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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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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贽以“童心”说为理论基础,要求人们摆脱理学框架的束缚,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真理,去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从而使人们回复到纯粹本然的状态。他要求圣凡平等,不以成圣为唯一的目的,寻求多元化的个性发展。要求顺人们的自身的条件随其自由发展,实现个体自身的价值。李贽的这种观念,并不是他首创的,在孟子那里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观点。

关键词“童心”说;德性;至善

李贽(1527~1602),本姓林,原名载贽,后易姓李,名贽,字卓吾,号宏甫,福建泉州晋江人。因泉州为宋温陵禅师居地,故又自号温陵居士。回族。著书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李温陵集》等。

李贽青年时受学于王艮之子王襞,又从罗汝芳问学,顺此潮流他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童心”说,以强调个性的张扬。但对于李贽而言,他的所谓“童心”并不单纯是顺王学及泰州学派脱下来的,可以说他的“童心”说吸取了胡宏“性本体”论的思想。他以“性”为无善无不善的至善,来作为他所提倡的个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另外,在他为个体原则的彰显作论证的时候,他的观点与孟子的某些观点有着相似之处,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源

李贽认为只有用“童心”才能表述人性的本然状态。“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也。”在李贽看来,童子是人之初,童心是人之初。唯有童子,保持了人心纯真的本原。童子之心是未受外来污染的绝假纯真之心,是无善无不善的至善,是不分善恶的,是超善恶超是非的,是一种纯然的本性状态。保持童心,就是保持本真自我;具有本真自我,才能立言行事皆真。如果过于强调一个“善”字,则未免陷于僵化。“孟氏之学……犹未免执定说以骋己见,而欲以死语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为至善,而其德为明德也。至善者,无善无不善之谓也。惟无善无不善乃为至善。惟无可无不可始为当可耳。若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而却印行以通天下后世,是执一也。”

李贽又称“童心”为“德性”,“人之德性,本是至尊无对,所谓‘独’也,所谓‘中’,所谓‘大本’也,所谓‘至德’也……德性本至广也,本至大也,所谓天下莫能裁是也;而又至精焉,至微焉……中则无东西南北之可拟,无方所定位之可住,是故不得焉,强而名之日中。”在这里不难看到,李贽将“童心”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是“大本”,是“至德”,是“至尊无对”,是不能单以“善”来形容它的。李贽的“童心”说可以说继承了胡宏性本论的思想,胡宏在《知言疑义》中道:“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胡宏以“性善”为叹美之辞,李贽以性善为“迹”,“夫日善人,则不践迹矣……夫人之所以终不成者,谓其效颦学步,徒慕前人之迹为也”。不同的是,胡宏以性体为天赋,抬高了“性”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拉开了天人的距离,而李贽则综合王阳明的心本思想,以心即天,指出这个至善的童心乃是“吾性之故物”,为本心所具有的,且人人同之,可以说又是对胡宏“性本论”的发展。

李贽认为“童心”不分圣凡,乃人人同具的。“德性之来,莫知其始,是吾性故物也,是由今而推之于始者,然也……故圣人之意若日:尔勿以尊德性之人为异人也,彼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为而已。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李贽又道:“言而日‘近’,则一时之民心,即千万世之人心,而古今同一心也。中而日民,则一民之中,即千万民之中,而天下同一中也。大舜无中,而以百姓之中为中;大舜无善,而以百姓之迩言为善。则大舜无智,而唯合天下通古今以成其智。”从时间上说,古今同此人心;从范围上说,天下人人同此一中。千古人心,也即天下人人之中。圣人之中、圣人之善、圣人之智,就是以天下古今百姓之中为中、百姓之善为善、百姓之智为智。天下人之心,就是匹夫匹妇之心。从个人的人心,从个人的同,可以窥见天下古今的人心、天下古今人人的中。历史上的哲学家都要凡人上同于圣人,要凡人向圣人学习,而李贽则要求按愚夫愚妇的标准,凡人就是圣人。李贽将此称之为“致一之理”,他在《老子解》中说:“候王不知致一之道同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贵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贵者必蹶践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候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候王可言贱,特未之知耳……人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彼贵而不能贱,贱而不能贵,轻吾所见,而不能致之一也,则亦碌碌珞珞,如玉如石而已。”李贽在此直指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认为人不分贵贱,因为致一之道如此,此可谓是民主制度的萌芽。

