富。有着庶民背景的文人创作团体其作品必然受市井生活的影响。此外，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接受者由单纯的贵族文人转向兼顾平民阶层，鉴于此，文人的创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关照大众审美，显示出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加之宋代统治者提倡娱乐，大兴养伎之风，文学的娱乐性倾向更加鲜明，俗文学创作在所难免。

二、雅不足以娱情，返归于俗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处于不同的文学历史发展时期，对文学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前者文学自觉和人的自觉，要求文学不再单纯为政治服务，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于是出现了“雅且丽”的文学雅俗观，对用字、造句、修辞、韵律上进一步锻炼，使文学精英化超越世俗。时至宋朝，诗、文的艺术成就经过唐朝的历练已近乎成熟，宋朝的文学创作面临“不能出新”、因袭拟古的危机，这激发了文人援俗入雅的创新意识。

王安石认识到“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不满于受制于唐诗，更不满于宋初沿袭五代文习，宋朝文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梅欧体”细大不捐、雅俗共荣、以文为诗、革故鼎新;苏轼矫正严守的法度弊病，以意运诗，尚奇趣、反常道（《诗人玉屑》）;黄山谷以故为新，造语拗僻奇巧，奇书异闻化入雅体，“文章最忌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中兴四家”平滑轻巧、活法直寻。钱锺书先生有言：“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他，曰以不文之文， 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裴然成章。”[2]（P29）宋朝文学正式将魏晋以来受雅文学关注已久的用字、造句、修辞、韵律、风神进行改造，并将雅文学未曾关注的世俗事物、情感引入雅的范畴。

三、诗无雅俗，归于志趣

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山谷集》）真俗二谛相互依存，真不碍俗，俗不碍真。此种辩证意识反应在文学作品上便表现出雅俗对立统一的韵味，雅、俗本不可分，只要志趣高洁，俗皆是雅。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内涵往往规定者文学的艺术风格、审美内涵，从而规定着具体的文学创作风格。换言之，文学雅俗观在创作方法上的表现归根结底是受文人士大夫精神志趣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与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均以潇洒的人格魅力著称，但是两者又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内涵，以宋朝为主线分述如下。

（一）出世入世的智慧――淑世情怀下的广大、多样的人格魅力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面对政治时弊焦灼又高昂，至六朝，文学作品极少关心世态民瘼，大多隐遁避世不问俗世。正如鲁迅所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3]（537），佛教和动乱的世道让门阀文人们见怪不怪。在晋朝谈玄成风，也促使文人厌弃绝俗，以清谈为务。文人视角转向脱离社会的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致使文章的内容趋于狭小，文人创作上的革新主要集中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谈不上与世俗的事物结合的可能，社会和个人始终对立出现。而宋朝四海宴清，文人入仕受到统治者的肯定，文人参政热情高涨，于国于民有高度的责任心，关注世态人情，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心态产生强烈对比。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强烈的淑世情怀使文学作品关怀政治的同时在，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宋代文化开放包容的魅力促使宋代文学的内容也可以容纳世间万物，俗物自然也不在话下。并且，各种事物进入作品时，受宋人囊括宇宙气魄的淘洗时，也呈现出创作主体精神的多样性和诗风的多样性，更是“雅”的革新化展现。

（二）审美意象中的情理追求――儒释道合一语境下的以理统情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追求自由，但始终偏激、决绝，难以调和现实与个人、理性与情感。文人追求一种以玄学为旨归的放逸人格，于是诗歌徒有理言没有理趣。宋朝追求高妙诗风的同时更关心现实，在人生际遇中有一种儒释道合一的睿智。六朝胸襟仅妙欠高，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放纵;宋朝胸襟即妙且高，是一种荡涤苦难后的深淳。

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自我个性的体认，宋人的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我个性的肯定，更体现在对自我深刻的反省上。宋人追求的自由是在关注现实同时保有的人格独立性，他们自信、理性、包容，区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狂放。儒家的崇高情怀加之佛道的静观达变，在道德理想中得到“寓意于物”“不留于物”的自由。宋人求道得理并非流于清谈，而是在现实中体悟哲理;宋诗内敛、理性却不乏理趣，它与开放、复杂、情感激越的唐诗相区别，表现出来的是“外枯中膏”，淡薄宁静的情感体味。宋诗中的日常事物之俗在轻描淡写中表现出韵味无穷的雅致，有陶渊明“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品格。

（三）乐易的机趣――独立主体意识关照下的放任畅达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爽利，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使依附于政治强权放望，也要体现出不婴世事的平淡、高雅的心态。这种率直、洒脱与逃避政治和放望互参时，显得清高却无不表现出内心的扭结。宋代文人不矫揉造作的爽利体现在面对困境不是要与之决裂而是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态冲淡之;打通日常生活之现实与精神之高妙，游心于世俗却“不为物欲所累”。

宋代政治清平，统治者提倡娱乐，加之儒释道观照下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淑世情怀总与自由、乐易相半而生。例如庆历至元v间，馆阁以“举乐”为雅集，以“携妓游”为雅趣，以“诵猥语”为雅谈，以“惑官妓” 为雅兴，以“苦风疾”为雅虐。[4]（P23）这种风流逸乐并不排斥认真地对待生活、仕途。宋人往往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宠辱偕忘，保有“乐道”品质。宋人的生活是诗化的，宋人的作品也是达意之词，那些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莫不融俗物、雅物于其中。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哲学思潮、文人心态、审美理想等现实层面和审美意蕴层面。文人阶层的变更，文学接受者的下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维度对文学活动进行干预。同时，对于前人文学成就的继承和革新，是对文人创新性的考验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此外，文人精神追求以及社会整体的审美风尚，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精神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一代作品形成区别他时代的审美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是时代政治、经济的展现，也是文化纵深层次上人的审美意识差异性的体现。同时探究雅俗观的文化成因也为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内蕴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式。（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钱锺书.谈艺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鲁迅.鲁迅全集0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凌郁之.宋代雅俗文学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