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淑的人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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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淑是哈代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的女主人公。她情感丰富，勇敢叛逆，为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的人生悲剧也因此赋予该作品巨大的震撼力和美学意义。本文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认为她悲剧的形成是个人愿望与世俗压力作用下人格分裂的结果， 是她自身“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

［关键词］ 弗洛伊德；人格；悲剧；美学

《无名的裘德》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悲剧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哈代描写了裘德与淑两人“离经叛道”的婚外恋过程及震撼人心的悲惨命运。先前对该书的评论多集中在对主题思想的挖掘和男主人公命运的探讨，对女主人公淑的命运关注较少。然而，笔者通过仔细研究发现， 哈代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上呈现多样性， 并且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哈代在小说序言中曾经说过，他要把“灵与肉之间进行的生死斗争毫无掩饰地加以叙说”。［1］252令人惊奇的是，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对无意识领域的探索与晚他一个世纪的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旨在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解析淑由内心冲突而造成的人格分裂及其悲剧人生蕴含的美学意义。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指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部分组成。“本我”是一个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部分，代表生物本能和欲望，按照“快乐原则”行事，追求直接的、绝对的和立即的满足，以释放紧张和焦虑，而不顾及后果；“自我”是人格的意识结构部分，是在与环境接触过程中由“本我”发展而来的，能知觉自身的种种需要，奉行“现实原则”，调节“本我”的原始需要，采取社会所容许的方式方法，指导自己的行为；“超我”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将首先规范、社会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良心、理性，对个体的动机、欲望和行为进行管制，诱导“自我”使之符合社会规范，使个体向理想努力，达到完善的人格，遵循“理想原则”，凡不符合“超我”要求的活动将引起良心的不安、内疚甚至罪恶感。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人是从高级动物进化而来的， 人身上存在着动物的原始欲求， 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有追求崇高而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需求。人在追求完美人格的过程中，往往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使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人的精神备受折磨，灵魂深处充满矛盾与痛苦。正如王忠祥评论的那样：“在哈代的女性形象画廊里， 淑是一个内心感情世界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人物。”［1］249淑一直在想过的理想生活与残酷现实的矛盾冲突中痛苦挣扎。本文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场景淑的内心冲突与表现，揭示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潜在力量： 她身上充分体现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激烈的矛盾斗争，她的人格也由最初的昂扬向上走向中期的压抑痛苦再发展到后来分裂与屈服的过程， 从而构成了她复杂多变的悲剧人生。

初期阶段――压抑与叛逆：“本我”与“自我”的斗争哈下的淑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她容貌姣好， 体态轻盈，心思细腻，感情敏锐，而且天真并充满幻想。她违反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社会关于妇女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评判标准,如忠贞、柔顺、忍耐、奉献、牺牲等,她坚强、勇敢、独立、反叛。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慧博学; 她有自己的职业,不像当时的大多数女性依赖丈夫生存; 她与裘德约会深夜不归，被学校关禁闭,深夜泅渡去找裘德； 与老师费劳孙结婚后极力排斥与他同居，曾因受惊吓竟跳下窗去。淑在这期间的行为基本属于“本我”的范畴，其特点为非理性的成分居多。在她身上人类的本能愿望表现较为突出，她不受传统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的束缚， 按照内心的愿望追求我行我素的快乐原则，一切率性而为，根本不顾后果。随着与裘德感情的日渐加深，两人都陷入了为相思煎熬、为爱情痛苦的焦灼情绪之中。一方面因为他们是表亲，不能结婚，另一方面，淑得知裘德已婚， 迫于宗教的束缚与世俗的压力她赌气嫁给了自己根本不爱的老师费劳孙。社会道德敦促“自我”调节“本我”， 她试图用“自我”克制和压抑的力量建立起心理的平衡， 事实证明她错了。与费劳孙结婚后， 淑发现自己根本不爱他， 更无法从身体上接受他，他们的婚姻有名无实。她为此十分苦恼，特别是当得知自己深爱的表哥裘德还和前妻有联系后， 她妒火中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淑决心离开费劳孙和裘德在一起。她对费劳孙说：“一个人分明没犯任何罪， 而法律、法令却使他感到苦恼， 那这种法律、法令， 还去管它做什么呢？”她在与费劳孙举行婚礼仪式之前给裘德的信中说：“……有一个人替我做主,把我给他,好像我是一头草驴,或者一只母羊,或者任何别的畜类似的。”［2］177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淑在故事开始直到离开费劳孙与裘德在一起的初期阶段，虽然她身上“本我”与“自我”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虽然迫于压力， 淑嫁给了费劳孙是“自我”调节“本我”的结果， 但这期间“本我”一直起主导作用。在淑“超前了50年”的思想里，她认为她与裘德追求的是无婚姻捆绑的“同气相应”“灵犀互相传递”的有共同感情基础的理想婚姻；她认为他们的爱情是自由自主、 纯洁无瑕的， 因而也是正大光明,理所应当的。但在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对于爱情婚姻的观念十分保守,认为婚姻是上帝对于有德之人的一种恩赐与嘉奖,是通过法律而签订的神圣契约,任何违背婚姻的行为被视为离经叛道,为世人所不齿。但淑却反其道而行之，悔婚之后，勇敢地选择裘德，共同实践她的本能之爱、自然之爱。她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同时也呈现出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妇女的光辉形象。

