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学佛僧和西去求法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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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出来个“丝绸之路东起点”

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在谈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时，不经意间，又有渤海圈的学者提出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北起点”之说。时间与空间，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时，出现了多个“第一”。正当国内沿海省份为了各自的出发点，纷纷重新定位自己省份的文化份量之际，我们又在与韩国学者的交流中，得知韩国以庆尚北道为首倡的“丝绸之路东起点”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我不知道，日本学界未来会不会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热”研究中来，若他们以九州的“汉委奴王印”为汉代中日交往之证物，完全会弄出又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占优势的“丝绸之路东起点”――博多湾（今日本福冈）。199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动，西边从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起程，东边最后到达的是日本长崎。

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于南海的广东和广西，最西端一般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东非肯尼亚、西北非摩洛哥。韩国则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应定为朝鲜半岛东南方的庆尚北道港口。

海是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也是开放的，如果用这样的立场来看，它本来也没有什么起点和终点，交流是流动的。今天，大家来共同编织东方的海上交流之路，回顾对话与交流的历史，构建“大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框架，进行更宽广的学术研究，它于东方学、于丝绸之路学都不是坏事。

当然，话还要说回来，韩国的东起点是由何而来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唐代新罗僧人慧超到中国学佛的故事，和他后来由中国去印度取经的千年壮举。

新罗僧人西航求法

许多人都知道敦煌藏经洞曾经藏有大量的中国佛教经典，但这些经典不仅仅是中国僧侣抄写的，还有外国僧侣的贡献。这之中最为韩国学者所乐道的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这部西游取经，游历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纪行，即是韩国僧侣慧超为大唐留下的宝贵财富。

应当说，中国学界在很早就注意到了这部典籍，它是法国人伯希和于20世纪初从我国窃走的大量唐代佛教文献中的一部行纪残卷，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首先指出编号“伯希和3532”敦煌写本残卷就是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后经罗振玉对照敦煌写本与《一切经音义》，证明敦煌残卷“伯希和3532”确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于1911年参照法显、玄奘等人的西行游记及历代正史，对此作了考证和笺注，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一卷。1931年，钱稻孙曾把此书译成汉语，线装出版。1938年，德国东方学者福克司将此传的汉文重新整编，并译成德语，是为此残卷在欧洲的第一个译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的学者高炳翊于1959年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史略》一文，郑烈模将此传译成现代朝鲜语。近年来，由于慧超是新罗人，韩国对他的研究非常热闹：他被韩国称为“古代韩国第一位世界人”，即韩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2001年，韩国佛学界在西安市周至县宣御寺慧超曾办祈雨祭的地方，竖立了“新罗国高僧慧超纪念碑”，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题写牌匾;2010年，韩国庆尚北道成立了“韩国丝绸之路项目本部”，准备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申请世界记忆遗产;2013年和2014年，韩国庆尚北道两次组织上百人的丝绸之路探险队，从陆路和海路重走了慧超西行取经之路。

据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所载，中国佛教高僧传记中并无慧超的生平记载（有人认为他出生于长安）。显然，他还算不上大唐当时的高僧。中国的文献中只称他是新罗僧人，并没有慧超入唐的记载。

2014年9月2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大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韩国海洋史专家郑守一先生，向他请教了近年韩国关于慧超的研究情况。郑守一先生说，韩国方面的研究证明，慧超大约是704年生于新罗鸡林，719年，大约16岁时，从半岛的东海岸鸡林走到西海岸华城唐恩浦，由此登船赴大唐学佛（也有一说是从半岛最西南的黑山岛渡海入唐）。在大唐，他师从密教大师金刚智，于玄宗开元七年（719）抵广州，大约在开元十一年（723）由海路往天竺。西游四年后，由陆路返回大唐，写成了此书。后来，他继续跟随金刚智和不空大师学佛，两位大师先后圆寂后，780年，慧超来到五台山。同年，在这里的乾元菩提寺圆寂。

