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词学思想的经典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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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的词学思想不仅为常州词派立足清代词坛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提升了清词的历史地位。张惠言开创了常州词派，周济则使得常州词派发扬光大。“词史”说、“寄托出入”说、“正变”说作为周济的理论代表意义重大。它们是对词学统序和学词门径的直接阐释。因而对周济的词学思想做出经典化的研究对探讨清词的中兴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常州词派 ;周济; 词学思想; 词统

引言

清词的中兴在某种程度上是词学理论的中兴。云间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词学流派为清词的中兴作出了理论贡献。他们或崇尚晚唐五代，或崇尚南宋北宋。而这些词学理论主张又通过各家选本情况得以体现和深化。《古今词统》、《草堂诗余》、《词综》、《词选》等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然而，纵观词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各家对于词学的阐释又不尽相同。即便是词派内部，依然有着继承和分化。相对于张惠言固守儒家思想的片面化词学理论，周济则是在继承与反思的过程中提高了常州词学的意格。尊词体、崇比兴，明正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清词意格的提高奠定了理论基础。谭献、陈廷焯、王国维、陈匪石、胡适等当世和后世之人的评述和学习为周济词学思想的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稿本依据。

一、 追本溯源趋正统

1. 儒家思想尊词史

周济的词学思想对张惠言的词学理论有着继承与发展。词在产生初始即被人们称为“诗余”、“小道”，它的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而道德说教乃至审美功能则被文人所忽略。然而宋代以后，从李清照到苏轼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来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于是“别是一家”、“以诗为词”便成为推尊词体的先声。而后经历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步步巧构，最终实现了清词的中兴。其中，常州词派的张惠言显然是这一中兴不能忽略的关键。“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从而当然地把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103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对于儒家伦理教化的重申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追本溯源的独到之处。在《词选序》中，张惠言对此做了明确的表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绯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此句理论中，张惠言将词体的推尊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认为它可以诉哀乐，展钟情。而在周济这里，显然是继承了张惠言的伦理教化思想。然而，张惠言过于重视词体如诗体般的教化功能，而周济显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尊体观的精神实质而更多的注重它的审美价值。因此，他通过提出“词史”说来表明词的社会功能和思想内容：“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积，或独清独醒，随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2]4周济强调了词之作用即在于寄托个人感慨的同时不忘家国之患。简单狭隘的个人意志难以媲美家国沦丧之感。周济的词史观点无不有着深深的社会烙印。儒家思想作为周济词学思想的主脑，他的词史意识便得以流传后世。

2. 香草美人寓比兴

“香草美人”是屈原著作中的典型意象，它所体现的是仁人志士的政治理想和热情。“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章句.离骚序》）可以说以夫妇忠贞寓君臣际遇体现出对政治现实的渴望与无奈。由此“香草美人”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人士子也多通过“香草美人”来宣泄自己的一腔心血与无奈的现实感。而这种“香草美人”所折射的也正是比兴寄托之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比兴寄托使感情的宣泄得以委婉出之而不至过于激烈，它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婉讽。比兴寄托说走到周济这里便别具一番风景，他秉承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却又不为所囿。周济在纠正张惠言论词牵强附会弊端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周济的词学思想中有寄托与无寄托理论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屈兴传统。然而，不同于张惠言的“深文罗织”，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比兴在词中的另一种审美。“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请，仁者见仁，知者见知。”[2]4由此可见，周济之寄托出在空与实之间找到了立足点。在周济看来，学词之始要有所放空，只有如此才能使词灵气贯穿。由此，“香草美人”的诗学传统在词学的世界中找到一息繁荣的土壤。无论是儒家思想的灌注还是香草美人的传承，周济都以他对宋词学词门径的探讨达到了理论的升华。

