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废墟中站起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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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个残酷的东西，它比灾难更残酷，灾难可以摧毁家园、夺去亲人，而时间却可以把灾难象擦黑板一样抹去。谁会想到“九寨沟那些美如仙境的海子，就是昔日咆哮如雷的地震遗迹！”既便是当时让人揪心、伤心、痛心到寝食难安、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事，也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渐行渐远模糊消隐在我们的视线里，好象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象水消失在水中。”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传媒肆虐、信息爆炸的时代，眼前的事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了，还有什么热情和精力去持久关注一个尽管重大但毕竟已成过去的事呢。因此在“汶川大地震”发生近五个月后，在社会民众的关注点早已转向其它事情上去的时候，傅宁军先生推出他的这篇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就显得多少有点“生不逢时了”。但当我们读完傅先生的作品以后，猛然发现我们先入为主的判断其实是错的。

我们民族有一个很致命的劣根性――健忘。这跟俄罗期民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苏联卫国战争以后，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战争文学如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而同样多灾多难的中国，作家们在表现八年抗战、三年国内战争上却乏善可陈，几乎没有出现象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人怯于面对苦难，习惯于把痛苦的事情抛在脑后，从而不能变苦难为代代传承、警钟长鸣的精神财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而带来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历史的重现”、“苦难的重现”。有感于此，善良的巴金老人才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博物馆”，以提醒人们警惕、避免悲剧的重演。

从这个角度来看傅先生的这篇作品，我们或许会认为它其实是“恰逢其时”的。在人们还没有把五个月前的那场天地同泣、举国同悲的大灾难完全忘记之前，傅先生的作品至少起着强化我们的苦难记忆的作用。同时，由于傅先生的作品是在亲历灾难现场，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采访，获得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基础上，用作家博大的爱心、炽热的情感和敏锐的洞察、深入地思考凝聚而成的，所以这篇作品也就具有了深化我们对苦难的感受和理解的作用。

即时和跟踪的新闻报道让我们看到的是垮塌的房屋、死伤的民众。我们只能感觉到大批大批的房屋倒了，大批大批的人倒了。而傅先生的这篇作品却让我们看到，当地震到来以后，不光有倒下的，还有很多站起来的：那些在地震中倒下的孩子们，在父母亲人们的追念中活了起来；那些平时默默无闻的老师们，在大灾来临的考验中，在先人后己、舍生忘死的义举中，挺拔起人格的脊梁。尤其是谭千秋生前以及他身后那个群体的感人故事，读后不禁使人热泪潸然；那些在老百姓眼里，往往与“冷漠、推委、拖拉、傲慢”的官僚习气和衙门作风互为表里的官员们，在身先士卒、救死扶伤、率模垂范的抢险救灾中，重新确立了自己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那些每每被人诟病为唯利是图的小商小贩们，那些被认为“理性胜于感情，怀疑多于信任”的“80后”的年轻人们，在大灾难中表现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崇高品格；还有那些子弟兵们，志愿者们……所有的这些人，都象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刘汉希望小学，那面在地震中神奇般岿然不动的红旗一样，他们正义、良知、坚强、乐观、善良的精神，在废墟的上空迎风飘扬。

傅先生的写作视野是开阔的。从救灾前线到安置后方，从普通百姓到各级领导，从城市到乡村，从死难者到幸存者，从在废墟中站起的人们到象征着他们团结互助、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精神的五星红旗，都被他用一枝饱蘸着深情和道义的笔化成了带着体温的文字。

傅先生的写作态度是严谨而坦诚的。他做了全面细致深入的调查采访，如实地引用转述当事人的震中震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能展示地震中的“人”的精神状况的报告。报告文学毕竟还是文学，文学毕竟是“人”的文学。在“人”的文学这一点上，傅先生的这篇作品与同类题材的新闻报道作品相比，自然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觉得这部作品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尤其在表现灾难面前人性多元性方面。当然，地震仅仅过去几个月，作者就写出这样比较成熟的作品，已十分可贵。如果过分要求完美，那就是苛求了。

（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