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武:不断挑战,就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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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硕，一家被美国媒体称之为 “足可匹敌美国硅谷最优秀软件公司的中国对手”，它的CEO向本刊谈及他突破创新思维的障碍以及方法
在微软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列服务合作伙伴名单，其中一个软件开发公司叫做Augmentum，中文为群硕软件公司。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硅谷，中国总部位于上海的软件公司,其高层和管理人员清一色都是中国人。今年六月，美国《新闻周刊》以群硕软件公司为例报导了一则新闻故事，宣称中国软件公司潜力巨大，足可匹敌美国硅谷最优秀的软件开发团队，然而生产成本却只要美国对手的三分之一。
作为群硕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刘英武其实和李昌钰、杨振宁、朱棣文、丁肇中、黄锦波等等一样可算是近代在美国显出优秀天赋的华人代表之一。他194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60年代移往美国发展。在30年信息产业的职业生涯中，致力于将尖端技术产品化，并转化为成功的商务应用。刘英武博士的职业生涯起始于1970年代的IBM，他曾负责SQL的起草及开发，后来还主管IBM全球数据库和计算机语言业务。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化查询语言) 是目前许多数据库软件通用的标准，最初是由IBM发展起来的。而当时IBM公司SQL研发团队的负责人就是刘英武。在IBM的历史上，刘英武是用最短时间跃升至全球应用软件事业部总经理级别的华人。1989年，施振荣邀请他担任宏关系企业总经理与宏美洲暨欧洲总公司董事长兼CEO。如今62岁的他，为自己立下新的里程碑：他宣称要在中国训练出一支世界最优秀的软件开发团队。这支计划中的团队成绩斐然，目前已经成功的为Intel、Motorola、Microsoft、Business Objects及Cadence Design Systems等世界级的公司开发软件产品。
对于群硕，外界的传言很多。有说群硕内部只准员工说英语的，也有的说他们公司的员工从早上八九点开始工作，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不论外界如何传言，刘英武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世界最强的，但我相信我们是中国最强的。”
刘英武凭什么这样说？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怎么执行自己的目标的？他将如何带领中国员工劈荆斩棘走向世界之颠？以下是他和本刊记者谭端的对话。
《互联网周刊》：除了管理层外，您在中国招募的都是中国人？你怎么去引导中国员工克服一些创新思考的障碍？
刘英武：没有“除了”，群硕公司的项目经理和管理人员100%都是中国人。严格的说，只有我以及和我一起回国创业的总经理国籍上不是中国的，其它的每一个人全部是中国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中国，我就生在中国。您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当中最大的几个挑战之一，这个题目我想拉大一点来谈。
说中国人的创新不够，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的创新可能太多了，看大家谈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点子很多。实际的问题不是说中国人不知道创新的重要，而是在于我们所谓的“创新”的定义。为什么中国人的创新表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不行，而以前我们的祖先的创新曾是世界之冠，为什么？这样谈好像比较有趣。我们一般人都同意中国人点子很多，但也同意我们的创新不够，于是问题归向于我们所谓“创新不够”的“创新”指的是哪一个领域。
《互联网周刊》：我想，在现代文明当中，强调的是用比较规范或者比较文明的方式去赚钱或者说去成功，这个方式必须符合国际社会普遍的文明概念。假设我们的“创新”，在西方的观念里面普遍觉得不是“正途”。那么创新的“正途”概念到底是什么？
刘英武：对，事实上我们今天不是谈技术而已，我们谈的是做事情的方式、方法等等。因为几个不同的环境和历史原因，我所理解的有两种不同的创新：大家都很清楚像数学这种创新是越没有包袱越有创新，很多数学家新的发明理论都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包袱，想事情非常有空间。因为我们的知识太多了以后，一方面让我们更了解一些事情，但是也同时让我们了解的事情造成了界线和框框，跳不出来。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从创新的立场来说，有的时候更有激情。像我开发SQL，团队选人的条件都要求是博士。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是最好的学校毕业的博士，学校内最好的学生，电脑基础都要很好，但是我不要他专攻数据库。 要发明一个新的数据库的时候，我不要已经学过现在的数据库的人。因为这必须是一个突破。当你真正要做非常大的突破的时候，就要跳出现在的框框,不能在现在的框框里面找人。第一种创新没有太多的框框；第二种创新要求的是渐进性的演变、加强或者创新。这就要对现在的东西开始研究，才能够去挑战、更新，两种完全不同东西。擅长做这两种事情的人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日本人擅长第二种，美国人擅长第一种。中国人现在所谓创新会受到部分限制是绝对存在的。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互联网周刊》：哪两个原因？
