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学术期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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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管是新复刊或者新创刊的第一任主编（或者实际负责人）大多是有思想、有激情、能担当、敢担当的行家里手，如《复旦学报》的夏征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杨焕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潘、《现代传播》的朱光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谢振中和张积玉、《文史哲》的韩凌轩和刘光裕、《河南大学学报》的宋应离和王振铎、《西北大学学报》的符景垣、《思想战线》的秦家华、《深圳大学学报》的王洪友、《齐鲁学刊》的刘守安、《出版科学》的蔡学俭等，他们以思想者的身影、期刊编辑家的姿态，不仅打造了一个又一个风格不一、个性独特的学术平台，而且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展现学术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特色期刊。

（一）以高校科研力量、学科优势为特色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出自高校，归属于高校。而我国高校办学层次、办学方针不同，高校的性质、承担的教育任务有别，专业设置、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各有差异，但不管是哪个层次的高校，大都有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和学科优势。特别是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的那段时间，面对普罗大众对知识的极度渴求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极大缺口，即使是地方高校、师专、中师等，都有自己的特色专业、“热门”学科。而依托各高校复刊、创刊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都深谙自己学校的优势所在，知道办刊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在什么地方。因此，发挥各自学校的特色，突出各自学校的重点，展现各个刊物的个性，呈现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是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共同的特点之一。这里且不说本身就是建立在各自高校优势学科、特色专业基础之上，依靠本学校优势学科、特色专业而形成鲜明个性特色的高校专业学术期刊，如1980年创刊的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承办的《图书情报知识》，依托的是本领域全国实力最强的教学科研机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办学优势和教育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实力，展现的是图书情报、档案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等为特色的刊物个性。1977年创刊的由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人口研究》，依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优势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口学会的研究实力，展现的是以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等为特征的办刊特色等。只说“以反映自己学校教学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为主”的高校社科学报，这方面的特色非常突出。特别是历史悠久、知名度高、师资力量雄厚、具有相对稳定的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的重点高校，《北京大学学报》关于哲学、史学、语言学的研究，《复且学报》关于新闻学和中西文化史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关于戏剧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关于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历史地理研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学科研究优势，突出了各自的个性特色。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为例，在这一时期，他们根据学校的师范性办学特点，依据学科实际，着重反映教育心理以及文史哲等优势学科的研究成果，重点突出教育、心理学科特色。具体做法是，在篇幅上，确保每期占到1／4版面；在保障文章质量的前提下，要比其他学科有相对多的文章数量。同时做到栏目固定化，研究主题深入化。即保证教育、心理学栏目每期都不缺位，且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重大主题组织稿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探讨同一个问题。①如此强化教育、心理学研究，不仅为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兴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也强化了特色，唱响了特色。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重点，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本来就出自高校，其人员配备基本上出自社科院系，特别是其功能、地位最初都与所在高校学术研究有关，有些期刊直接由重点学科主办，与生俱来的血肉亲情，使高校的学科建设不由自主地成为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展现的重点和突出的特色。审视新时期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两种现象比较明显，一是“”后重新复刊的老牌大刊、名刊，根据本校优势学科的具体情况，通过策划、组织、编排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其优势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学术研究前沿，并且通过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与探讨，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传播力，凸显特色。如上面提到的《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文史哲》以及《史学月刊》等。二是新创办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根据本校学科特点不同、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自身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学术资源不同的状况，或创办专业期刊，或开辟特色栏目，突出特色、宣传特色。专业期刊如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知识》、上海大学的《社会》、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外语教学》等；综合期刊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哲学、新闻学、人类学研究，《齐鲁学刊》的孔子、孟子、儒家文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的学科教育学研究等，都在专题化、特色化方面表现突出。特别是《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开设的“编辑学研究”栏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民俗学”栏目等，一方面对于新学科、重点学科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特色，铸造了品牌。另外，培养青年、提携新秀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高校学术期刊共同的特征。时任《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的居思危曾说：“最重要的是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青年作者，对青年作者有创见的文章，要舍得花功夫去修改，甚至有编辑部出面请有关行家指导，让初涉足学术研究的年轻同志写好自己的处女作。”②时任《吉林大学学报》主编的李文焕提出，衡量学报质量的标准有三条，其中之一就是“看学报发现和培养青年学者的情况，培养了多少青年新秀，发表了哪些著名学者的处女作”③。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的谢振中力主专辟“研究生、大学生论文选登”栏目，对研究方向对头、选题得当的青年作者的文章，敢于排在头条予以支持；对内容好、表述上存在问题的则全力帮助修改。④可以说，我国人才尤其是青年研究人才的成长，大部分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培养、培育有关。现在我国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当年都是通过首先在高校社科期刊上发表文章崭露头角为人瞩目的。比如，《文史哲》的办刊宗旨其中有一条就是“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在这种办刊思想指导下，《文史哲》1980年第1期就刊发了河南大学历史系本科二年级学生李振宏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文章对宋史权威漆侠的《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提出的“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提出质疑。①一个是在校本科生，一个是学术权威，《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坚持学术为本之举不言自明。更为关键的是此文是李振宏的处女作，也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而今他已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研究专家，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史学月刊》主编（做了16年）。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把“研究生学术论坛”列为一个专栏，很多年轻的学者在这里发表第一篇文章，前教育部长袁贵仁也在这里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生论文。②据宋应离调查研究，1978年以后，《北京大学学报》提出在发表文章时，依靠中年，扶植青年，珍视老年。他们发表中青年的文章占发表文章总数的85％以上。《复旦学报》确立了“不靠名人带刊物，要用刊物育新人”的指导思想，热心发表敢碰难题、敢发新论、思想敏感、眼界开阔的青年作者的文章。几年来他们发表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占发稿总数的44％以上，研究生、大学生文章占22％以上。③可想而知，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培养了多少大家、学者。难怪周汝昌先生曾将《北京大学学报》称为“书册课堂”和“铅字老师”，他说：“一个学府的学报，不仅仅是诸位教授、学者的发言阵地，耕耘园圃，更是培养教育学人士子的特型教科书。”④

