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建筑木雕发展历史寻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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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木雕是中国传统建筑历史悠久、运用最广泛的建筑装饰表现形式。湖南建筑木雕以其独特的面貌丰富了中国建筑装饰体系，有自己发展的路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本文对其发展历程作历史的寻绎，在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运动中，为保存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本提供学术支持。

〔关键词〕传统建筑木雕历史

湖南建筑是中国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民间俗语“墙倒屋不塌”，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特点的最形象的表述。正是因为传统建筑主要使用木材料和这种木架结构才使建筑木雕装饰成为可能。湖南建筑木雕以其独特的面貌丰富了中国建筑装饰体系。建筑木雕艺术是地域环境、经济体制、宗教伦理、文化思想、民族风俗等各种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湖南地理位置闭塞，古代在文化上与中原文化交流少，经济欠发达，仕宦商人群体势力小，建筑木雕基本上走的是自己发展的道路，也受到其他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湖南建筑木雕的特点。

究竟何时湖南先民在湘楚大地上对建筑进行雕刻装饰做出了第一件建筑木雕构件，这已无从稽考。但从实物资料看，早在石器时代，湖南就有了满饰浮雕的白陶盆，那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雕饰陶器，也是湖南目前发现最早的雕刻实物。通常人们把石器作为人类生产的第一类工具，而木材更易于加工，我们可以推测，此时期木艺器物已是十分普遍，只是木质器物不易保存罢了。

商周时期，湖南地域的雕刻工艺就已达到了十分辉煌的高峰。精美纹饰的玉器和青铜器，直接和间接地展示出当时的雕刻水准。四羊方尊、青铜人面纹方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青铜人面纹方鼎四周饰四个浮雕人面，耳上部有云纹，下部有弯曲的手爪形纹饰，其它部位有不同的纹饰。人面五官比例准确，表情神秘微妙，纹样规范精细，它显示出当时雕刻艺人在制作此模具时所具有的精湛技艺。殷商时期，冶金业得到发展，青铜工具的出现改善了木材加工工艺，促进了木雕业的发展。。《礼记q曲礼》记载，在商朝王室中设有“六工”，其中便有“木工”，木工是兼雕刻的。殷商建造了大型宫殿，在商代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墓椁板上已有精细雕花建筑群，可以推测建筑木雕已运用其上。“南方有嘉木”，湖南又是青铜工艺发达的地区，可以推测湖南建筑木雕已在建筑装饰上广为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铁工具铸造水平提高，以“失蜡法”作为青铜镂空的技艺出现，雕刻工艺跨入新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时代，雕刻匠人从奴隶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朝廷还专门有“太宰使百工化八材”，八材即珠、玉、石、象牙、木、金、革、羽，大多系雕刻之事。在理论方面，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我国最早关于工艺的著作《考工记》。《考工记》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为良”的朴素工艺观。这个时期出现了鲁班这样的木工工匠的杰出代表。他对于建筑、舟车的制造与改良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是雕刻大家，被匠艺界奉为祖师爷。民间流传有鲁班为殿柱增加木雕托木和石雕柱础的故事。

秦汉时期的汉楚之地，漆器工艺发达，漆艺与木雕工艺紧密相关。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木雕彩漆《虎座双鸟鼓》，是一件战国时代的乐器，木胎圆雕，鲜明地体现了我国雕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淳朴简拙的艺术传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木俑，是汉代早期的木雕珍品。这些木俑多以单块木头雕成，也有的用榫卯结构拼接而成，造型稚拙质朴，姿态各异。

魏晋南北朝战事纷繁，虽然国家经济惨遭破坏，但此时，各民族间借此机会加强了交流，一些民间手工艺得到发展。特别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和宗教艺术的出现，自南北朝始，中国大量兴建寺庙。寺庙建筑多为木构建筑，这为木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木雕艺术是木构建筑的灵魂，木雕逐步成为建筑的主要装饰形式，建筑木雕随后逐渐向民间普及。佛教盛行于世，佛寺随处可见，杜牧有诗云：“南朝四面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从君主到黎民百姓，多奉佛、敬佛。佛寺多琳宫琼宇，其梁柱、斗拱、廊檐、门窗，精雕细缕，蔚为壮观。佛像亦栩栩如生，精致而亮丽。不少艺术名家参与其造神运动之中，如北魏书画家蒋少游，善于建筑构件的装饰雕刻。山西平城与河南的一些宫殿建筑的雕刻，有不少出自于他之手。魏晋南北朝的木雕，品种多、数量大，当时木雕工艺的普及程度远甚于玉雕、石雕。晋代诗人有诗曰：“涉足潇湘外，雕琢秦岭木，借问何处士，自谓九峰客”。（清朝q王介孚藏《诸子百家诗词拾遗》）。九峰山位于湖南衡阳县境内，可见湖南雕匠至迟在晋代已远涉他乡从艺。西汉刘向在《新序・杂事》中讲述的《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是楚国的叶公十分爱龙，在他的住所到处装饰着龙的形象，其中就有木雕的龙。由此可以推测湘楚大地建筑雕琢之盛，木雕装饰已在民居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隋唐时期，建筑木雕在技术上已相当成熟。从文献上看，唐代南方还有在建筑物上用综合性材料作雕刻装饰的。《南部烟花记》载：“隋文帝为蔡容华作潇湘绿倚窗，上饰黄金芙蓉花，玻璃网户，文杏为梁，雕刻飞走，动值千金。”由此可见，综合性雕刻工艺已成为当时朝廷的至爱，精细而多样的雕刻技艺受到社会推崇。

