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绎土家族作家叶梅小说中的生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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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这位湖北恩施籍的土家族女作家，以执着自信地展现鄂西秀美神奇而又雄浑险峻的自然风光和书写鄂西土家族儿女的生存境况、精神品格及其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命运的作品名扬文坛。研究者称其作品为“土家族文化小说”[1]，并极力挖掘其作品中所蕴涵的土家族优秀的民族文化品格和女性意识，以期从中掘发出救治现代文明给当下中华文化所带来的弊端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资源。叶梅自己也说：“我的小说植根于长江三峡流域的民族地域生活，高山峡谷的三峡人对世界万物和人生的理解，体现了巴楚文化中从庄子到屈原浓烈的诗意美，对我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财富。我想表现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并试图诊释民族的文化母体，有力寻译民族文化的秘密，对土家人刚烈勇武、多情重义、豁达坦荡等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的展示，对西部山地少数民族地方与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来寻找救治现代文明之弊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资源。”[2] 笔者也是抱着从叶梅小说中“寻找救治现代文明之弊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资源”的想法进入其小说所构筑的鄂西世界。由于笔者一直关注或者说研究的是生态文学，因此在阅读叶梅小说的时候，着眼点则是叶梅小说中的生态书写，期望从中发掘和寻绎出有益于建设仙居恩施、美丽恩施乃至美丽中国的活性生态资源。

一

叶梅从小生长在鄂西，成年后又在鄂西生活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鄂西是她成长的摇篮，鄂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她心灵的伙伴。自然，鄂西的自然山水也就早已化作血液流淌在其身体里，成了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成了她的生命之魂、艺术之魂。因此，不论是身在恩施的初期练笔，还是身在武汉、京华的中后期创作，鄂西神奇美丽、雄浑粗野的自然山水都是她创作灵感的活水源头，是她一直书写的对象。正如张守仁评价其小说时说的那样：“那山、那水，一根竹管，一朵山花，一泓泉水，都化作了一种情绪。”[3]

这种情绪几乎弥漫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在《撒忧的龙船河》中，龙船河在她笔下是蜿蜒狂躁、变幻莫测的，但同时又雄浑壮美、充溢着原始的野性和生命活力：“那河面百二十里，起源于龙船寨头一处无名山洞，沸腾泉水在苔藓密布的石洞之外积成深潭，继而跌宕出三道百丈悬崖，蜿蜒九滩十八弯，依次经过苦竹、夫妻、老鹰三峡，最后汇入长江。那河看是纤细实际奇险刁钻，河上礁石如水怪獠牙狰狞参差不齐，水流变幻莫测，时而深沉回旋织出串串漩涡，时而奔腾狂躁如一束束雪青的箭簇。”龙船河两岸则青山相对而出，“间或有血红点点，三两猴儿于茂林中嬉戏”[4]，一派生机。而龙船寨则是宁静喧闹而又充满牧歌情调的田园：“一个瑰丽的黄昏，河上的晚霞烧成一片灿烂，寨子里宁静又喧闹，缕缕炊烟将一个个顽皮的放牛娃从河边的草坡上唤回，牛羊哞哞地叫着温顺地依次走入圈里。”[5]

在《青云衣》中，鄂西境内的三峡黄昏则充满了诗情画意，一片盎然生机：“残红晚霞，一江碧水泛散粼粼金光，倦鸟泼剌剌归林，峡谷峭壁深沉了颜色，如墨如黛。”[6] 而向怀田老人的住所简直就是人间仙境，不禁令人神而往之：“端的好所在。一明两暗三间瓦房背靠青山，面对绿水，竹林环绕，门前一块平整的场坝，又栽种些柑桔葡萄，异香袭人，蝴蝶蜜蜂乱飞。眺目四望，山川寥廓，零星炊烟如云似雾，却是相去甚远。静谧之中，尚有峡谷波涛奔涌，激起潺潺水声。门前就是一条江。”[7] 《回到恩施》中的野三关则显得神秘莫测而又妙趣无穷：“恩施一带的山峦可以说奇妙无穷，如果现在的人们对湘西的张家界有所认识的话，那么不妨以张家界为参照做一些比较，处在鄂西的野三关更为浑厚苍茫更为神秘粗野，山间的小径总是若有若无，不时被纠缠不清的藤蔓所阻碍，当你好不容易钻出一片密林，面前不是豁然开朗，相反倒是一面笔直陡峭的石壁或是一道汹涌的小溪。”[8]

