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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阴雨天气已经持续十多天了。中午或者傍晚,好像搭在土地上的灰蒙蒙的天,偶尔透出些许白光。许多人明明知道这种迹象是骗人的把戏,却仍要固执地抬头望着天空说:“看样子明天要晴了。”我知道,这话也不过是表述自己渴望晴天的愿望罢了,这不,白光的下面,还是有星星点点的水珠跌落在人的眼窝。
据说,有一年,一连下了四十多天,天空放晴后。村子里立即乱了秩序。先是几十条狗,朝明晃晃的太阳惊恐地吠了起来,然后是孩子们,面对一片刺目的金光,吓得直往大人们的怀里钻。或许,这种夸张或者幽默,饱含着乡亲们对连绵阴雨的无奈,甚至无限讨厌。当然,我现在守在县城的某个角落,朝向山村的方向,心里清楚并且仿佛看见,他们,可以打牌,喝酒,唱戏,睡觉。有一间屋子里,人很多,空气很浑浊,但炕很热,散发着牛粪与干草的味道――其实这些都是很温暖的。
最近,我常从雨声中醒来。在山村,山川大地的胸怀,吸收了那些雨水,睡在土炕上,只听见树叶的“沙沙”声。而在城市,“啪啪”的雨点是坚硬有力的,是不屈不挠的,好像要把坚硬的水泥堆砌物摧毁。这天凌晨,外面格外安静,没有嘈杂的汽车和人声。习惯了喧嚣,安静竟然是另一种声音,我就被这样的安静惊醒了,扯开窗帘一看,这雪,下得正好,遮天蔽日。
房子,雪天,房子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层次,恍若一个偌大的平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许我的身后还有什么人。当然还有几张桌子,仔细看看,桌面上刻着几处七扭八歪的字母和汉字,这时才能确定它们是课桌,以前的乡村小学经常能够见到的那种:两个土墩,上面搁着一张木板,简单粗糙。墙面只罩了层泥浆,没有裱糊,和在泥中的麦草节,若隐若现,使房子内部显得灰暗沉重。我没有傻站着,而是在摆弄一本说不上名字的书。书是油印的,字迹像室内的光线一样,已经模糊了。
我伏在桌子上,朝窗外看去。外面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房子前的场地上的雪向后卷去,慢腾腾的,就像有人卷起棉被一样。场地突然变得宽阔了起来。白色的雪围着一片灰色的场地,好像把月光洒在了上面,土地在瞬息间也成了银色的。那种雪光,细细的,碎碎的,绵绵的,触摸得着,感觉得到,侧耳,仿佛听得见流动的声音。我真疑心自己的器官出了问题,但不是,我的那本书上,还有那些桌子上。都有从窗户透进来的雪光的线条,甚至,我的手上,也攥着一大把似有若无的雪光。
空旷,寂静,一切凝结。空地上,不知不觉中,立着一个人影,忽明忽暗。人影在空地上晃动了一下。我定睛,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一位女子,距我不远,却看不清楚她的面庞。但我看清了她的衣服:黑色的紧身短裤,红色的上衣――在雪地中火一样在燃烧。是的,是一团火,这团火在慢慢地旋转,越转越快,雪再次向后退去。终于慢了下来,她分明在跳舞,观众是那些后退的白雪。我看着她,想到了水。是流动的水,是溪水,舒缓轻柔,叮叮咚咚,如果动作凝滞,就像流动的水遇到了一方石头,向后稍卷一下,又从石头的一边绕了过去。
我的介入,似乎是必然的,又好像是没有理由的。应该说,当出现第二个人物时,我已经在现场了。女子的舞蹈仍在继续,她的四周,我觉得应该还有些什么,比如鲜花。这个念头一经出现,空地的四周,突然(是突然),出现了一簇簇花,红的红,黄的黄。灰暗的场地,银色的雪光,后退的乱雪,加上这些颜色纯正的花朵,天地间变得丰富多彩了起来。但是,这些花的颜色还有些单调,红的纯红,黄的纯黄,不是我平时见过的花朵的颜色。单位的后窗,有一块不大的花园,除了绿茵茵的三叶草,毡一样铺在里面外,还杂着几十棵玫瑰、枇桃和芍药,我的目光随便一扫,眼里全是五彩缤纷。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使场地上的这些花朵更加五彩斑斓。我手里有广告涂料,那间房子里就有。我用黄的颜料,在那些红花上点上一点:我用红的颜料,在那些黄花上点上一点,这些花立即有了生气,无比鲜艳夺目。这时,一位老人站在一边。花白的头颅。半眯着眼睛,瘦削的脸庞。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可能由于我过于专注,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他朝我点头微笑,我听见他说:“对,好,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笑了。
雨声,淅淅沥沥。醒来,扯开窗帘看看,外面仍然在下雪,这雪,下得正好,遮天蔽日。凝神细听。淅淅沥沥的雨声,来自于楼顶上的住户,他家的那个才两岁半大的孩子在盆子里撒尿。
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会习惯性地想:它在暗示着未来生活中的什么?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我觉得,好多亲历的和听来的人物与事件是随意的,并且,十分随意的留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平时,它不会出现在你需要的一个时段。但它的出现应该有一个必然的诱因――我相信伟大的弗洛伊德的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这个早晨,我没有急着起床,半眯着双眼,脑子里细细梳理着那些场景和人物。那间房子,出现的两个人物,应该是生活中真切存在的,并且是自己所亲历的。
