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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竹枝词》洋琴史料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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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戏竹枝词》是清人李声振记述清代北京及河北地区百戏表演情况的竹枝词专集,由于编选者对稿本著述年代认定的失误,致使包括洋琴发展史研究在内的大量征引结论与史实情况不符。为了厘清史实、纠正失误,本文依据相关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作者及成书年代予以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百戏竹枝词》涉及清代洋琴和“平湖调”的史料予以价值重评,以期为科学的洋琴发展史研究提供准确的信史资料。

关键词:清诗;《百戏竹枝词》;洋琴;平湖调;史料考释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百戏竹枝词》是清人李声振记述清代北京及河北地区民间歌舞、杂乐、杂戏等表演情况的竹枝词专集。原书稿本在清代未见刊刻,1960年路工先生将其收入《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196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根据北京出版社版原书重新排印出版。199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雷梦水等编选的《中华竹枝词》、2003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所辑《历代竹枝词》,均据路工编选本先后将该作品收入集中。

《百戏竹枝词》共有诗作百首,分别记咏了包括戏曲声腔剧种,杂技、杂耍表演,曲艺、体育活动,以及斗鹌鹑、斗蟋蟀等杂类表演等多个方面的百种事物。作者以轻松活泼、浅白流畅的诗句语言对这些事物或活动――作了生动的描绘。并在每首竹枝词前写有小序,用以说明所咏事物的内容或来龙去脉。由于该书所记所咏涉及到清代北京及河北地区文化娱乐的各个领域,因此向为戏曲史家、民间文学及民俗学者所瞩目,书中的史料经常被作为硬证来引用,是清代戏曲史、曲艺史、杂技史、乃至乐器发展史研究弥足珍贵的“诗史”性文学作品。

《百戏竹枝词》之十六《弹词》论及清代洋琴,序言及诗作如次:

《弹词》亦鼓词类,然稍有理致,吴人弹“平湖调”,以丝弦按之。近竞尚打铜丝弦洋琴矣。都中四宜茶轩,有夜演者。

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平湖”弦索冷,丝铜争唱打洋琴。

这首竹枝词是目前所见中国扬琴研究论著论文中引用最多的一首涉及清代洋琴的文献史料。检索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网等全文数据库以及互联网相关网页,可以发现至少有上百篇论文引用该诗借以证明清代洋琴的发展、分布及应用状况;检索近年来有关扬琴的著述、教材以及相关工具书,也可发现大多数著作在论述洋琴发展史时,都把该诗作为“硬证”用以说明清代洋琴的发展状况。梳理相关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其所要证明的问题主要有:

1、清代康熙年间,洋琴已在京师的娱乐场所出现,且应用普遍;

2、清代康熙年间,弹词(有的具体为苏州弹词)已尝试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用打铜丝弦洋琴伴奏;

3、清代康熙年间,原以弦索按之的浙江弹词流派平湖调,改用铜丝弦洋琴伴奏;

4、清代康熙年间,平湖调极为盛行,并流传到北方,至乾隆年间流行地区逐渐缩小于江苏、浙江一带。

上述引征结论,有的着眼于弹词发展史,有的着眼于乐器发展史,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康熙年间”、“洋琴”、“弹词”、“平湖调”这几个关键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字面意义分析,这几个紧密相联的关键词,如同这首浅显明白的竹枝词一样,似乎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何时、何地、有什么、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和结论,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相关条目撰稿者在内的众多研究者在引用这首竹枝词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但笔者在进行《清代竹枝词所见洋琴史料丛考》研究过程中发现,相关文献似乎已经确证的《百戏竹枝词》撰著年代、作者生平、以及涉及清代洋琴和平湖调的流传及伴奏乐器等结论,均有着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较大失误。为了厘清史实、纠正偏差、为科学的洋琴发展史研究提供准确的信史资料,笔者不揣冒昧,依据相关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有关问题考释如下。

