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思想与《史记》\《汉书》中的循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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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和《汉书》均作循吏传，但因司马迁倾心道家思想，班固独尊儒家思想，两种指导思想的差异，使两位史学家持有不同的循吏观，致《史记》、《汉书》中的“循吏”同名而实质异：《史记》中的循吏为清静无为道家式的循吏，《汉书》中的循吏是奋发有为儒家化的循吏。
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史记；汉书；循吏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128-01
梁玉绳《史记志疑》：“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传‘酷吏’无秦以前”，然读《汉书・循吏传》，循吏吴公、文翁皆文景时人，且董仲舒、公孙弘、嚎恚亦武帝时人，又“居官可纪”，为何在司马迁《循吏列传》中不提一字？究其原因，概因司马迁倾心道家思想，班固“贵圣人之至论，顺天性而断谊”，推崇儒家思想。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引起两位史学家关于循吏标准的不同所致。
《史记・循吏列传》：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史记・太史公自序》：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
据以上材料，可知司马迁的循吏标准主要有两条：一、奉职循理；二、不伐功矜能。“奉职循理”就是遵照章程或法律条文办事，无需有所更改。此标准和以黄老术治国的汉相曹参所提倡的“法令既明，遵而勿失”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正义》曰：“无为者：守清净也。以因循为用：任自然也。”道家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强调为官要因循无为、不变不革。“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就是要求为官不要务声名。《老子》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又说：“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可见，司马迁关于循吏的标准具有浓厚的黄老思想色彩。从其列传人物事迹中，亦可看出：《史记・循吏列传》：
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孙叔敖）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
孙叔敖反对制定新的法令，以防扰民，正是“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黄老思想的体现。《老子》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新语・无为》说：“事逾烦天下逾乱。”道家认为：人民的各种行为，皆有天道存于其间，为自然的一种法则，不要人为的进行干涉。如果过多的通过颁布法令、制定政策来治理人民，则是与天道相违背，与自然不合。所以只有无为、因民而治，才能不教而民自化。
公仪休者……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
客有遗相（公仪休）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公仪休拒赠鱼事，取自《韩诗外传》，此书在叙述完此事后，引用《老子》的话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司马迁选取此事，所要表达的黄老思想，明矣。
根据司马迁的循吏标准，汲黯可为循吏。《史记・汲郑列传》：
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汲黯尚无为之化，所治郡皆大治，被武帝称为“社稷之臣”。叶梦得《习学记言》：“《循吏传》后即次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此说极是。
以上可知，《史记》中的循吏，为政崇尚无为之治，反对教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重在“以无事取天下”。对制定的法律制度，要求举事无所变更，他们都恪守“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道家政治思想。
关于班固《汉书》中的循吏标准，我们先分析《汉书・循吏传》中循吏的事迹：
文翁……通《春秋》……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黄霸……从（夏侯）胜受《尚书》狱中……（为颍川太守）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
龚遂……以明经为官……（为渤海太守）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渤海又多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即时解散……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文翁、黄霸、龚遂，三人皆儒者，在为官的过程中都在自觉的实践儒家的政治思想：文翁在蜀，选吏受业博士、修学官、设教令、化蜀蛮夷风：黄霸在颍川，为条教，行教化；龚遂变齐奢侈之风俗。在儒家政治思想中，重教化、以移风易俗是最重要内容之一。《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应劭《风俗通义》：“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结。”可知，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只有行教化，才能移风易俗，才能实现理想中的政治统治状态。所以，以“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宗旨的《汉书》中的循吏是儒家化的，它要求官员不仅仅是维持政治统治秩序、奉行朝廷法令的“政府之吏”，更应该是一位以仁爱化民，传播儒家文化的“教化之师”。儒家化的循吏是“吏”与“师”的统一体。《汉书・叙传》：“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察风俗，设教令，行教化，移风易俗，是班固《汉书》中循吏的标准。
按班固的循吏标准，韩延寿应为循吏。韩延寿虽不在《汉书・循吏传》中，但其为官所为，所行措施影响之大，确为汉代儒家化循吏之典范。《汉书・韩延寿传》：
韩延寿……少为郡文学……颍川多豪强，难治……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铖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
韩延寿为太守，尊儒学、行教化、教民以礼仪规范，故能移风易俗，治绩斐然。《汉书地理志》：“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又“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
综上，《史记》和《汉书》都作循吏传，但同名而实质异：司马迁强调道家清静无为，班固重视儒家奋发有为，此二者之最大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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