（二）以高校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为特色

我国高校众多，分布极不均匀，依托高校而创办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因为学校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具有其他院校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比如，有些学校所在地是历史名城、文化名城，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经济、文化、人才方面的多种优势，诸如丰富的文物资料、众多的名胜古迹、浓厚的民俗风物人情等，这些学校的研究者对它们的了解以及研究水平，往往是其他高校以及外地人不可企及的。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挥地域优势，组织有地方特色的稿件，使这一时期的高校学术期刊内容多姿多彩，特色分外妖娆。这里还不说以高校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为特色的高校专业学术期刊，只说高校社科学报，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和《西北大学学报》发表的研究秦汉及唐代文史和考古发现的文章独具特色；《齐鲁学刊》对孔子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杭州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开辟的宋史研究专栏，吸引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为之撰稿；云南大学的《思想战线》《新疆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等关于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别具一格，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特别是一些师专学报，因为自身学术资源不丰富，而地理位置优越，在特色专栏开发、特色期刊建设上“煞费苦心”。比如，包头师专的《阴山学刊》，地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阴山脚下，自古以来，这片塞外高原孕育了深沉、凝重而粗犷、豪放的阴山文化，学报以“阴山”命名，借助它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塑造自身独特的形象。尤其是它开辟的“阴山文化研究”专栏，通过刊登《民族考古学与阴山岩画研究》《包头古代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考察》等重头文章，展现其鲜明的地方特色，被誉为阴山脚下的“一枝独秀”⑤。安阳师专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安阳，安阳的殷墟、甲骨文享誉世界。《安阳师专学报》1980年创刊，1984年更名为《殷都学刊》，更名后的《殷都学刊》第2期开设了“殷商文化研究”专栏。当年10月《殷都学刊》以主办方的身份举办了全国商史学术研讨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文博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商史、甲骨学、殷商考古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殷都学刊》依托“殷商文化研究”专栏在最短时间内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殷都学刊》也一时间名扬海内外。“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来信要订100本学报，250本《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日本九州中国书店来信要求订购我们已经出版的各期学报各100本。”⑥绍兴师专所在地绍兴是我国历史名城，也是近代名人荟萃之地，《绍兴师专学报》利用这方面的优势，开辟的“鲁迅研究”专栏，影响很大。尤其是1986年出版的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的纪念专号，号称国内最早。该专号选题广泛，内容丰富，印制精美，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因而索购信函来自四面八方和各个部门与各个读者层次，以至于供不应求。⑦还有《呼兰师专学报》的“萧红研究”、《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开封师专学报》的“‘清明上河图’研究”、《承德师专学报》的“避暑山庄诗文研究”等，也都特色鲜明、影响很大。其实，这一时期对地域文化特点的关注、关切是期刊积极、主动、自觉的选择。《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创刊于1987年，创刊号就是岳麓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专辑，从创刊号开始，每一期刊登岳麓书院研究方面的专题论文，形成了岳麓书院文化研究特色。《四川大学学报》的李白、杜甫研究，《湖南师院学报》的左宗棠研究，《扬州师范学报》的鉴真和尚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的民族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的桂林抗战文艺、太平天国专栏等，不仅刊发了一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文章，展现了各自独特的个性魅力，而且以地域特色、地方文化为专长的高校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彰显了不同地域、不同特色的文化瑰宝，成为长久吸引读者眼球的“这一个”。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特色，那就是借助于改革开放后对期刊商品属性的认识，一些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对期刊的经济效益也颇为重视，以前几乎很少订阅量的高校学术期刊也都千方百计扩大发行，并且有的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杭州商学院学报》1985年改名《商业经济与管理》，时任主编郁建民不仅突出“商”字特色，抓质量，而且抓发行，一是登广告，二是发征订信，三是争取商业部门领导支持，四是利用有关会议宣传推广，“上述措施使学报发行量比创刊初期增加10多倍。发行范围遍及全国所有省市及港澳地区，国外订阅的有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10多个国家”。①还有前面谈到的《当代财经》《殷都学刊》《绍兴师专学报》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