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的金器太阳的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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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太阳光般的色泽使它具备了稀有、尊贵的内涵。南京博物院珍藏的几件汉代动物题材金器就颇具代表性。它们皆出土于诸侯王级墓葬，为汉代上层贵族社会所拥有，是汉代金器中的上乘之作，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我们可将其戏称为“太阳的宠物”。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马蹄金、麟趾金、金饼和金板吸引了世人的目光，黄金在古代就是权贵的专项物，代表了财富和权势，汉代只有皇帝和特许的诸侯王才能用金缕玉衣陪葬，只有诸侯王、丞相、列侯、将军、皇太后、皇太子等人才能使用金印。
物以稀为贵，黄金的稀有成就了它的尊贵，但黄金绝不仅仅是因为稀有才被世人青睐，它太阳光般的色泽使它具备了特殊的内涵，黄金一词在梵语中意为“闪光”，在日耳曼语中含有明亮的意思，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黎明之光”，在古代地中海和南美区域，黄金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当黄金和太阳在某种意义上合二为一的时候，又有了温暖、明亮、吉祥、和谐、华美的意义，所以中国古代金器不是以数量和重量的粗暴拥有为上乘之器，而是追求创意和工艺的审美享受。
南京博物院珍藏的几件汉代动物题材金器就颇具代表性。这些精美动物题材金器皆为考古发掘品，除金兽出土于盱眙南窑庄窖藏外，其他器物皆出土于诸侯王级墓葬，为汉代上层贵族社会所拥有，器型别致，做工考究，寓意丰富，是汉代金器中的上乘之作，我们可将其戏称为“太阳的宠物”。西汉桃形金饰片，诸侯王的身份象征
2009-2012年出土于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墓室前室。刘非与汉武帝刘彻为同父（即汉帝刘启）异母之兄弟，长刘彻12岁。金饰平面像一只桃子，底部，顶部收尖。边缘饰两道绞丝金线，内夹饰金珠纹与椭圆素面金线纹组合，部分椭圆内饰穿孔。正面中心纹饰桃尖部为盘角羊头纹，其下对称饰以牛耳状纹饰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线条的组合纹饰，再往下两边对称饰圆睁兽眼状纹饰，往中间为对称的两只>中天的牛角，最中心为从底部升起一个犀牛角状纹饰。
包括羊角纹在内的动物纹题材是草原游牧部落中的传统母题文化，自战国时代起通过带钩、带板等各类用具传入中原，西汉上层社会对来自北方草原文化金银器物也很喜爱，并不断加以创新改造。
这件金饰片上的纹饰寓意尚待考证研究，有趣的是它的构图颇具毕加索立体主义的意味，不按常理组合的牛耳、兽眼、牛角和独角，以牛耳为中心的变了形的太阳纹让这件小小金饰片透着神秘气息。
在加工工艺上，此器制作运用了捶揲、掐丝、金珠焊接三种工艺。捶揲工艺充分利用了金料质地柔软、延展性强的特征，加工时将预先刻好纹样的底模置于金片之下，通过捶打使金片形成凹凸有致、造型精准的纹样与器型。
掐丝工艺则是将捶打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后，慢慢燃搓成麻花状细条，而后再将细条焊接于金饰本体之上。金珠焊接工艺主要通过对金料进行加热后，采用吹管吹气或滴露凝固法将金液形成小金圆珠，最后将小圆珠焊接于金饰本体而成。
发掘者在清理过程中注意到此类金饰片与红色丝织品共出一处，出土时部分金饰片背面尚留有大量红色漆纱残片，结合金饰边缘穿孔分布情况，该类金饰当为缝缀于某种漆纱器物之上的装饰物。
现有资料表明，此类金饰件出土极少，迄今仅在河北满城中山王陵王墓、广州南越王墓、扬州刘毋智墓三座墓葬中有过出土。除去刘毋智为西汉吴国王室成员外，包括江都王墓在内的其他三座墓葬主人皆为诸侯王，故其使用者的身份当主要局限于诸侯王，且其使用者身份上的象征与等级意义较之使用功能更为重要。考虑到这类金饰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纹样含义特殊，使用者身份高贵，极可能由长安城内的中央工官统一加工制作，然后由朝廷分别赏赐于各地诸侯王使用。
西汉错金银铜虎镇，以形似求神似
同样出土于江都王刘非墓，有立虎镇和卧虎镇两种。
立虎镇出土于王墓墓室东回廊上层南部。本套铜镇原为一组四件，两两相同，惜因盗扰仅存三件。虎镇的眼、眉、鼻、牙、须、足等部位均以锚金银技法嵌饰纹样，虎身则以大面积锚金技法满饰虎斑纹，这种神来之笔将错金技法和虎斑的表现巧妙结合，顿时使老虎活了起来，毛发发亮，充满了力量和野性美，展现出超强的写实主义风格，再加上虎身修长，长尾及地，形态构造惟妙惟肖。其中两件铜虎虎头上扬，虎身伏地，四足蹲踞，做预备捕食状，另一件铜虎虎头侧伏，虎身伏地，四足蹲踞，做撕咬动物状。
卧虎镇出土于王墓墓室前室。本套铜镇原为组四件。虎头平昂，虎身盘卧，四足弯曲，底近圆形。两汉时期的雕塑作品，通常表现出制作者对于神韵的追求与理解，即在充分写实的基础上刻画精神，以形似求神似。这一创作理念在本件作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制作者截取了虎昂首盘卧这一定格动作，利用了虎身的隐晦与虎首的高昂来突出形象，看似头大躯小，身体比例失调，但恰恰如此将猛虎盘卧的形态展现出神态自若、不怒自威的感觉，表现可谓恰到好处。
