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轻视自然科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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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思想历来轻视自然科学，本文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儒家关心的是“天道”而不是“人道”，儒家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儒家把“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科学研究与这一目的不符，儒家对“中庸”思想的推崇使得其轻视自然科学。

关键词：人道；天道；成贤；成圣；中庸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道家是反对科学的，认为科学是人为的、反自然的、与“道”对立的，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庄子认为科学技术会使人产生“机心”，人有了“机心”就无法得道。佛家主张出世，更不会关心科学。在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虽然并不反对科学，但是却忽视科学、轻视科学、排斥科学甚至鄙视科学。只有墨家提倡科学，可惜墨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甚小。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始终得不到张扬。科学得不到社会的重视，科学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充足的资金保障，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得不到普及。那么，儒家为什么轻视自然科学？原因何在呢？

首先，儒家关心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开始就走了不同的路向。西方的哲人探天究地，追根刨底地思考宇宙的本质，而中国哲人则担当起重建社会秩序的大任。中国哲学从来不重视对“第一因”、“第一推动力”等的追问，“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们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治国平天下，如何恢复天下秩序的稳定。孔子很少谈论天道的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宋明理学讲到了天道，重建了宇宙本体论，但只是为了给纲常伦理找一个形上学的根据。宋明理学讲了许多功夫论，不是为了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而是为了达到对“天理”这个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当邵雍问程颐是否知道雷起处，程颐回答说“起于起处”。他就是以这样的“机锋”来对待科学问题。儒家关心的是社会秩序，关心的是人道，至于宇宙的本质、自然的奥妙因为与重建社会秩序关系不大，所以他们不感兴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整个儒家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轻视科学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儒家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带动一系列社会的变化，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儒家既然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天下的太平，所以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效应与儒家的目的格格不入。中国虽然有四大发明，但是，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火药被用来制作鞭炮喜庆、避邪，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也没有广泛地运用，带来文化的普及。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四大发明包括其它发明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文化的价值，或者说，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也许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但是害怕它们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威胁自己的统治和地位，所以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结合在一起，就会极大地推动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财富大幅度地增加，随之带来的就是财富在社会中的重新分配，使得统治者不能通过控制财富而控制社会生活。儒家所主张的分配制度是按照一个人的等级名分来分配财富的。如果社会下层掌握的财富过多，就有摆脱统治者控制的危险，给统治造成危机。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分工的变化，对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会带来挑战和危机。

第三，儒家心性思想把“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科学研究自然成了旁门左道、末技。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虽小道，比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意思是说研究自然是小技艺，虽有可取之处，但恐怕它妨碍了远大事业，所以君子不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荀子讲得更为明确：“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一切以伦理道德为重，研究自然则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是“无用之辨，不急之察”。朱熹把研究与人没有多大关系的事物称之为“炊沙而欲成其饭”。儒家思想始终关注人的存在，把“善”而不是“真”放在第一的位置，反对为智慧而智慧。在儒家看来，在德与智的关系中，德才是目的，智只能是手段，尊“德”修“心”，调整“情”“志”，比增进智慧更重要。儒家以成为君子、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目标，成圣成贤的途径是清心寡欲地进行道德修养，而不是埋头于科学研究。从事科学研究只能是“小人”所干的事情，“大人”、“君子”是不屑为之的。现代新儒家虽然竭力改造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能够容纳科学，但是新儒家只是把科学视为不得不被迫接受的东西，并不把探索宇宙的奥秘视作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和手段，更不把掌握自然的规律视作人生的目的。他们同古代的儒家一样认为道德修养比研究自然更为重要、更为高等。既然科学研究与实现人生的目的无关，那么谁还会去做只有“小人”才能去做的低等的科学研究呢？

科学研究使人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身养性之中，和“大学之道”相违背。修身养性能够教人怎么做人、怎么成人、成贤、成圣，而科学研究只是做事，做人比做事重要得多，也高尚得多。因此，君子应该致力于修身养性，不应该被科学研究这类小事所困扰。科学研究实现不了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是“内圣外王”，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就会妨碍人生目标的实现，偏离了人生的正道。

许多科学技术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发明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增加了社会物质生活资料，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儒家排斥人的欲望，尤其是宋明理学，把人的物质欲望看作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可耻的“人欲”，认为“天理”“人欲”不并立，“存天理”就要“灭人欲”。科学技术与“人欲”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受到儒家的排斥。

第四，儒家对“中庸”思想的推崇也是其轻视自然科学的原因之一。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儒家思想的方法论。对于中庸，程朱等人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之道就是一种适度、恰当和追求和谐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不走极端，遵循常道。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即“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但这仅仅适应于解释古希腊哲学的产生。中国哲学恰恰在追求“不惊异”。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墨守成规，保持一颗平常心，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中国哲学家们长期探究的“伦常”、“纲常”，目的就在于确保生活秩序的“正常”，天行有常，人行有常，人类按“常”行事，就能得到正常发展。而人类科学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其前提就是打破常规、突破限制。科学的探索面对的是未知的世界，如果一味地遵循常规，就难以有大的发展。中庸思想不仅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人文科学的发展。

总之，儒家思想缺乏科学精神，实在是由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儒家思想与科学精神显得格格不入。儒家不欢迎“赛”先生，至少看不起“赛”先生，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使得“赛”先生始终挺不起腰杆来。

参考文献：

[1]《天人之际――中国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张世英著 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十年集 安徽文出版社1994年出版

[3]《〈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 任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