鄂西恩施的自然生态在叶梅笔下是如此美妙，如此令人向往。难怪叶梅自己也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她（鄂西恩施）所具有的灵秀与纯真显然别具一格，足以与世界上最优美的风景相媲美。中国恩施，无疑会是人类后工业时代最迷恋的去处之一。”因为我们“透过目不暇接的绚烂宝藏和多姿风情，可以穿越时空去触摸大自然的深处和我们民族的祖先，从而清醒当代人类应站立的位置。”而“恩施人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努力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及人的内心的最大和谐。”[9] 的确，在当今科学技术已然成为全球唯一宗教的后工业时代，在现代化的大纛下，“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满足，人类利用科学技术的巨大能量恣意地掠夺自然资源，而且相信自然资源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即使有人相信有朝一日自然资源会枯竭，但同时他们也相信，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有能力利用科技创造出替代品的。于是他们便傲慢地在农田中播撒大量的农药和化肥，随意地向河流中排放各种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向空气中排放各种有毒气体，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无情猎杀各种野生动物，恣意开采地下各种矿藏等，终于导致了今天不可扭转的生态危机：森林毁坏、土地沙化、河流干涸、洪水泛滥、空气污染、资源匮乏、垃圾成堆、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减少、天空弥漫着呛人的异味以及大地到处散发着难闻的臭气。”[10] 在这种全球生态危机、生态灾难频频发生，人类有点无处躲藏的时代，像鄂西恩施这样还拥有美好自然生态环境的区域确实是令人迷恋的地方。难怪鄂西恩施不仅被誉为“国家三大后花园（大兴安岭、西双版纳、鄂西恩施）之一”，而且还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的无往不至， 鄂西恩施也不可能真正与世隔绝，成为生态独立王国。就像叶梅在《青云衣》中书写的那样， 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 像向怀田老人居所那样美丽的地方将全部消失。在其散文《有条河的名字叫龙船河》中，叶梅则以怅惘、 伤感、 忧思的笔调这样写道：“那条小溪（龙船河）却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三峡工程的进行，大坝蓄水的时候，回水将进入这条小溪，旅游中引以为特色的乘坐‘碗豆角’漂流将不可能在下游进行，而沿途的峡谷景点也会相应消失或者变矮，悬棺、栈道，将会没入水底，觅食的猴子也将会搬到更高的山上……”[11] 这就是说，鄂西神奇美丽的自然生态其实也在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加速变化着，而这种变化，引起了作家叶梅深沉的忧思和焦虑。如何让鄂西恩施真正成为我们未来的“后花园”和“全球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发展地方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政绩，而应该是自然生态环境。因为自然环境一旦破坏，不论我们最终在经济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我们都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适宜于居住家园，我们人类不可能真的去在火星或其他星球上去生活的。所以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恩格斯曾经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是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12] 此外，法国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的这句话也值得我们一再思考和玩味：“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13]