二、 四家词选立统序

1. 王吴辛周予门径

词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真正达到共鸣归功于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作为周济晚年词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在多年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明晰了清代词学的利弊得失。“由南追北”与“由北开南”是其词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由南追北上，周济与是典型代表。周济认为，王沂孙的词作用比兴寄托的手法递传亡国哀思，他将家国之恨融入艳情咏物之中，即所谓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言情”。周济将王沂孙作品评为高格正有他的理由：“三花两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轻委云卧稳，蓝衣正、获春憔悴。罗浮梦半蟾挂晓，么凤冷、山中人乍起。又换取、玉奴归去。余香空翠被。”[4]47周济认为此词既有咏物的佳处所在，又具有身世之感乃至家国之情，从而他的词也最具高境。如果说周济在词之内容上有了拓新，那么显然是在形式上作出了独特的阐释。周济将之推为学词门径的第二位，试看其《倦寻芳》：“暮帆挂雨，冰岸飞梅，春思凌乱。送客将归，偏是故宫离苑。醉酒曾同凉月舞，寻芳远隔红尘面。”词在凄清的景象中诉说了词人内心的凄凉，但我们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词中的思力沉厚。纵然后世词人学梦窗，但只是貌合神离。在的词中我们感受到清词刚与柔的统一。在由北追南上，辛弃疾与周邦彦是典型代表。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表现出“退苏进辛”的选词倾向，对于苏轼在题材内容以及艺术手段的开拓上绝无偏执之论，但在论词的过程中，周济显然是将辛弃疾至于高位。且看辛弃疾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我们从中所能感受到的绝非一己之惜山怨水，更多的还是对山河沦落的叹息。“清真浑厚，正于勾勒处见。他人一勾勒便刻削，清真愈勾勒愈浑厚。”[2]6周济认为周邦彦的词浑厚而不露痕迹，巧妙避开了宋词的刻削与拙率。而这种浑厚也与周济的“浑化”理论相得益彰。“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岁去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周邦彦《兰陵王.柳》）此首词中，以柳代人，以愁表心，情景交融处能够体会到周济的“浑化”理论内涵。

2. 正变源流立词统

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指出了作词的向上一路，对选本和作家的择取式学习正是周济词学统序观的深刻展现。所谓词统也即学词的体系，更为确切的观点即“正变”，正与变正如源与流，追本溯源，探究词统，由此周济通过学词门径的选择为我们展示了他的词统正变观念。词体正变观念是论词者评论词和词体的标准所在，而其在历代的演变则是词学史的缩影。从正变至词史再趋向词统，周济的词学思想在循序渐进的演变中获得了后世词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和历史的穿透力。若要探究词统这一观念的形成势必离不开“正变观念”的梳理。而实际上，正变观念源于诗学理想，只不过在词学的世界中得以发扬光大《诗大序》中最早对正变作出解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发展到后代，正变之分便带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词学领域的婉约与豪放之分便成为后世词人推尊词体，分门别派的依据所在。明代的张在《诗余图谱》中强分正变成为这一正变理论的先声。时间转向清代，清词的中兴是词体风格，思想境界的中兴。而强分正变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词学流派的彼消此长，而非长久屹立于词林。张惠言在《词选》中表态称温庭筠词“深美闳约”，在他的观念中很显然的是以唐宋词人为词学正宗，而斥柳永乃至黄庭坚的词都颇存异议。周济在《词辨》中抬高辛弃疾的词作而拉低俗世的词作水平。而走到《宋四家词选》，周济的正变理论变得以升华和纠正。“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成为他正变理论的典型代表，正可谓是刚柔兼备。正和变得以在这以循序渐进的学词门径中又进了一步。

