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择偶之变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国人择偶之变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

1950～1960 “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事实上，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正是在那个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一贯行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的唱词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鹜。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1948年到1966年，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十年，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生活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个悲剧。”胡发云说。

1977～1987 至上的学历，浪漫的情愫

1977年，在高考之外，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

1980年4月，新《婚姻法》施行。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承认爱情应该成为婚姻的灵魂。

历经几番政治运动，一度忘却自我，国人渐渐在情感意识上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择偶话题。

而最能触及这一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是：知识。而学历则成为新时代青年们择偶最重要的条件。那时的学历已具备为一个人前途理想工作事业情调趣味的标志。特别是那些文学青年，他们在外表上往往是挺括的白衬衣，蓝色的喇叭裤，以及总不离手的一卷书――这一切对于那些对生活憧憬干涸了十几年的青年来说，意味着有知识，有文化，懂生活。

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择偶观和爱情观。

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在经历10年禁锢之后，各种思潮在高校校园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那些被理想主义烧灼的大学生们原有的爱情观被来自西方的爱情观所改变。穷困潦倒，缺乏温情，是他们父辈家庭最明显的特征，这使他们对家庭产生了本能的怀疑。那时候，萨特和西蒙尼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羡慕并且崇拜萨特和西蒙尼，甚至，有人试图模拟二者的生活方式。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最终也走进了婚姻的围城，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彻底理想主义的土壤。

那个年代，琼瑶对女青年们爱情择偶观的影响是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了《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琼瑶小说在大陆最早的现身。之后，琼瑶爱情小说红遍九州。在琼瑶笔下，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甚至无往而不胜。受其影响，女青年们对爱情有了过高的评价和期望。然而，用不了多久， 一个个从琼瑶故事里走出来的女孩，在经历了一场或几场恋爱后嫁为人妇，她们终于发现被琼瑶欺骗了。

1990～2000 婚嫁改变命运

到了90年代，当功利主义彻底取想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漂亮的姑娘在日渐包容的社会里获得了许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其中，包括婚嫁、交换甚至出卖。

最先开放的深圳，给了人们充分的想象空间。从那时起，港商、台商以及日本公司纷纷在深圳投资建厂，大量的内地青年也涌入深圳。在那里，涌动的是发财的梦想和欲望。还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也梦想着能够在这个离“花花世界”最近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陈小艺主演的《打工妹》反映了打工者在都市中的生活状态，但更多的是从正面来进行表达。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坚持自己的尊严，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姑娘被金钱收买。

“傍大款”是商业区的择偶热门词，这与香港人称女子“钓金龟婿”有同工异曲之处。但有钱人总是少数，于是大款成为稀缺资源，许多姑娘在不能明媒正娶的情况下，也甘愿屈为“二奶”。据资料统计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包二奶”的港台人士约有十万，并且当地法院频频受理此类案件。

2000年后 更为张扬、更为现实、更为多元

新千年之后，人们对择偶标准的多元表现出空前的宽容。年龄不再是界限，婚否也不再是障碍，有的只是在钱袋子与真感情间的挣扎。

进入新世纪，花容月貌并且才华横溢的适龄女子在大都会中已比比皆是。那样的女子，通常有着比较高、比较稳定、比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她们往往更多地强调人格尊严、自由和独立，也更有可能抛却经济因素来考虑择偶条件。另一种在经济条件之外，她们在择偶时对男性有近乎完美的期待：既要是成熟稳重的，还要是机智幽默的；既要有相近的价值观，还要有相当的人生追求；既要是务实耕耘的，还要是浪漫有情趣的；尽管没有经济上的苛刻要求，但必须是有能力的。

她们骨子里有不同程度的小资情结，张爱玲与亦舒3对这些人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她们极度理性却也极度感性。相对低于她们的女性，这些人更渴望纯粹的爱情，似乎也应该更有条件获得纯粹的爱情。

而“男高女低”的择偶趋向丝毫没有要改变的意思，她们中那些不肯屈就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被挑剩的大龄女青年而被社会称之为“剩女”。

她们也能慢慢想开，但后来者比她们想得更开。亦舒笔下的女主人公喜宝是很多人的写照：“首先想要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要很多很多的钱，如果钱也得不到就希望自己拥有健康，如此仍是快乐。”

择偶间的年龄跨度近年来日益扩大。如果说2002年24岁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嫁给当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梁锦松还给大众带来一些骚动，那么2005年28岁的广州外语学院的研究生翁帆嫁给82岁的杨振宁却并未引起地震，杨翁以恩爱表情十指相扣出现在各大场合。“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感想”。随机接受的采访者如此表示。

“80后”这群独生子女转眼迎来了他们的婚恋高峰期。自我，现实，个性鲜明，善于接受新事物，是对“80后”的性格概括。他们的择偶观区别于前几代人，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

网恋，在这群人中流行。QQ是他们的宝贝，在家里只要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可以通过这只小小的企鹅来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将情意洒向全世界。“80后”K歌时热唱《死了都要爱》将爱唱得荡气回肠。或许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寂寞，他们对感情表现很饥渴，对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承诺同样激动不已。他们可以在认识一周后毅然领取结婚证书，但又因为一起相处觉得陌生不适应而分道扬镳，形成“闪婚”与“杯水夫妻”现象。

一份针对生于“80后”单身女性婚恋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她们在择偶的问题上更加“现实”。其中89%的女孩表示很难在“房子”问题上让步。她们中的大多数要求：车子、房子、票子一个不能少。即使强调自己更看中感情的人，但男性的经济实力对她们具有明显的吸引力。难怪台湾作家刘墉残酷地对儿子说，一个男人，如果你没有成就，只是哄女孩子，那是不够稳定的；女人常常会很轻易地甩你。刘墉还叮嘱他儿子要找能够帮助自己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出生于1972年的王松海，吉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自称资产过亿，曾专门组成“征婚班底”，从前期的策划，到各地的广告版面洽谈，以及对应征者的接待与记录工作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电话接个不停。”负责郑州地区的爱情工作室人员称许多女孩打来电话咨询，另一端负责处理电子邮件的工作人员则忙着回复1000多个应征邮件。而这仅仅是郑州地区的应征情况。按策划，为此次征婚行动投资500万的王松海还将继续在其他城市推出。“有很多是在读的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工作人员坦称“金钱的魅力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