二

鄂西恩施这一带位于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的交汇之处，方圆数百里山峦迭嶂，云遮雾罩，春秋时属于巴子国，后来逐渐繁衍昌盛了一个民族――土家族。土家族实行了400多年的土司制度，有“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禁令，长期实行封闭政策，到清王朝雍正十三年，才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制，称之为“改土归流”。这样一个独立于世多年的民族，自然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在神灵信仰上属于多神教，信奉万物有灵，重巫敬鬼，进山有山神，下河有河神，劳作有土地神，进门有门神、灶神……就像叶梅接受访谈时说的那样：“土家族是多神教……他们主要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里，生存现状决定了他们要学会与大山对话，与天地对话，与神交流。否则，他们就无法在那样一种时空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万物的理解，是‘天人合一’的某种体现。”[14] 这就是说，在叶梅构筑的鄂西世界的民俗文化中也存在着土家族“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在《花树花树》中，我们看到，“龙船寨的巫师覃老二双眼紧闭，去上天请出七仙女。一缕香魂入体，核桃壳似的覃老二顿时婀娜多姿，沙哑声音也如清晨翠鸟婉转，飘飘然往前走。耳听得婴儿啼哭，田家老太急切地问道：‘看见了吗？看见我孙女的花树了吗？’七姑娘凝神聚气，闪动明眸，在那云蒸霞蔚之中终于找到灵魂聚居的拗花山。只见漫山遍野春去冬来，千万种花儿是那千万个人儿命运，姹紫嫣红繁茂凋零各异。七姑娘看准田家老太新添孙女的命树，一树嘟嘟雪白小花，莹湛透明。正待仔细，眼前突地红光灼灼，格外伸出一支娇嫩的粉红花儿来，耀眼得紧。七姑娘失声叫道：‘又是一棵？’七姑娘轻移莲步，长裙摇曳，飘飘然回天而去。覃老二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长睡不起，红日西沉才被太唤醒过来。”[15] 从叶梅的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龙船寨，凡遇妇女生育，必请巫师覃老二上天去请七仙女。因为人们相信，天上有一座灵魂聚居的拗花山，山中的千万种花儿和地上的千万个人儿的命运息息相关，一花一生命，一花一命运，谁也躲不掉。只有七仙女才能找到代表人们命相的花树。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巫术或者可能还有人说这是迷信，但这种巫术或者迷信背后隐含的则是土家人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是他们信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的那样：“对巫术的信仰乃是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之中的。”[16]

在《青云衣》中，叶梅则写出了土家人对山鬼的情感。向怀田眼看着父母和一明两暗的三间瓦房及门前的橘树和屋后的翠竹瞬间消失在江水中，只留下一阵阵呛鼻的土腥味儿。可人们却认为这“土腥味儿”是“山鬼的气息”。在他们看来，“山的幽灵，忽大忽小，忽隐忽现的。一会儿是风，带着呼呼的叫声掠过山头;一会儿可能藏匿在漫山遍野的白雾之中，化作一只小小的狐狸，嗖地从雾中穿过;更多的时候，它沉睡在大山的深处，就像这些深埋地底的狰狞巨石，一动不动。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惊醒，一撑腰站起来，山的衣裳就崩裂了，哗啦啦落下无数挂饰。……山鬼可以藏在山的任何一处，它的突然发作，谁也无法制止。”“山是不能没有山鬼的。山鬼是山的魂魄。”[17] 这就是说，在峡江人看来，峡江自古以来的滑坡就是山鬼在作怪，可山鬼是山的魂魄，山不能没有山鬼。因此面对滑坡，他们在悲伤无奈之余，又能坦然面对，对山鬼始终存有敬畏之心，就像人们劝慰向怀田时说的那样：“天作孽，人有什么办法？”这种无奈而又坦然面对自然灾难的生活态度背后是不是隐含着土家人顺其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意识？

在《最后的土司》中，叶梅一开篇就写到了土家族的舍巴日。土家舍巴日，在每年的春分时节，这一天，土家人要祭祀上天祖先，祈求粮食和平安。就像叶梅小说中写的这样：“龙船河的人取了最洁净的泉水，用了松杉柏木，给上天祖先预备三牲供品，由沐浴过的童男童女奉至牌位前，却不敢有半点脏污。”[18] 之后人们便开始跳祭祀舞蹈――茅古斯和摆手舞，“呐喊的人们胸脯，腰系草绳，胯间夹一根扫帚柄，围绕牛皮鼓欢快起舞，时而仰面朝天，时而跪伏大地，摆手摇胯，场面沸腾。酣畅之时，不知从哪里突然跳出一个黑衣的年轻女子，双目炯炯，额头一片灿烂血红，像是涂抹的牛血，黑衣裤上有宽大的红边，似飘动的团团火焰。女子围着仆地的黄牛飞腾跳跃，将火焰撒遍了全场，鼓声中明显混合着人的急促呼吸如燃烧的干柴，一片噼噼啪啪作响。火的精灵仍在弯曲、飞旋，扇动着将绿得发黑的山、绿得发白的水都燃烧起来，同太阳融为一起。”[19] 舍巴日的祭祀体现的是土家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通过祭祀活动与祖先和上天对话，祈求祖先和神灵护佑族人，降福于族人。而带有明显巫术性质的舞蹈则将土家人的崇拜生殖、热爱生命、敬畏天地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庆祝活动中的、跳着巫术舞蹈的人们，是彼此溶为一体并且与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溶为一体的。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欢乐是被整个自然感觉到并且被他们的祖先分享的。空间与时间突然消失了;过去变为现在，人类的黄金时代回来了。”[20]

