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王阳明的边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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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后，向朝廷上有《陈言边务疏》，就蓄材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严守以乘弊等八个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对北方边政的看法。

“蓄材以备急”之所以列为国家治边的首策，乃是因为统帅三军作战，“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关键在能否有智勇双全的主将。因而国家应及早蓄备有用人才，以防边地战事不虞之患。武举制度固然能够网罗不少骑射搏击之士，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韬略统驭之才。而真正的将略人才既要“习之以书史骑射”，也要“授之以韬略谋猷”，真正做到“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所以在制度安排上也必须有相应的选拔程序设计。

“舍短以用长”在他看来也是国家边政的一条基本原则，因为古往今来一切人才均是“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惩于前，而后有所警于后”。因而用人的方法即在于取其“仁”而去其“贪”，取其“智”而去其“诈”，取其“勇”而去其“怒”。一句话，人才不可求全责备，必须发挥其专长而容忍其缺失。

“简师以省费”也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良策。《孙子兵法》早就有言：“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在阳明看来，“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而从明代庞大的边政物质供给看，则可说是“非漕n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所以他强调兵贵精不贵多，只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具体的办法就是“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间，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屯田以足食”强调“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虏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这样即使不能完全保证塞下的粮食供给，至少也减少了转辗运输的费用，不能不说是长久之道，万全之策。

“行法以振威”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必须革除旧弊，依法治军。无论“势家子弟”或“豪门夤缘”，只要违法丧师，一概斩于辕门，如此才能“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否则纵“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

“敷恩以激怒”则是以死者来激励生者，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

“捐小以全大”则依据《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说，主张边防用人，应该给予适当便宜，“其纵之也，不以其坐视;其捐之也，不以为失机。养威为愤，惟欲责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问，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此诚胜败存亡之机也”。

“严守以乘弊”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凭借长期固守，做到“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师既逸，我守既坚，我气既锐，则是周悉万全，而所谓不可胜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则虑日以匮，我盛则虏日以衰、我怒则虏日以曲，我逸则虏日以劳，我坚则虏日以虚，我锐则虏日以钝。索情较计，必将疲罢奔逃;然后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是乃以足当匮，以盛敌衰，以怒加曲，以逸击劳，以坚破虚，以锐攻钝。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也”。

以上八条，均可说明阳明颇有将略之才，同时也反映了他的边政思想的一个侧面。但更重要的是，他尚有更远大的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抱负，这是基于内在道德感与责任感激发出来的人生抱负，离不开道统与学统合为一体的学理所培养出来的睿智和胆识。他的价值理想决定了他的成就决不可能仅限于军事一端，因而后来他曾有回忆说：“是疏所陈亦有可用，但当时学问未透，中心激忿抗厉之气;若此气未除，欲与天下共事，恐事未必有济。”可见他的治边条陈固然体现了儒者见诸行事的有用之学，但他更向往的则是“肉身成道”的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必有赞化天下的价值诉求，决不会以任何暂时的“小成”为满足。（责任编辑/王远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