一、关于作者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清代北京竹枝词》前言中,编选者路工先生这样介绍《百戏竹枝词》的作者:“《百戏竹枝词》,作者李声振,号鹤皋,河北清苑(保定)人”。除了这一简要的名号和籍贯以外,路工先生没能再收集并提供出作者的其他生平资料。由于生平无考,因此,编选者只能根据原书稿的墨迹纸色和后记中的干支纪年,认定《百戏竹枝词》的写作时间和作者所处的生活年代为康熙年间。

自1960年路工先生对《百戏竹枝词》的写作年代和作者生平作出推论后,学界便一直沿用此说引征书中资料,直到20世纪80年代孟繁树先生在全国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的小组会上,对《百戏竹枝词》系年问题提出疑问,并提请与会专家学者注意,在引用该书的史料时,应对其系年问题做出考证。孟先生认为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是因为前言中的结论语焉不详,不能令人信服;二是因为,从李声振所咏之地方戏曲声腔剧种的种类和演出盛况看,与其说那是康熙年间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更象乾隆年间花部勃兴的情景”。带着这些疑问,孟先生先后在《保定府志》和《清苑县志》中发现了李声振“乾隆三十一年三甲第四十八名进士”这一新的作者生平,并在1984年第3期《戏曲艺术》撰文《说百戏竹枝词》,以新的证据证实了《百戏竹枝词》作者李声振不是生活在康熙年问,而是距康熙、雍正之后的乾隆年间。然而遗憾的是,孟先生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定,许是80年代学术信息渠道的不畅,许是近年来学术风气的相对浮躁,至少在扬琴研究领域,近年来对该作品的大量征引,仍然还在沿袭着路工先生对该书的认定时间并不断地重复着这一错误。

为厘清史实,纠正失误,笔者循着孟繁树先生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检索核实《保定府志》和《清苑县志》等相关史料,并对照《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文献,却又发现方志记载与题名碑录统计年代不相统一:在府、县志“选举表”中,李声振进士时间均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而题名碑录统计则与孟繁树先生的考证相同――“乾隆三十一年三甲第四十八名”。是志书有误还是统计有误,甚或是笔者的视角及理解有误,尽管在未检索到新的资料前,这个问题仍须存疑,但三年的时间之差,并不妨碍对作者生活年代的确定。

“李声振,号鹤皋,河北清苑人,乾隆中期进士,《百戏竹枝词》作者”这个结论应该有了确证并且是可信的。

二、关于稿本写作时间

在《百戏竹枝词》后记里,李声振用简洁的语言记下了写作经过与成书年代:“业荒于嬉矣,然欲以滑稽三昧,下惰游一转语也。丙子长至草创,庋高阁者十霜,挑灯重缮,倍以卤然。丙戌月朔日,自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的纪年只有干支(丙子、丙戌),没有朝代年号(康熙朝还是雍正、乾隆朝)。

在《清代北京竹枝词》前言中,路工先生在简介了作者的名号籍贯后,依据上述后记内容和稿本外观情况,认定《百戏 竹枝词》“从内容与抄写墨迹纸色去看,可以肯定是清康熙年间的作品。后记说写于丙子、丙戌年间,即康熙三十五到四十五年(1696―1706)。”由于路工先生在作者生平未详的情况下仅凭肉眼对墨迹纸色的判断,认定《百戏竹枝词》的写作年代为康熙年间,而干支纪年的周期性反复和康熙乾隆两朝的执政时间又均在60年以上,致使误将乾隆年间的丙子、丙戌认定为康熙年间的丙子、丙戌,而这一因朝代年号的判断失误导致干支纪年失误的直接后果,便是将《百戏竹枝词》的写作时间前推了整整60年。近年来众多引证该书资料说明相关问题的论著论文,在系年问题上的失误,正是源于路工先生在前言中的这一论定。所以,孟繁树先生在《说百戏竹枝词》别指出,“史料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时代,所以系年问题最为治史者所重视。遗憾的是,人们在引用《百戏竹枝词》时,一向确信其为康熙年问作品。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原因,是由《清代北京竹枝词》前言中的一段话引起”。

明确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厘清了由于断代失误而造成的种种疑问,对照该书后记中的干支纪年,《百戏竹枝词》稿本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初稿书成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修改并重抄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