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科学家们早已证明天地间是不存在任何神灵的。既然天地间无任何神灵的存在，人类也就根本不信仰万物有灵了，自然也就谈不上敬天畏地了，“天人合一”思想在他们眼里也成了不合时宜的远古神话。于是人类便开始心安理得而又毫无畏惧地手执科技利器，傲慢地向大自然进军，大有一副将征服自然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姿态和架势。可令人类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承担大自然向我们讨还的连本带息的我们完全担负不起的生态债务。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越来越可怕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简直就是血淋淋的明证，可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可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完全可以通过科技解决的，从而丝毫未停下伸向自然的罪恶之手。这也许就是人类的自高自大！若从救治人类对待自然的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的角度来看，叶梅笔下的土家族人敬畏自然、敬畏天地、崇拜生命和祖先上天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姿态则显得格外有意义和有价值。

三

叶梅作品中有关土家族人的生死观和爱情观中深蕴“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叶梅曾说：“可以说从古到今，土家族文化是一个开放式的，他们对待生死的态度从容而又达观。在他们看来，死亡不过是从一个门坎跨入到另一个门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土家族对待生死的态度上表现得很充分，他们不是以悲哀、哭泣，而是以歌舞，来送亡者上路。”[21] 在《撒忧的龙船河》中，覃老大活着的时候，爱说这两句粗话，“该死的卵朝天，不该死的万万年。”“要死卵朝天，不死好过年。”这两句话语看似消极宿命而又粗俗鄙陋，但仔细一思索，就会发现，这两句话语其实表现了土家人坦然面对生死的达观态度。土家族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优美雄奇但又险峻恶劣的鄂西高山密林中，生与死往往一线之隔，这自然就培养出了他们对待生死的从容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珍惜生命，相反，从前一节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他们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从不轻言放弃生命。可当生命真正完结之时，他们又显得泰然从容，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不哭不悲，以欢天喜地的跳丧的仪式高高兴兴地送死者上路。

同样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当年过六十的覃老大无病而寿终的时候，乡民们就是笑逐颜开气势非凡地为覃老大送行的。“老大这时清楚地看见在自己的灵前，老二掌鼓，八茶掌灯，十几条包着头帕的土家汉子开始跳丧。场坝里灯火辉煌如白昼，大坛的酒搬上来了，大碗的肉盛上来了，寨子里的人密密地围坐在堂屋、场坝和白果树下，笑逐颜开气势非凡地为覃老大送行。”[22] 对此，叶梅阐释道：“土家人对知天命而善终的亡灵从不用悲伤的眼泪，显然知道除非凶死者将会长久徘徊于两岸之间，一切善终的人只是从这道门坎跨入了另一道门坎，因此只有热烈欢乐的歌舞才适于送行，尤其重要的是在亡人上路之前抚平他生前的伤痛，驱赶开几十年里的忧愁，让他焕然一新轻松无比地上路，这是一桩极大的乐事。于是远近亲友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登堂歌舞，本事几乎都是与生俱来的。歌则不需丝弦管乐伴奏，一面红闪闪大鼓敲出一重两轻的诱惑动感，舞则变幻出燕儿衔泥、青蛇出洞、观音坐莲等等百十种奇妙花样。”[23]

的确，生老病死，本就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生常识。有生有死，生命才能保持平衡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家族人的生死观中确实包含着参透自然规律、遵循并尊重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当今的生态思想无不契合，完全能给当代那些耽溺于不死神话的人以启发和警醒。