是的,距离六盘山很近的我的山村,就有这样的房子。房子是村学的教室。村学由原来的山神庙改建而成,离我家只有二百米左右。刚开始改建时,村子里个别人把庙里的东西偷偷拿回了家,结果时间不长又送了回来――据说他们的行径惹得神灵很不高兴,半夜三更便生出些声响来,有的人家的孩子和牲畜还生了病。教室设在北面。一间最大的房子里,坐着一、二年级共三十多名学生,西北边一间最小的房子里,坐着两名老师,年龄都二十岁不到。操场(原来的庙场)足有三亩地大,暑假是生产者队里的麦场,摆满了麦垛,冬天则是生产队的仓库,四周尽是摞起来的麦草。
夏天的太阳从东边的大山上爬上来,照耀在学校的操场上时,大概就到早上九时多了。这个季节里,天气特别好,二年级在教室里上课,一年级的学生就到操场上去写字。写字用的工具是从五号电池里面拆出来的碳芯,我们叫它“墨棒”。老师说。人口手,上中下,大小,左右,山田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个字写二十遍。我们光着脚,坐在热乎乎的土地上,每人占一块地方,认认真真地写。天上的鸟飞来飞去。好奇地看着我们。有时会把屎拉在谁的头上。我的速度快。写完后,二年级还没有下课。就趴在地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在教室,老师教我们在“田”字格里写字,必须写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和做人样。对,我们就趴在用木板搭成的桌子上。脸挨着本子,铅笔被小手捏出了汗。
这就是梦中的房子,没有错。那么,这两个先后出场的人是谁呢?他们陌生却又十分熟悉,甚至亲近,姓名几乎呼之欲出。
寻找舞者的踪迹并不难。我在八十年代初来小城时,小城的规模并不大,一条街道从东直插到西。二十年的变化有多大?小城有了北一环,又有了北二环。北二环靠北,前年还是麦田和苹果园,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利用一条河和果园等自然环境,建成了一个生态 公园。春天。白色的苹果花纱一样笼罩了半边天;夏天,绿草和五颜六色的花朵相互映衬;秋天,名叫红富士的苹果挂满枝头;冬天,白雪覆盖了喧哗,景象安静平和。公园广场不仅是孩子气的乐园,对于生活在城里的人们来说,那可是个健身的好地方啊。早晨和夜色来临之际,健身的老太太老大爷――他们不再是一个人了,已经成了有组织的团体,穿着统一的服装,跳那种社区经常可以见到的健身操。
那个女子出现在广场,是今年八月的事情。她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虽然当初有不少围观者。我暗自思忖,是不是那些人群对她有排挤的心理呢?因为有时人们往往拒绝新的东西进人他们的生活。她不过是早早地来到广场中央,独自起舞罢了。她年轻,体态轻盈,身段姣好,活力四射,扬手,抬腿,弯腰,提臀,动作柔软却又有力。半个小时之后,她走了,她去了县医院。医院里有她患病的父亲。她的父亲退休后回到了静宁老家,眼下病得不轻,这个在武汉长大的女子,放下了那里的工作,只身来到对她来说环境十分陌生的老家。不久,她的父亲去逝,但她留了下来,等父亲周年祭日后才打算返回。在静宁,她没有几个亲人,她每天去公园跳舞。我揣测,她的内心是孤寂的,却又是开放的,甚至是达观的。
那么,第二个出场的老人又是谁呢?是周师傅。是的,他已经去世多年了。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领导。我刚调入单位时,他不到六十岁,直立着的头发却已经花白。从瘦削的脸庞看,他属于那种永远不能胖起来的人,脸色铁青,显得坚毅、精干。他六十岁那年,劳动部门批准他退休安置时,却因患胃癌去世。他喜欢边做活边吹口哨,那些活计便在他的手下变得熟稔、轻松。周师傅去世后的第五天,我在他的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值班,深夜时分,朦胧中,我听见他在楼道里走动着,边走边吹口哨,“苏――苏――苏――”。单调、平缓,悠长。
应该说,他是喜欢花草的人。公司的前后院落里有不少空地,硬化了的和没有硬化的,像是一个个灰色的补丁,更像是平平淡淡的日子。他就组织人员,利用工作间隙,把一些空地平整成花园,撒上花草的种子。很多的时间里,他除了工作,就是去花园草坪,一个人除草,一个人浇水,一个人剪枝,对待那些花草。心平,宁静,安详,耐心,就像面对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而这些花草,就像面对一位慈祥的大爷,听话,懂事,善解人意。他去世时,正值西北的深秋,清早,白花花的重霜,染白了花草的头颅,他最为喜欢的唐昌莆,花期早过,叶子枯萎。
有时候,我惊奇人的记忆容量。我更惊奇它不仅将一些东西,装入记忆的容器。而且,能够将许多碎片在某个时候,用独特的方式粘接起来。那么,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梦境呢?我想,大概是出于一个普通人对普通的人和事的怀念和留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