孟子虽道:“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但他不同意圣人是不思而得,生来就符合天道的“诚”,他认为虽然圣人远远高出于一般人之上,但圣人与一般人仍然是同“类”,他曾引有若歌颂孔子的话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在有若和孟子看来,就是“贤于尧舜远矣”的孔子,虽然在人类中是出类拔萃的大圣人,和一般人仍然属于同类,他要想认识天道的“诚”,仍得通过思诚。孟子虽主张人有“良知良能”,“仁义礼智根于心”,但是“不假外求”,也要通过“内求”,即通过“思诚”才能认识天道之诚。当然孟子也承认圣人在认识天道必然性上,有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地方,首先在于圣人有自觉性。他曾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作为知命的君子,应当从“命着眼”。“求其在我者”,积极去思诚,自觉地认识和掌握天道。三

李贽又从“童心”人人具有,“天下无一人不生知”出发,指出“道”也是人人所具有的。“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无不载道,水无不在地也,审矣。”“道本不远于人。而远人以为道者,是故不可以语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道不离人,人不离道。”李贽的人“无不载道”的命题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是“道不离人,人不离道”,道与人不可分离。第二是“人即道,道即人”,“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人本身就是道。这样就把道从天上拉回到人间,道不再是道学家所独占的神秘的东西。

那么,李贽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呢?李贽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也。”王艮主张当下日用即道,王襞主张当下自然。李贽继承了其前辈的思想,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满足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就是当下日用的道。这样,道是最平常的,毫无神秘可言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那么物质享受就成为理所应当的,就是圣人也不能例外。李贽道:“圣人虽日:‘视富贵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虽日:‘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然亦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今观其相鲁也,仅仅三月,能几何时,而素衣霓裘、黄衣狐裘、缁衣羔裘等,至富贵享也。御寒之裘,不一而足;褐裘之饰,不一而袭。凡载在《乡党》者,此类多矣。谓圣不欲富贵,未之有也。”李贽认为:“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以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无也?吾故日,虽大圣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自然’矣。”

由于势利之心出于“吾人秉赋之自然”,且大圣人亦不能无势利之心,因此李贽提出“人必有私”、“私者人之心”。李贽认为圣人亦必有势利之心,人必有私,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一切德行都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相联系。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有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说,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他认为私者人之心,耕田者把收获物作为私有,才肯出力治田,这是“自然之理”。又认为“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是必然之势。圣人顺应这种自然之理与必然之势,就能够得到好的社会秩序与和平生活,这种秩序与和平,李贽称之为“安”。

当梁惠王告诉孟子他好色、好货时,孟子并没有批评他不应该,而是告诉他,他这些欲望都是正常的。“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日:‘昔者公刘好货。诗曰: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在者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民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直甫,来朝汤,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只要做王的以自己的真实感情流露,从自己所需知百姓所需,从自己所想,知百姓所想,然后推己及人,则不失为一个好王。

李贽的所谓“童心”,重在一个真字,真字即能够完整的体现人的本然状态,而不是以求善为名,以人欲为恶,要人人遵守死板的模式而不敢讲真话,说真言,率性而为。他认为理学家的那些所谓义理,无不是压在人们头上的重重枷锁,要人们在刻板、僵硬的模式下做一个假人。李贽道:“方其即也,有闻见从耳目而人,而认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人,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持;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欲务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李贽并不是要人闭目塞听,不与外人接触,而是抨击当时虚伪的世风和俗儒陋儒对经书中的道理执定成局,食而不化,甚至以之文过饰非,以之为卑鄙龌龊行径的借口的丑恶现象。“今之学者,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率归重于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今之所为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日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日圣人;不幸而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辗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这些假道学满口的仁义道德,暗地里追逐私欲,却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指手划脚。这种人对人世危害极大,使得世风日下,所以人无不假,事无不假,求一真人而不可得:“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生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光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人之闻见道理之为心也。”

对于这些欺世盗名之辈,孔子称作“乡愿”,孟子曾称乡愿为“非之无举也,德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日德之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