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何以被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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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陶渊明，陈文疏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读诗・陶渊明》是新思想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该书将书法作品图片与诗文解读相结合，虽然以“创新”作为新思想的主旨所在，但实为借用古人的人生态度来反观时代问题，通篇洋溢着作者对“道”“仁”等先秦哲人理念的观照，并不惜笔墨过度诠释靖节先生诗句来抒发文化信仰和文化传承的自我胸臆，让人不得不产生质疑：作为古典诗词的经典代表，曾被钟嵘、萧统、王国维、叶嘉莹等古今大家一致推崇的陶潜作品如何就变成了今人调侃古人、感慨人生的工具？
一、调侃式鉴赏，能否真正起到疏讲古诗词的作用
作为经过洗礼而流传至今的古典文学作品，思想与形式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其思想之深邃不可摆脱古汉语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具有语言韵律特点的诗歌，文言的表达更是进入其思想内涵的必然途径。从这个层面来说，新思想丛书对五四以来提倡白话文写作的文学革命宗旨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四仅仅是对晚清文风的批判，并非对封建礼教乃至更久以前文风的反思，这显然对五四以来思潮演变缺乏宏观的把握和认识。宗其名义为重新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来进行古代诗歌解读，实为宣扬道家、儒家思想中辩证、“仁”“义”等经世致用的生存理念。
我们说《大话西游》是《西游记》的戏仿，强调的是经典叙事文学作品被电影技术魔幻化处理、情节与角色性格被谐趣化对待，甚至是后现代式的颠覆与重写。所谓以佛法之名而上下求索、历经磨难百态的师徒三人，最后都在无厘头的情爱哲学和娱乐取经神圣感的哈哈镜中变为附属品。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无独有偶，《读诗・陶渊明》带着对古代文人精神调侃的情绪，以儒道哲学中“道”这一终极真理，在品读诗歌过程的同时装上了一面当代社会弱势群体心理状态的凸透镜。
全书出现“道”字多达140余次，遗憾的是却没有对“道”的内涵加以区别辨析，而是一“道”到底，真真把一个“道”字当作鉴赏陶诗的万能工具。例如，序言中强调“道统”认知的回归，基本属于对中国哲学中“道”的所有指向的涵盖，即点明全篇鉴赏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于对“道”的认识。在对《饮酒二十首・衰荣无定在》进行疏讲时，把本有天伦与人伦之分的“天道”与“人道”不加区分地对待，认为陶渊明的人文理想就在于天人合一。同时，文中“天道不亲”应为“天道无亲”此处为校对问题，其下句“常与善人”同出自《老子》，主要讲的是自然规律对于世间众生并无差别对待，但会青睐擅长遵循它的人。此处的“善”并非与“恶”相对，而是指善于假道，遵循规律的人。该书作者用来理解“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这两句本来讲的是规律既客观存在又存在交互变化，是作者看透世间运行规律，辩证对待世界的达观心态所在。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对《饮酒二十首・积善云有报》的疏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典故运用在本诗中，主要在凸显品德的传承与某种信仰的坚持。该书作者理解为“妥协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品质，它克制了欲望、控制了能力，使人类的精神获得了升华，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对古文进行理解诠释，主要有注、疏和正义三种形式。其中“注”指对古书的注解，狭义的“注”只指注解，而广义的则包括传、笺等。“疏”相对“注”而言，是对“注”做进一步的解释。“正义”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称为“正义”，“注”“疏”有时也可称为“正义”。例如，对老子《道德经》的各种评注、读记、注疏自先秦至元代恐怕已有近百种，更不用提当下对先秦诸子经典著作进行各种解读的出版物。
既然“疏”以“注”为基础，作为正式出版物至少应该有最基本的注出现在参考文献或者后记、索引等部分，本着对古文经典负责的态度让读者对诗文最基本的解释有所参照，但全书未找到一处参考的注解书目，实在令人遗憾。其名为疏讲，但实为以自我的方式在戏说古诗文的前世今生。