三、关于“平湖调”及其伴奏

“平湖调”又名“平胡调”、“平调”,属于曲艺类别中的弹词类,主要流行于浙江绍兴、上虞、诸暨一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1736~1795),绍兴已有被称为“越郡南词”的平湖调,并出现了可与当时曲艺界望人柳敬亭、苏昆生鼎立的平湖调高手胡嗣源,周作人《桑下丛谈》曾述及其事迹:山阴吕善报《六红诗话》卷四:“南之南词,北之鼓儿词,只足以娱村夫妇孺,若少有知识之人,便不屑听,以故操斯技者,绝无雅人。会稽胡嗣源秀才文汇,幼工韵语,稍长,即善唱南词,点窜旧本,都成妙文,名满士大夫间,皆谓可与柳敬亭之说书、苏昆生之昆曲鼎立”。……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卷四:“会稽胡小二,倜傥不羁;好修饰,善诙谐,能文多技。其音清越柔脆,如唱艳词,能使人人骨醉;唱哀书,能使人人堕泪,为越郡南词第一”。“时人祝寿、完姻、生子诸喜事,必以胡小二南词为体面。伶人演剧,不足数也。”针对上述引征,周作人先生认为“叶、吕皆越人,《杂志》说及乾隆丁未年(1787,乾隆五十二年)事,《诗话》成于嘉庆甲戌(1814,嘉庆十九年),盖均是乾嘉时人,与胡君约略同时,所记当有可信。”

平湖调的音乐风格典雅清幽,文静优美,伴奏按所用乐器及演奏(唱)人数有“三品”、“五品”、“七品”、“九品”之分。三品为三弦、扬琴、二胡;加洞箫、琵琶,即为五品;再加双清、笙,则为七品,又加月琴、头管,即为九品。日常演唱,以五品为主。作为一种坐唱形式的唱说文艺,不论参加演奏的人数多少,唱说仅弹三弦者一人,其余助以乐器而已。开台先唱节诗,而后接以回书,以唱、说功夫,抒情叙事,摹景状物,塑造人物。

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弹词》所记清代平湖调说唱及伴奏情况,是目前所见洋琴用于平湖调伴奏的最早文献资料。检索同期及之后的相关诗文,同类资料尚可见:

蒋士铨《京师竹枝词・唱南词》:三弦掩抑平湖调,先唱摊头与提要。高谈慷慨气粗豪,细语缠绵发忠孝。洗刷巫云峡雨词,宣扬却月批风貌。冠缨索绝共欢哗,玉箸交颐极伤悼。密意感人最凄惨,谈言微中真神妙。君不见,杭州仕女垂垂手,听词心动N皇偶。父母之命礼经传,婚姻私订南词有。

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南词,说唱古今书籍,编七字句,坐中开口弹弦子,打横者佐以洋琴,名日“洋二百”。盖坐中工洋一元,而打洋琴者工钱二百也。每本四五回,称为唱书先生。

蒋士铨《唱南词》写于乾隆庚辰(1760,乾隆二十五年),与李声振《百戏竹枝词》的写作几乎在同一时间。蒋诗主要着眼于说唱及表演内容,而平湖调的唱说仅弹三弦者一人完成,故诗中仅提到伴奏乐器三弦;而李诗则主要着眼于平湖调的伴奏及表演形式,伴奏乐器的更换或添加(弦索冷、打洋琴),自当是其主要的描述对象,所以“洋琴”出现在李声振的笔端。但是,尽管描述角度不同,两位诗人所记咏的平湖调,均是乾隆年间平湖调北传京师的表演情景,并非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平湖调》等条目中“康熙年间”的认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平湖调》的年代误差,显然也是由前述原因造成;范祖述《杭俗遗风》成书于同治二年(1863),距李声振《百戏竹枝词》稿本写作已过百年,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南词(包括平湖调在内的浙江地区多种说唱艺术的总称)因受方言演唱特点的制约,流行范围已缩小至江、浙一带,但伴奏却依然沿袭着传统并更趋成熟,弹弦子的仍然是说唱主体,打洋琴的依旧是伴奏佐助。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分工的明确,主次角色的待遇也更加明显地有了区别,伴奏者和弹唱者的收入竟相差了五倍。