人在潜意识中的行为是非理性的， 是最贴近自然,贴近本性的,作家用深谙人情、透视人性的敏锐的眼光和细腻委婉的笔触剖析了淑人性中最本质最原始的性情与对美好爱情的热烈向往与追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淑是一个执著地追求灵魂的纯真、纯洁、纯粹的人， 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中期阶段――不甘与抗争：“本我”“自我”与“超我”的斗争淑和裘德经过相恋、思索与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生活在一起了，就感情而言他们是快乐的，但生活中的苦恼也接踵而至。首先他们对于表亲关系的结合产生质疑，因为按照老姑太太的说法，他们家族属于“一结婚就犯别扭的家庭 ”［2］175，而她在这种把“自由的婚姻变成法律的婚姻”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 犹豫不决。她担心“这铁一般的契约”会把他们之间的真挚感情“都毁灭掉”［2］268。接下来她与裘匀番五次地试图办理合法的婚姻手续， 因种种原因而未果。 淑失望地说：“……咱们这一对儿， 都是意志不坚定、主意拿不定的人……我居然能不顺以前的经验， 对于买卖契约的龌龊再一次以身试探！”［2］299淑从此打消了正式结婚的念头。接下来，他们的生活被阴云笼罩，社会上维护风化的人们拒绝接受裘德和淑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以伤风败俗 、亵渎神灵等罪加诸其身,进行种种指责和刁难 。裘德因此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带领全家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后来因一家人找不到安身之处,酿成了三个孩子惨死的悲剧 。按照淑的意愿,她只在乎与裘宰 “同心同德的同志,相亲相爱的朋友、自然坦荡的情人”，而不在乎婚姻的形式。她说:“我至少没把婚姻看做是一种圣礼呀。”［2］173她进一步批驳宗法婚姻制度的弊端:“他们那些人,对于男女的关系,看得太褊狭了…… 他们的哲学,只承认根据而来的男女关系。 原来强烈的爱情,范围很广大,在里面,只占次要地位。”［2］174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淑追求的是无的精神之爱,这是她本来的愿望,是 “本我”的一面，而她要过和裘员3值哪侵执看獾呐笥鸭忧槿说纳活属于为达到完善的人格,遵循“理想原则”的“超我”的 范畴。与裘酝居后,她超乎法度之外的行为引起良心的不安、内疚甚至罪恶感，这是“超我”的外在表现。孩子的惨死给她疲惫的心灵致命的一击，使她彻底转向，最后背叛了裘德， 回到了合法丈夫的身边，即与叛逆的“超我”决裂，重新回归了“自我”。

后期阶段――屈从与赎罪：“超我” 与 “自我”的斗争从小时光老人由于悲观厌世，杀死了淑的两个孩子并自杀，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发生，故事进入到高潮， 也意味着人物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虽然淑顶着世俗的压力与裘德相依相伴地度过了许多穷困潦倒的岁月,但是孩子的惨死动摇了她对生活的信念,使她与裘德在思想上完全背道而驰 。她认为悲惨的事件是上帝对她反抗习俗的“罪行”的惩罚。她说：“我们永远在职份的祭坛上牺牲自海　…我完全应该受到我受过的鞭打！我希望有一种力量把我的邪恶、我的可怕的过失、我的一切罪恶的行为都铲除干净。 ”［2］359她承认自己“一点战斗的力量都没有了”［2］356-357。与裘德的自然之爱为社会所不容，苦难的生活消磨了她昂扬叛逆的个性，摧毁了她文明进步的信仰，她最终如“一团像黑衣服似的东西”扑向了拉丁式十字架， 迫使自己接受上帝的惩罚，回到与费劳孙“由上帝缔结”婚姻的牢笼里，成为社会舆论和宗教教条的无辜牺牲品。正如一个评论家说的那样： “淑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 、热烈积极的 、毫无成见的女人在责难她跟裘德是‘罪恶的同居’的社会舆论的迫害下,逐渐在精神上投了降 。”［3］在最后阶段，孩子的惨死加重了她的罪恶感，“自我”与“超我”殊死搏斗的结果是“自我”占了上风，理性战胜了感性，淑的生活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作者以宿命论观点及人生轮回的模式， 加剧了人物悲剧命运的不可逆转性，读罢令人感到无比伤感与震撼。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明白了导致淑人生悲剧的根源是她自身愿望与外界压力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她身上 “本我”““自我”与 “超我”三种力量盘根错节、激烈斗争的结果。笔者从淑本能的潜意识入手， 层层剖析她幽深躁动、充满痛苦与不安，同时也充满向往与期待的心灵世界。黑格尔认为， 悲剧的发生虽带来个人的毁灭， 悲剧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是“愉快和振奋的”。 同时理想意志不灭，悲剧人物身上体现的精神是永恒的，悲剧的魅力是无穷的。淑的悲剧命运不仅没有引发我们悲观堕落的情绪,反而引发了我们内心强烈的共鸣与高尚的审美感受,并启发人类对人生、 人性、婚姻宗教及生存状态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彰显了巨大的艺术价值。淑,也正是以悲剧女性形象成为英国文学画廊里不朽的经典!

［参考文献］

［1］ ［英］哈代.无名的裘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 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史（1870-1995）（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60.

［4］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5］ 陈静.哈代悲剧小说的美学价值［J］.宜宾学院学报,2003(03).

［作者简介］ 范晓航（1968― ），女，河南西平人，硕士研究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