存世三卷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是它的节录，这部分文字记述了慧超从中国去古印度探求圣迹所经历的数十个国家、地区、城邦以及中国西北的地理、、佛教流传情况及风土习俗等。所记拘尸那国以前及最后部分已缺。依据本书残留的记事，可知慧超在中国由海路进入古印度，曾经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而后进入北天竺诸国;最后，历波斯、葱岭、疏勒、龟兹安西都护府，从陆路返回大唐。

此传记录了北方游牧部族突厥人进入西域后对“胡人”社会带来变化的相关记载，为人们认识当时西域地区社会族群分布格局变动提供了一幅真实图景。传中曾谈到：“毗耶离城庵罗园中，有塔见在，其寺荒废无僧。”“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印度佛教已趋衰落。如书中记载：“龟兹国，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焉耆国，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上述关于唐朝、突厥、大食和吐蕃在西域和葱岭以西诸地的逐鹿活动和治理情况的记录应系原始材料，尽管细碎，却是对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的有力补充，故弥足珍贵。

那么，慧超是怎样经海路来中国，又是怎样由海路去印度的？

慧超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录，唐代也没有留下任何海洋地图。关于东洋与西洋的海路，我们仅有宋代的地图可作参考。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西行海岸图，即《华夷图》。它与同刻一石的《禹迹图》不同。《禹迹图》是华夏的国图，《华夷图》更近于世界图景，是以华对夷来绘图的，突显了国家和国防意识，同时也描绘了西亚的海岸线。

不知道为什么，《华夷图》没有采用《禹迹图》所用的“计里画方”法，所以，其海岸线、岛屿和半岛等海疆元素表达得都很不精确，特别是山东半岛与雷州半岛几乎被画“丢”了……但此图周边的大量文字注记，多少补充了“番夷”方面的不足，并透露出浓重的海防味道。

关于此图的出处，图上刻有这样的文字：“其四方番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文者载之，又参考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这段重要的文字告诉我们《华夷图》是以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基础经过选择后重新编绘刻石的。所以，它是唐、宋两代地图的混合体。

关于“番夷”，注记中有大量文字标注了中国周边“番夷”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及其变迁。

东边：《华夷图》比《禹迹图》有进步，清楚地绘出了辽水及入海口，并在辽水东岸标注“唐安东府”。再向东又比《禹迹图》多画出了朝鲜半岛。半岛上标有百济、新罗、高句丽、平壤等名，并注记：“在辽东之东千里，东晋以后，居平壤世受中国讨爵禀正朔。”或许，受地图尺幅所限，朝鲜半岛之东，没有接着画出日本。但在“东夷海中之国”的注记中，注记了日本、虾夷（今日本北海道一带）、女国、琉球……和“宋至者日本”等文字。

南边：南海之疆与海南岛画得基本准确。海南岛上面标有朱崖、昌化、琼、万、黎母山等字。在海南岛的旁边注记：“五岭自衡山之南一山，东尽于海，其南涨海之北，古荒服秦置五郡，汉分九郡，曰南朱崖皆其地。”再向南，“海南之国”，已出图外，没有画出。但注记有扶南（今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几十个国名。

西南边：《华夷图》比《禹迹图》所画范围大了许多。虽然笔调约略，但还是勾画出了孟加拉湾和印度半岛的基本轮廓，并标注了“五天竺（印度）”和“真腊（柬埔寨）”，是宋代地图西南方向标注最远的地方。这些描绘，对于我们了解大唐和大宋去天竺的海上认识与海岸描绘多有裨益。我们不能要求1000年前的古人做得更多和更好了。当年，西行路之辛苦，恰如慧超在他的纪行中所说：

我国天岸北，他邦地角西;

日南无有雁，谁为向林飞。

日僧白云慧晓与最早绘出海上航线的《舆地图》

说完大唐的新罗僧侣，接下来再说说大宋的日本僧侣，他们都是从海上而来，又都为中国古代的航海史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重要史料和线索。

唐代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后，各种佛教学派在日本落地生根。1255年，源自中国的临济宗，在京都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寺院――东福寺。曾经在大宋学佛的日僧圆尔辨圆被敬为开山之师。圆尔于1235～1243年跨海来大宋求学，曾在江浙一带学佛八年。圆尔回国后，声名大噪，曾为当时的天皇授菩萨戒，禅法由此进入日本皇室。