镇为镇席用具，用于镇压席子四角，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由于折卷席角。此类装饰早在战国时期便已常见，进入西汉社会后，伴随着席地而坐成为日常交际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形态，席镇的使用更为广泛，质地与形式也丰富多样。《西京杂记》中关于昭阳殿内“有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的记录，是史料对于皇室用镇最为具体的记载，可见其制作极为考究。
出土汉代资料表明，席镇材质有铜、铁、玉、石等，形象多包括人物、虎、豹、熊、鹿等。这四件铜镇采用了错金银工艺，这种工艺的做法是先在铜、铁等金属器上根据预先设计的图案或文字，刻出细匀的凹槽，再将金、银或其他金属的丝、片嵌入凹槽内，用错石错磨，使其与器物表面平齐，再作抛光处理，光彩闪烁且不易脱落。
西汉金兽，最重的黄金铸品
1982年江苏盱眙南窑庄出土。金兽身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黄金铸品种最重的一件。头部有三层项圈，上有一环钮，底座空凹，内壁刻有小篆“黄六”二字。“黄”指质地为黄金，“六”为序数。金兽应为虎豹类在古代看做神兽的兽类，能辟邪，此件器物可能是封建王朝国库的镇库兽。
金兽身体蜷曲作匍匐状，整体看上去温顺而慵懒。这件金兽运用了范铸和捶揲工艺，范铸由青铜器铸造工艺发展而来，先将要制作的器型制模翻范，然后将熔炼成液体的金倒入范中，冷却后打磨加工而成；捶揲则是用锤子将金块反复击打成形或打出纹饰。这件金兽如果范铸后不用捶揲工艺，则表面光滑，产生镜面反射，表面缺乏层次感，捶揲后，古拙的大块斑纹像金兽的斑状皮毛，产生漫反射的光暗效果，层次感增强，更显生动。
东汉鎏金铜盒砚，出土时尚有墨痕
1970年江苏徐州土山东汉某代彭城王墓出土。该墓虽早年被盗，但仍出土有银缕玉衣及玉、银、铜、漆器等精美随葬品100余件。此盒为铜制，通体鎏金。盒形神兽如蟾蜍形，然凸起的眉上长有龙角，身插双翼，后有卷尾，更像麒麟、辟邪之类。爬伏于地，张口露齿。身上饰有卷云纹，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等做点缀，背部最为集中，多种颜色相问，显得格外奢华。神兽背部中心有一个桥形钮，可以执此开盒，盒内盛一石砚，内附研磨石，并有储水凹槽。出土时砚堂上尚有墨痕，证明其为墓主生前实用砚，而非陈设品或明器。
秦汉以来，古人对蟾蜍颇为敬畏，认为是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物。《太平御览》引《关中记》就记载说：“蟾蜍头生角，得为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由于汉代求仙思想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企望成仙升天，故而给诸多祥瑞神兽添加上通天的双翅，这里的蟾蜍形盒砚亦不例外。另外因为我国古代嫦娥奔月的故事，蟾蜍和月亮、嫦娥常联系在一起，女性常以美丽的月宫仙子嫦娥自喻，更加喜爱此类砚台。
此砚制作精致，设计合理，采用了鎏金和镶嵌工艺。鎏金是先将金与水印混合熔化成汞剂后，涂于器物表面，经烘烤加热，让其中的水银蒸发，使金固着于器物表面，再磨压加工而成。镶嵌是在金器上以玉、宝石、珍珠、玛瑙、琉璃、金珠等嵌入，使器物更加华贵富丽。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解谜一单悬案
1981年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金质，正方形，龟纽，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制作精致，字体凝重、端庄，保存完好，是最后一代广陵王刘荆的遗物。刘荆是汉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后徙封广陵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广陵王玺当是刘荆徙封时的封印。
关于东汉王玺的形制，《后汉书舆服志》徐广注曰：“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纽，朱绶。”此说为广陵王玺所证实。它的发现解决了一桩日本延续了近两百年的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问题的悬案，证明了《后汉书东夷传》中关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予印绶”这一段记载的可信性。因为两印十分相似，被赐予时间只相差一年，于是专家们怀疑两印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此印印钮精美，背部雕以蜂窝状回字形图案，边缘及四足饰以圆珠纹，龟四足撑地，龟颈伸长，嘴巴微张，形象呆萌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