三、 词坛名家助清芬

1. 词选价值传千古

《宋四家词选》作为周济词学理论的核心展示，其价值自不待言。在这其中，所不能忽视的莫过于对于文化精神的兼收并蓄。不同风格的交融与相互吸收在诗学的世界当中已经达到浑化无际的境界，而在词学的世界里，它的发展轨迹依然体现为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走向成熟。清代词坛不同于唐宋词坛的地方就在于此人们对于学词宗旨、学词门径存有轩轾。词坛中的婉约与豪放的取舍也因此而成为历代词坛烽火连天的主战场。因为它涉及到正变观，更涉及到词人词学精神的皈依。花间和草堂只是这一场悄无声息的词坛之战所凭借的依据，苏轼辛弃疾乃至后世更多的词人则有了更多的精神指向。立为正统，必为婉约，然而豪放词风又何甘沉沦下聊。前有李清照与苏辛关于尊体的论争，后有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雅正与纯正的论争。论争固不可少，然而能将论争付诸实践并未后世词人提出了具体而微的学词门径则首推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作为一部具有指导性的词学理论著作，它不仅展示了宋代词坛的概况，同时也为清词的中兴和兼容并蓄的词学精神的发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他将苏轼与李清照的推尊词体发扬光大，进一步揭示了词体特性;其次，不同于张炎以及浙西词派对作品的误读和贬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将作为学词门径之一;再次，《宋四家词选》中对于张惠言乃至整个常州词派理论的探讨没有完全摒弃，而是去其不足，取其优胜之处;最后，最为重要的在于《宋四家词选》为词学统序观的进一步发展做了理论阐释，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必将在词统的建立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完善。从《词辨》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再到《宋四家词选》周济的词学思想在比兴寄托、浑化无际以及词史观的表述中得到完善和统一，他对词坛历代名家的品评能够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状况而非一己之偏见。《宋四家词选》为后世词人明正变，趋正统设立法门。因而，在当世乃至晚清引起了中兴词坛词人的共鸣。

2. 词人词作相予益

周济的词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清代词坛掀起滔天巨浪还依托于当时乃至后世词人的推崇和发扬。谭献、陈廷焯、王国维、胡适乃、陈匪石、胡适等学者对周济词学思想的再解读使得周济词学思想得以经典化。谭献的“折中柔厚”与周济的“归诸中正”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实际作品的解读上，却蕴含着相似的词学思想。陈廷焯的“沉郁顿挫”说与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有着看似朦胧却又确信无疑的继承关系。“他是把运用比兴体作为实现‘缥缈之音’的沉郁风格的主要手段的：‘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3]332沉郁顿挫与寄托出入都涉及到了词作艺术风格和具体表现方法。陈廷焯和周济词学思想的顺向继承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力崇北宋词，他认为五代北宋词之所以“独绝”，原因便在于北宋词家词作有境界并且能够成高格，词摆脱成为羔雁之具的命运，而成为独立抒情的主体，这一切似乎要归功于词的境界的提高。如果说周济对谭献、陈廷焯乃至王国维的影响或是止于思想内容或是止于表现手法，那么对于陈匪石、龙榆生和胡适等人的影响则显然是全方位的。就陈匪石而言，他的《宋词举》便是最好的说明。《宋词举》在深化了周济的词学理路，他通过逆溯之法来阐述自己的学词门径，与周济所推尊的王沂孙、、辛弃疾和周邦彦的学词门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龙榆生作为民国词学大家，对周济词学思想的研究不在少数。胡适作为民国文学的先锋，他的词学观点也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普遍观点。胡适在《词选》中说道：“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向都是处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才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而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天才堕为匠手，创作堕为机械。文学的生命又再次向民间文学寻找新方向。”[5]94在这点上，胡适的词学观点又与王国维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认为词学本质精神应回归民间，回归真实。周济的词学思想所说的词史意识即包含词学本质精神的回归。由此可见，王国维作为历史的桥梁，连接了周济与胡适的词学共识。

作为清词中兴时代的词学理论家，周济的词学思想已经成为常州词派的理论纲领，无论后人怎样的更改，其本质精神一直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周济的词学思想并非偏离词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儒家思想以及屈骚精神的汲取并非与张惠言同踪，对比兴寄托以及词史的阐释也并非与前辈亦步亦趋，对学词门径的逆溯之法也为模拟前人，而是有所似有所悟，同而不同处有辨。对当代乃至后世的词学家，周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为后世词人指明了学词的具体门径，并将常州词派的词学精神发扬光大。对周济的词学思想做出经典化的解读应当从词史观，艺术审美观、词统观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如此，周济的词学思想方可超越时空，绵亘寰宇。（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103

[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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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济.宋四家词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2-47

[5]王国维.人间词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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