刘英武：第一，跟中国的文化有关系。这跟几千年来设下的管理和教育系统有关。管理和教育系统从科举考试开始。这一套系统是我们的先人花了很多精力设计出来的，但它把所有最有知识、最有创新性的人框住了。它也使得我们必须依照某一种规矩做事情，于是你去看我们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它使得我们中国人比较不习惯挑战权威。这个绝对是创新障碍的原因之一，跟古老的中国文化有关系。
第二点，从19世纪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中国没能好好的循序渐进的累积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整个演进没有很完整的基础。商业领域也是一样，科学的也好，管理的文化也好，操作模式也好，我们全都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过去在这几百年里面，中国选择了把门关起来。我看到的是，今天世界上的创新，实际上是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所以比较困难。
《互联网周刊》：这种中国古老的框架限制了你自己吗？
刘英武：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叛逆性的人，不受框架限制。第一，要搞自主创新，公司不一定都要很乖的学生。一个在学校里面非常守规矩的好学生，成绩非常好，一直拿A的好学生，并不一定就是将来在社会上做事情做得最成功的。像美国斯坦福、哈佛这种学校，不只是考试要考，还要参加各种活动。你可以是学生会的会长，你可以是网球的冠军，不能够只是一个在学校里面考试的学生。第二，你找的是喜欢挑战的人，不要找那些老是墨守成规的人。挑战就是创新。
据我观察，在社会上比较成功的人士不一定都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中国最成功企业的管理者通常都不是老师定义里面的好学生。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但是不听老师话。好学生跟分数高不是一样的事情。
第三，一定要有老师教，有做过、练过，武功很高的老师教。像软件这个领域，这样的老师大部分在美国，所以我们要去美国找到那种高僧，他们愿意教中国人做事情。高手不见得愿意教我们，我要找的是那种愿意来中国教学生的老师。
没有前面三点，招再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也没有用。做到这三点之后创新就简单了。练高僧的武功会很辛苦，我们要找勤奋的学生，下决心练这种武功的学生，愿意去拼的学生。
《互联网周刊》：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你怎么带领公司的年轻人和您一起朝着事业上的目标前行。
刘英武：我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也从来不会去墨守成规，但是我一定会把现在是什么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不去了解现状，而只是一味要搞创新，是很难的。或许数学方面理论上的东西可以，但实际上在其它的领域可不一定。
举例来说，我们既然要做软件，就要了解软件今天是美国独霸，全球95%的软件产品都是美国公司研发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软件还不够硬。了解这个之后，就知道美国的功夫一定要学，要把美国的功夫学习好之后才能比美国更好。要做过硬的软件就要学美国的功夫，怎么学呢？
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的目标不是赚钱。我们要练功，而且一定要跟美国人练，一定要拿美国人的项目，而且要拿美国公司在世界上高端产品开发的项目，而不是那些拿到中国来的汉化的项目。在中国的市场上，有些功夫是学不到的。目前我们首先做的是跨国企业的全球产品，而不是某个企业的IT项目。因为软件的产品比项目难做，一个软件产品要卖给不同的客户，不同的国家。它同时要满足多样的要求和标准。
做企业的IT项目，不管有多难，只是面向一个公司，这样相对容易很多。我们一定要向跨国客户、世界级的产品挑战，才是真正的练功。
《互联网周刊》：在公司里面，你最头疼的员工，软件程序员，他们的惯性思考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你最不能容忍的？
刘英武：我强调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一定要有纪律性，一定要有创造性，而且两个要并存。2、一定要踏实，并且有激情。
为什么这些价值观是我们最注重的？纪律跟创新的共存，是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两者共存是最难的呢？首先中国的大环境跟这个有很大的落差。中国人的纪律性和创造力并不是最强的，要两者并存当然会更难。
另外，我跟大家谈话的时候，我通常得到的答案是，“别人都是这么说的”；“我的爱人说的”；“我的爸爸告诉我说”，他们每次这样说，我就请他们告诉我他们自己在想什么，而不是告诉我别人是怎么想的。其次，一个人假如对自己已经满足了就不会再有激情去爬高。中国的软件还在谷底，我们要成为世界最好的软件开发团队，就像要爬到喜马拉雅山上珠峰一样，没有激情怎么做好这件事情？有激情，就要有向上奋斗的决心，不要满足于现状。
在中国我们要请这样的人蛮难，特别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地区。因为目前很多年轻人，他们是独生子女，日子过得稍好一点，就满足了。我是要寻求“Want more”（不甘仅此）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向世界第一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