四、关于《百戏竹枝词・弹词》的史料价值

经上述考证,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弹词》的写作年代比先前的认定时间后退了60年(由康熙年间经雍正朝后退到乾隆年间),相关记述内容的存在时间及研究依据也应相应后撤。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60年仅仅是一瞬,但相对于仅有300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国扬琴来说,60年已占其民族化发展进程的五分之一。即便如此,乾隆年间的李声振对清代洋琴和平湖调的认识,仍具有十分珍贵的音乐和曲艺发展的史料价值。

第一、它提供了外来的“洋琴”与中国说唱艺术结合的最早的实例。作为外来乐器,洋琴自明末传人中国后,一直依附于民间说唱艺术与器乐合奏艺术在民间流传、发展,在官修的正史资料难觅其踪,诗歌、小说、随笔、札记资料偶见一鳞半爪的情况下,文献资料所反映的洋琴与具体说唱艺术种类结合的实例,就显得尤为珍贵。采撷并梳理相关的片言只语,我们更能从一个由清代竹枝词所构成的洋琴与说唱艺术结合发展的时间表中,发现这些记述的珍贵性:

洋琴与平湖调的结合――乾隆二十一年(1756)

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平湖弦索冷,丝铜争唱打洋琴。

洋琴与扬州清曲的结合――嘉庆六年(1801)

成群三五少年狂,抱得洋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乐,声声网调唱吾乡。

洋琴与四川扬琴的结合――嘉庆九年(1804)

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

洋琴与宜黄调坐唱的结合――道光三年(1823)

滕王阁下木兰舟,远笛声声渡水流,喜和洋琴歌一曲,弋阳腔调豁新愁。

洋琴与贵州说唱艺术的结合――道光五年(1825)

好花开遍雨晴天,挟妓游山笑语天。弹罢洋琴歌小调,梵王宫化王陵源。

洋琴与女弹词的结合――光绪二年(1876)

素兰运调也堪夸,清韵悠扬蝶恋花。更有洋琴推独步,声声歌出浪淘沙。

以上仅见于清代竹枝词的相关记述,为我们划出了一条外来洋琴与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结合发展的时间轨迹。尽管字面所反映的说唱种类尚不够全面、记述的时间仅仅是诗作刊刻或发表的年代、诗作记咏的具体内容肯定要早于刊刻时间,但乾隆二十年左右,外来“洋琴”与弹词“平湖调”的艺术结合,仍然是清代文献史料中的最早实例。

第二、它记录了始自乾隆中期的平湖调伴奏乐器演变的轨迹。前述平湖调的伴奏,有三品、五品、七品、九品之分,但不管是哪个品类,弦子和洋琴均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声振所描述的京师四宜茶轩“丝铜争唱打洋琴”的热闹场面,其时间是“近日”,也即作者写作该书时的乾隆二十年前后。在“近日”之前,四宜轩内吴人弹唱的平湖调是“按以弦索”,而通常意义上对说唱艺术中弦索的理解,有时是特指三弦,故有的研究者认为,“以弦索按之,似尚为单档”。流传至今的平湖调弹唱“坐中开口弹弦子,打横者佐以洋琴”的传统,似乎也印证了三品之前平湖调伴奏的源头情况。李声振的记述告诉我们,平湖调伴奏的三品形式,始于乾隆二十年前后,在这之前,平湖调的说唱似乎也曾以单档或双档形式出现。自乾隆年间吸纳洋琴参与伴奏以后,平湖调的伴奏乐队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件外来乐器。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中的相关记述,把李声振在乾隆年间描绘的这个“点”,延续成一条贯穿历史的百年长“线”,形式上,这是一条平湖调说唱伴奏乐器发展演变的轨迹线,实际上,更是外来的“洋琴”在与民问说唱艺术结合过程中,从“洋琴”到“扬琴”民族化发展的变革线。正是清中期蓬勃发展的民间说唱艺术以及民间器乐合奏艺术,使洋琴这件外来乐器,在彰显其世界性的同时,获得了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