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童心说”思想下的《水浒传》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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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贽对《水浒传》的批评是以“童心说”这一文艺思想为指导的。在批评过程中，李贽以“童心说”思想的标准来批评水浒人物，赞扬真人，鄙夷假人。他的以“童心说”为指导的批评具有先进的思想性。

关键词：李贽 “童心说” 《水浒传》

一、“童心说”的提出

“童心说”的提出有着特殊的社会气候和深刻的思想学术背景。李贽丰富的古典文学学养和他本人自然率真，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形成其“童心说”不可或缺的因素。

明末，市民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人更注重自我的解放并摆脱假道学的束缚。16世纪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们给中国带来了新型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这些都是李贽形成其“童心说”的社会背景。王阳明心学派的兴起使传统学术开始发生蜕变。王阳明去世之后，他所创立的学派迅速分化。从王艮，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发展出了“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早期启蒙思想。李贽 “童心说”的提出与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李贽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哲学基础非常浑厚。老子“ 复归于婴儿” 的思想与“童心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1]同样强调回归人的初元。李贽本人自然率真，性格高洁，光明磊落。思想也很开放，多元化。他这种从人本性出发，来评价社会的人生性格是形成其“童心说”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童心说”是《水浒传》批评的指导思想

在《水浒传》的批评中对于“真人”的认定应符合“童心说”所提出的标准。符合有“童心”的人，便是真人。在批评《水浒传》的原文中，李卓吾有时直接以“真”等语批评水浒人物，对鲁智深、李逵等人的评点，认为这类人物当然属于“真人”。同时，所有没有失去“童心”的人物都是 “真人”。对于这些“真人”形象，评价时充满了溢美之情。这些赞誉来自于其“童心说”思想的指导。

李贽“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 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1]关于“童心”李贽认为是人本来最初的未经世俗沾染的本心。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童心说”作为文艺美学观， 其中心是提倡文学艺术要表现真情实感， 具有真实美。认为有童心才有至文，而至文又应该具有真实美、自然美。李贽赞美的童心是一种纯真的思想感情， 文艺作品的人物表现了这种纯真“童心”。同时这里有“真人”一说，所谓“真人”按照“童心说”的解释，就是有“童心”“真心”的人。这种认识恰好适用于对《水浒传》人物的批评。

三、“童心说”与《水浒传》人物之心

《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形象中。不乏具有真性情的“真人”形象。李贽对于这些“真人”的赞誉，其指导思想是“童心说”。

李贽最为称道的“真人”便是花和尚鲁智深。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中，李卓吾先生批评道“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3]在同一回中，李卓吾先生还批评道“一知礼教，便不是佛了”。[3]李贽在《水浒传》的批评中，把具有“童心”的鲁达提到具有狂禅意味的佛的高度。在“花和尚大闹桃花村”一回中，李贽批评道“人说鲁智深桃花山上，窃取了李忠，周通的酒器，以为不是大丈夫所为。殊不知智深后来作佛，正在此等去处；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3]李贽对鲁智深这一形象的评价是基于自己“童心说”思想指导基础之上。

四、童心说”与《水浒传》作者之心

《忠义水浒传序》是李贽批评《水浒传》的总论，其中提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1]认为施、罗二公是“发愤”而作《水浒传》，从“童心说”视角下来审视。“愤”就源自于作者的真感情。不满于“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故发心中之愤。这种愤是出自最初之本心。

五、“童心说”与《水浒传》评者之心

“童心说”主张“绝假纯真”，“自然天真”故而发自本心就是“童心说”所倡导的。李贽批评《水浒传》，也是发自内心的忧愤之情。当时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与施、罗二公或是《水浒传》的故事背景都相当。李贽把对社会现实的愤懑借助于《水浒传》的评点发泄出来。“忠义”是《水浒传》一些人物发自童心的真实愿想。“童心说”是李贽对《水浒传》进行艺术性评点的指导思想。这里的批判表现了对假道学先生的嘲讽和鄙夷，体现了李贽“童心说”视野对丑和假的厌恶。这些批判是在“童心说”指导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