疏讲文字中除了强调道家哲学的世界观，还从另一个侧面隐含了作者对当下文化现象的感性体会，作为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色彩和关注问题的局限性。正如唐代孔颖达为《诗经》做注解时说：“关雎麟趾之话，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教民也。” 《四库全书提要・诗集传》八卷有宋代朱熹的注解，“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实为“王者之风，后妃之德”这一有争议解释的出处。在《饮酒诗二十首・栖栖失群鸟》的解读中，作者的调侃时代意味凸显出来，除却第一段文字较忠实原作，余下部分成为借题发挥、倾泻思想洪水的洋洒文字。
该书作者以当代人认为搞茶艺、画室、读经是在振兴传统文化的文化现象为切入点，强调缺乏文化信仰才是文化传承的症结所在。以书画市场现状，强调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对利益的过分追求，以及对文化信仰与职业操守的伤害，有意识做出反思却浅尝辄止，作为疏，离题太远，若作为专题讲座讲稿，却可以展开来谈生发出一个更加吸引人的主题。
《饮酒二十首・行止千万端》主要讲陶渊明认为身处政治混乱之中当隐居的想法，这一精神与孔子《论语・宪问》中所讲：“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有一致性。但遗憾的是该书作者并未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儒、道哲学思想来品读陶渊明饮酒诗，而是在此单刀直入地讲起了艺术二元论，并认为“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是在讲述艺术的标准一是向善、二是为恶，这显然在艺术样式日益多元，艺术批评标准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具有局限性。
二、图文相衬，图文关系处理应更尊重文体特点
在讨论文学经典名著出版这一话题时，经常会涉及插画、插图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而言，本不是问题，在雕版印刷兴盛的明清，人们熟知的《忠义水浒全传》和《红楼梦》在木刻版画插图的映衬下，多了几分对时代风貌、人物生活情境的生动描绘，图画内容对应章回内容自然使章回小说成为更多市民阶层可阅读的通俗读物。在此问题上，史家自古有颇多肯定。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通志略・图谱略》中曾特别强调十六类知识的古籍不可缺少图，即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历史演变、名物、书。同时认为，造成魏晋以后的学术不及夏、商、周以及汉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图谱之学不传”[1]。史学家冯尔康认为：视觉史料解释历史具有许多优势。那么在古典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插图对研究当时的百姓生活、城市面貌、衣着服饰乃至伦理关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2]如此以来，《读诗》中插入大量书法作品，定有策划者之深刻意图。该书插入作品基本上属誊写原诗之作，因大部分为行草、多枯笔疾书，可与陶渊明本人洒脱又不失风骨的诗歌品位相映衬，尚且算不得图不对文，但有以读诗之名保存墨宝之嫌，从而印证了图文书中图的价值所在。
古人有“读画”一词，即所谓画中有诗，是鉴赏古画的一种说法，但诗不能看，只能读。《读诗・陶渊明》选用书法作品作为插图，而不是更多山水画对诗情意境的描绘，是在强化诵读诗歌的作用。陶渊明诗歌多五言，反复诵读方能体会出古诗的意蕴，若古典文学作品的出版不考虑文体特点，而仅仅从图书美观的角度出发插入大量插图，难免会舍本求末。
本书尽管有调侃古人，借古喻今之嫌，但在选图编图方面尚有可圈点之处。编辑在制作中原本在书中插入画作三幅，序言后的《陶渊明画像》宽衣博带、须髯飘逸，脚蹬谢公屐、右手执杖前行，一副逍遥洒脱的姿态，衣着装饰虽俭朴但神情并无舒展之意，由此可见画者心中的陶渊明还是有鲁迅所言的“金刚怒目”式存在的。以山峦、松柏做映衬，更是强调了古代文人的执着与信仰所在。其他两幅写意花鸟和写意人物，用笔致简，一幅在首一幅在尾本来具有提纲挈领作用，但可惜的是在编辑过程中被删除。中国文人对兰花特别喜爱，《易经》中记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屈原在《离骚》中吟出“余既滋兰之九畹兮”，都用兰草来比喻高尚的君子，两千多年来，文人对兰花情有独钟。兰独具气清、色清、神清、韵清，是花中君子的象征。《尔雅》云：“菊， 治蔷也。” 治蔷，即今之秋菊。