男女爱情的书写，在叶梅小说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但最能反映土家儿女独特爱情思想的当属《撒忧的龙船河》中的巴茶对覃老大的爱情和覃老大对客家妹子张莲玉的爱情。巴茶在祖祖丧事上看中了癫狂跳丧的桡夫子覃老大，于是不要媒人不要聘礼，在女儿会上将自己亲身扎成的千层鞋底送给了覃老大，之后便果断地锁了自己的三间小屋，背着背篓跋涉到龙船河，全心全意地和家无余财且性情粗野的覃老大一起生活，风里来雨里去，一生无怨无悔。这种只尊重自己感情而不在乎身外之物的爱情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干净最纯粹最自然也最健康的爱情。相对于那些建立在各种欲利基础上的爱情，这种爱情可以称作绿色爱情或者生态爱情。《山上有个洞》中的田昆和杏儿之间的爱情也是这种最自然最干净最纯粹的绿色爱情，与金钱、权势、地位均无关，为了爱情，即便跨越千山万崖也要相亲相爱，不离不弃。

覃老大在山洞中之所以和客家妹子张莲玉发生关系是因为自己喜欢客家妹子，当然他也认为客家妹子喜欢他。就像他后来面对张莲玉逼婚时说的那样：“我姓覃的不偷不抢光明正大，原以为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才做了这件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要相互喜欢，你情我愿，两情相悦，就可以成为相好，就可以发生关系，中间不能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的色彩。这种情爱观就像沈从文先生曾说的那样，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4]。其实这也不仅表现出了土家儿女间的爱情观，而且更表现出了人类最本真最自然的情爱状态，是一种和天地自然相和谐相一致的生命状态，也是最健康最自然最自在的生命状态。所以后来，当张莲玉不是出于喜欢的缘故而两次投怀送抱的时候，覃老大都拒绝了。特别是第一次，覃老大原本想着自己苦苦思念的人儿也在想念着自己，所以“想疯狂地揉碎那女子”，可当他发觉女人已对他没有任何情分的时候，身上蠢蠢的胀动便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就像他自言自语的那样：“你覃老大是人，不是的野猪。”[25] 有此可见，在山洞中，他和张莲玉发生关系与并没有多大关系。

在当今这个泛滥、爱情可以买卖、爱情总是和各种利欲联系在一起的时代，叶梅笔下巴茶和覃老大的这种人类最最原初也最本真的绿色爱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它可以提醒那些完全被物欲吞噬掉本真心性的今人，人类曾经这样美好的生活过，在情爱生活中，他们活的自然、自由、健康和快乐;它也可以给当代那些游戏爱情不知真爱为何物的青年男女以精神启示，引导他们思考什么样的爱情才是人类最应该拥有和享受的。

通过以上的寻绎和探究，可以说，叶梅之所以构建她的的鄂西世界，最大可能是因为她有感于现代文明之弊对当下中国优秀文化的侵损而为之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叶梅才给我们构筑了一个无比淳朴、神秘、美丽、自在、神话般的鄂西世界，以此来抗衡现代文明之弊，拯救现代人业已远离自然的天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生态的失衡。因为在她的鄂西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以及人与自己内心都是那么的和谐与自然。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注释：

[1] 吴道毅：《叶梅和她的土家族文化小说》，《文学报 》，2003年05月29日。

[2] 杨文、叶梅：《展现土家人的民族性格》，《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25日。

[3] 张守仁：《鄂西无处不是情――关于叶梅的小说》，《最后的土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4] [5] [6] [7] [15] [17] [18] [19] [22] [23] [25] 叶梅：《妹娃要过河》，作家出版社，2009 年版，第49、72-73、202、230、2、205、242、240-241、47、53-54、84页。

[8] 叶梅：《最后的土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9] [11] 叶梅：《我的西兰卡普》，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70、19页。

[10] 宋俊宏、苇岸论：《化爱为墨的生态书写者》，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56页。

[12]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13] 转引自宋俊宏：《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4] [21] 李俊国、叶梅：《诗性，在生命与文化的碰撞中绽放――叶梅访谈录》，《民族文学》2005年第4期，第40、37页。

[16] [20]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122页。

[24]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