圆尔在大宋学佛后，其弟子也纷纷渡海求学，其中即有被写入佛学史的日僧白云慧晓（即佛照禅师）。其著作，凡二卷，全称《佛照禅师住慧日山东福禅寺语录》，又作《白云慧晓禅师语录》，收于《大正藏》第80册。卷上包括慧日山东福禅寺之进山、上堂、小参、举古、拈香，卷下包括小佛事、法语、杂篇、佛祖赞等，卷末附录摘自虎关师炼所撰《元亨释书・佛照禅师传》。

史载，白云慧晓于1266年渡海入宋，在明州（今浙江宁波）的端岩寺学法。1279年，白云慧晓返回京都时，除了带上一些佛学书籍外，还从大宋带回一张拓印地图《舆地图》。日本僧人为何要带回一张中国地图？历史没留下任何记载，我想，这张地图或许能透露一点线索。

白云慧晓拓印的《舆地图》，原是一块石刻地图。其图巨大，纵207厘米，横196厘米。由左右两幅拼合为一。此图正上方刻“舆地图”三字，左上方刻“诸路州府解额”（即科举人数），图中府、州、军的名称及数量大体与左上方刻记一致。原图未记作者年代，后人根据图上的政区改制内容，推定其大约绘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的明州，绘图人不详。此图诞生之时，刚好白云慧晓来明州端岩寺学习，所以，他有机会见到此图原刻，并将《舆地图》拓片带回日本。中国的这个石碑早已亡佚，白云慧晓的拓本成为仅存的地图，现藏于日本京都栗棘庵，成为中日佛教交流的见证。

《舆地图》是一幅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型地图。其地理范围东及日本，西到葱岭（今帕米尔），南涉印度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北达蒙古高原。包括宋朝疆域内的政区名称，东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韦，西北部的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东部及南部涉及到海外诸国，西南有印度、阁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东边绘出了日本等国。

图中山脉用写景法表示，并绘有森林。河流用单曲线表示，湖泊用水波纹表示，地名均括以方框。在许多州、县间绘有道路。西南地区绘有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北和东北两处，有数百字的注记，主要说明其历史与地理情况。

从海图的角度讲，此图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绘出了多条海上航线。在长江口方向，绘有一条沿海岸北上的阴刻水路，并以方框标注“过沙路”;另一条向东延伸到日本的阴刻水路，以方框标注“大洋路”;同时，在“东海”水域，还用方框标注出“海道舟舡路”。除了标注的海路外，在崇明岛和台湾一线，还以阴刻的白线描绘出几条海路。在现存古代地图中，它应为最早绘出海上交通路线的地图。

这幅地图的海上交通部分集中体现在东海一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崇明砂”起，有一条海路通往“蛇山”岛（今崇明岛以东），而后海路又通向“毛人”岛，另有一条海路，向北直通“日本”岛。从方位上看，位于“日本”岛以南，琉球群岛以北的“毛人”岛，应是北九州岛。而白云慧晓的师父圆尔当年回日本，就是在北九州的福冈登陆的。

这是日本僧人渡海来中国的一条重要海路。

按照这样的分析，白云慧晓带《舆地图》拓本回日本，一是为让日本人了解大宋的天下，二是带回一张可供渡海的航海图。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的地图业发展很晚，基本上要靠从中国带回的地图来认识世界与自身。日本自主地图测绘的历史直到16世纪才开始。

我国海上交通在汉代就已经很发达，东去日本、朝鲜，南下印尼，西往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都已开通。到唐、宋两代，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通往朝鲜半岛与日本的航路在《新唐书》中曾有记载：“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这是记载“朝贡”之路。实际上，明、越州也有大量的船在夏、秋时节利用东南季风渡海，斜向东北横渡东海至日本，或沿黄海北上，赴朝鲜半岛。但唐代没有留下一张海图，早期宋代涉及海洋的地图中，也没有关于海上交通的描绘，更没有航线的标示。所以，《舆地图》在这一点上显得尤其珍贵，只是研究《舆地图》的诸多论文中，关于海上交通与航线的文章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