《礼记》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九歌》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大凡抒写高洁的人格和孤芳自赏的情操，历代诗人莫不以屈氏为先导，借秋菊春花来比兴来托喻。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更是把古代的咏菊诗歌推向了另一个高峰。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世诗歌更是将陶渊明的精神与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渊明何处饮，三径冷香中”（王十朋《菊》）;“爱花千古说渊明，肯把秋光不似春”（高翥《》）;“可怜陶靖节，共此一倾杯”（党怀英《西湖晚菊》）;“柴桑人去已千年”（元好问《野菊庄主闲公命作》） ;《饮酒二十首》开篇引文后的《兰菊双清图》可反映出对陶渊明其人的品评，亦能提升该书的文化品位，可惜的是此图后被删除甚是遗憾。
另一幅是作为全书总结性篇章《拟挽歌辞三首其三》之后的《孤独老人》。画作本是书法家本人的抒怀之作，创作时间应在初秋，自古文人伤秋、悲秋之作不在少数，此画本是画家本人对晚年日常生活的一种情思寄托，置于陶渊明对生死观思考颇深的诗歌后面，必有编者的特殊用意。只是陶诗多有“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的 苍凉之感，又有“亲戚或余悲”“托体同山阿”的悲壮感叹。而画家却在闲适中流露出晚年生活清心寡欲，顺其自然的平实心态。画作插入此处略显牵强，后被编辑删除，应是考虑到有图不对文之嫌。由此可见，图文意思相左的现象在出版界出现司空见惯，此书能够考虑到诗歌的文体特点，选用风格相衬的书法作品作为插图，实属用心良苦，虽在删减上有些遗憾，却对经典解读鉴赏类图书如何处理插图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三、古诗词鉴赏图书出版源源不断，利弊何在
以文学经典之名，省去版权、版税等诸多出版环节，如永远不会枯竭的可印刷母版一般，古诗词作品及其鉴赏类图书出版成为国内图书出版的一道家常菜。近五年在大陆出版的以陶渊明作品评注、鉴赏、有声书、原作插图本等形式出版的主要古诗词鉴赏图书逾300种，宋以来刻书业的兴盛，尤其是宋刻元代递修本的出现，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来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图书印刷和出版的兴盛，才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从文化传承角度来讲，古诗词作品被多次印刷出版实在是一件幸事。但从出版质量和对古诗词本身的理解和鉴赏方面来说，是否存在对读者误导、诱导的可能，或者编者费尽心力，希望有全新的解读呈现给读者，却事与愿违？甚至现代图书出版依然存在脱讹不足、校对不严、标引不准确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有效信息的传达？
我们评价古籍善本，一是要接近原作本身，二是要精勘精校精审，这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其次才是精神思想层面的深度与广度。之于现代图书出版而言，尤其是对已流传千年的古诗词的鉴赏与出版，是否更应当以负责任的态度、贴近原著的忠实解读为基础，来生发对古典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怀？中华书局出版的袁行霈的《陶渊明诗》评注，台北出版的叶嘉莹《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讲录》都是近年来涌现出的编辑制作精良的古诗词鉴赏类图书。此外，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牵头举办的全国首届陶渊明奖书法作品展也是以一种忠于诗歌审美情趣，旨在弘扬古诗词魅力的有益之举。
《读诗・陶渊明》在对原诗调侃式、个人化的解读中原本怀着对释道文化的崇敬，并想借此方式实现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突围，由此引发我们对当下古诗词鉴赏类图书出版的思考，但这种通过品读来试图对古典诗歌注解进行二次创作的方式是否利于读者欣赏古典诗歌，并从中有所感悟与体会，恐怕只能交给我们的读者去判定。
注释
[1]梁红：《从郑樵〈图谱略〉透视其文献内涵及作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10。
[2]冯尔康：《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与构建视觉史料学》，《学术月刊》2006.7。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