宋元时代，文人雅士隐逸时尚风靡全国，建造具有无为、空灵境界的寺庙、道观、宗祠和民居成为一种争相效仿的时髦。湖南地处山林沟壑之间，自然的山水格局正符合当时宗教山水观念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湖南进入以建筑与家具木雕为主要雕刻内容的时期是一种必然。大兴土木的狂热鼓舞人们无所顾忌地雕梁画栋，据《清泉县（今湖南衡阳）志》记载：“清泉四界，山高林密，宜耕田亩甚少，丁壮多富舍，事竹木雕者甚众。”可见，湖南竹木雕在宋代就已“从雕者如云，工刻艺者日众”。对民间建筑装饰刻龙描凤之风，朝廷恐有“礼崩乐坏”之势，对不同级别的土木兴建及配饰作了许多禁令。《宋史q舆服志》云：“庶民三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辅飞檐。”又《元史》载：“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苔三十七，陶人二十七。”大兴土木的狂热年代还产生了一部关于建筑设计、结构、用料、施工的规范性巨著―――《营造法式》。北宋少监李诫“考阅旧章，稽考众智”编修的《营造法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建筑理论与技术的著作。书中有大木、小木、雕木三作的篇章，论述了木雕的工艺。《营造法式》的颁行对砖、木、石结构的建筑的雕刻艺术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些遗存的宋代建筑木雕，如山西晋祠副阶缠柱龙，以及建筑施雕构件中的曲木、斜撑、悬鱼、惹草、角神等。这些都能说明宋代木雕在殿阁中有较为固定的格式，木雕的技艺已臻完美。今坐落在永州宁远县的文庙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明清时期，儒、道、佛各派宗教观念世俗化、民间化。寺庙道观遍及南北东西，信土深居村村寨寨。湖南衡山，自古是道教与佛教圣地，传说在明清寺观盛期，衡山佛寺就有大禅堂72处，小茅庵3000多处。这些圣殿与庵堂皆雕梁画栋，大小神佛雕像成百上千。至今衡阳仍为湖南雕刻之乡，这与衡山寺观建造之盛需要大量建筑雕刻有关。另一方面，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建筑木雕由宫式殿阁转而盛行于民居住宅，逐步贴近生活走向民间。题材由狭义而广泛，形式由程式而趋向自由，内容由简单而变得丰富，花鸟、人物、动物、山水都在民居木雕中出现。建筑木雕不仅成为建筑装饰的一部分，有许多构件雕刻，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雕塑作品，开创了建筑木雕艺术的新天地。在居室和家具构件上施用雕刻已经是遍及每村每寨，每家每户的事情，其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开创了木雕艺术在民间普及的新时代。明清政府对于建筑规模及装饰禁令和定规仍然不断，如“禁官……脊用花样瓦饰梁栋斗拱檐角彩绘饰”（《明史q舆服志》）“亲王府制绘金云雕龙有禁凡正门禁雕龙首（《大清会典》）。事实上，民间全然不理会政府禁令，纹样选用全凭当时当地民俗的“时兴”，朝廷三令五申不让平民随意使用的龙凤，在湖南民间随处可见。明清时期我国经济繁荣，官宦商贾以及地主拥有较强的财力。但当时的统治者颁发的营造制度对一些政治地位不高的官宦、商贾等作了一些限制，对其住宅开间、进深规模有约束。为了光宗耀祖，展示自己的家资地位，他们另劈天地，便在建筑装饰上做文章。于是建筑雕刻成为热点，以至于蔚然成风，连寻常百姓人家也竟相效仿。许多民居的建造，木雕开支往往达到总造价的百分之五十之上，从而为木雕艺人提供了施展技艺的物质基础和用武之地。现在存世的建筑木雕多是清乾嘉时期的作品，数量最多，工艺水平最高。

结语

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推进，传统村落的日益萧条，传统建筑在迅速地破败和消失。这些记录了昔日荣光和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随着它们的消失而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如何走近它、了解它、保护它，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和留住乡愁、城乡一体发展，是永远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