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与复兴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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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体诗中本有散文句式，韩愈不过是走得更远而已，那么他在近体诗中以文为诗则是一个创新，并对宋代直至清末的近体诗影响深远

唐代贞元、元和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期。科举制的实行，使得前此的贵族社会转向官僚社会，导致思想文化的转变，其承前启后的文化代表就是韩愈。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便是赞赏韩愈以古文复兴儒道、推动观念转变的大功绩，而韩愈“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同样是唐诗的一大转变。

古今学人大都认为，“以文为诗”是指诗歌中引进散文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与“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盛唐诗大相径庭，甚至属于“押韵之文”，使得效仿韩愈的宋诗终不及唐诗。然而，这一新的诗歌方法同样与当时思维模式的转变有关，即把价值世界的重点从外在转向内心，韩愈复兴儒道的新思维即体现了这一点。

汉以来独尊儒术，五经成为统治思想，迄于初唐，官方定《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内容，儒学愈益变成繁琐教条。经历安史之乱，唐代士人欲重新收拾人心，回归古典儒学，韩愈作《原道》，便是摒弃官方注释，直指人伦，并认为思孟学派才是儒家的“道统”，精髓在《大学》的修齐治平，正心诚意。用他赠卢仝的诗句来说，就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指出：“仁，人心也。”进一步将价值世界的根源从自然转向内心。韩愈复兴儒学，正是重申“仁”是一种源于内心的道德，这意味着“诗言志”就是表达个人的心性。所以，他在《荐士》诗中叙述自诗经、汉五言诗、建安七子、鲍照、谢灵运至陈子昂、李白、杜甫和孟郊的诗歌源流，提出一个风雅的“诗统”，重点则落在“不平则鸣”的感慨上。

直抒情感于是成了诗歌的一个重要方式，但这却与前此诗歌的主流，尤其是与盛唐诗歌的恢宏蕴藉迥然不同。中国诗歌自始就有抒情诗的特征，诗人情感大抵是借外在景物来表现的，即是采用“兴”的手法，“瞻万物而思纷”。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思维模式，诗人面对世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通过想象产生情景交融的境界。换言之，“兴”是抒情的想象，更适合跳跃的句式。

中国诗歌的另一个特征是音乐性。最早的诗歌都与音乐有关，此后诗歌与音乐分离，保留了韵与节奏，后者即是根据华夏语音的特点，形成两字一个音顿的句型。到了唐代，新起的近体诗甚至对平仄声调都有严格要求，古体诗尚存散文句法，近体诗则更加远离散文，讲究词语间的跳跃、凝练和省略，踵事增华了“兴”的想象。而直抒情感的“赋”则由于不依靠想象，因而适合文从字顺的散文句式。

既然内心比外在的自然更加重要，想象的地位也就下降了，诗歌手法采用“赋”不再遭到贬低。可以说，“以文为诗”的核心便是以议论为诗，抒发议论感慨。韩愈诗歌除了喜欢讲道理，也喜g发议论。诗人面对世界，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直觉，而是有着强烈的理性，心中萦绕的是眼前景、心中事，是景与情之间的逻辑。就抒发感慨而言，赋的手法是更加直接方便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古体诗中本有散文句式，韩愈不过是走得更远而已，那么他在近体诗中以文为诗则是一个创新，并对宋代直至清末的近体诗影响深远。如《早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用烟柳满皇都。”采用“赋”的手法，描写客观实景，拒绝将读者的想象引向远方，首句是散文中常用的明喻，“近却无”“绝胜”则是抽象词，都是在有意突出诗人的主观形象，与盛唐诗的营造意境不同，而是另觅诗意。

再如韩愈最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诗是抒发议论感慨的典范之作，前两联都是直赋心事，五六句为名句，于一句中议论夹景。显然，这是一种与盛唐诗很不相同的句法，景语完全是在为情语服务，标志着诗人之诗从此转为了士大夫之诗。

以文为诗极大地影响了同为士大夫身份的宋代诗人，韩愈使宋代儒学由五经转为四书，也使宋代诗歌由想象转为感慨，与唐诗双峰并峙。这是理性发展的结果，即使现代人写旧体诗，同样也是回不到唐诗，只能远绍宋诗，亦即韩愈开启的道路。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