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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女书法家、诗人林岫在《题闽人陈济谋先生作墨梅图二首》诗中这样写道:其一,“种墨南窗喜日新,一年光景壁间春,家风冷淡长相慰,画有梅花作四邻”;其二,“清瘦最宜冷眼观,寻香不到已枝残,谁家矫矫元章笔,又茁新花共傲寒”。在这二首诗中,我最喜欢的便是这句“画有梅花作四邻”,我觉得这句诗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济谋先生对梅花的痴爱。
自古以来,骚人墨客对梅花的吟咏绵延不绝,或吟其神姿绰约,暗香疏影;或吟其凝霜傲雪,浓艳瑰丽;或吟其鲜明生动,清新向上;或吟其冰肌玉骨,和平俊逸。但在济谋先生的心目中,他则把画梅当成了他的希冀冥想和自然物我为一的情感追求的一种替代。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情感追求的替代,也就不可避免地把他的修养、学识、志趣和理想带入了他的写梅之作中,使其写梅之作具有了极佳的气韵和深刻的内涵。
士大夫常常把作画谓之写,这是援书法用笔入画的意思。写者,泻(泄)也,取宣泄之意。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士大夫一边承担着管理国家(或预备管理国家)的责任,一边为社会良知和道德的牵引者。他们本天生敏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又多受压抑,久不得舒,而游戏笔墨成为绝好的宣泄通道。北宋中期以来,文人画大兴,经过元明清数百年的演进,文人水墨大写意几成为中国画的代名词。元代倪瓒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就是舒胸臆的直白。文人把作画称作写,则挥运之际已脱略物象,只注重当下的笔墨感受。其得在此,其失亦在此。其得乃个体生命律动与幽微意绪泄于笔端,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景观,其失乃走笔之际物象不辨,画竹“而类或麻或芦”(倪瓒语),非解释则不知为何物,正如齐白石所言“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似与不似,极难把握,过犹不及。
文人把画梅喜称为写梅,然真正能做到写梅绝非易事,能写出梅之精神品格则大难。画梅虽肇始于北宋,而宋元尚在物象描摹阶段。至清末海派兴,始可谓之写梅。其以赵之谦、虚谷、蒲华为代表,摈绝描摹,以书入画,不失物象,出新有度,诸人天资性情各异,笔墨风格不同,成为画梅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至清末民国吴昌硕、齐白石,写梅能事毕矣,成为一颠峰。由此可知写梅之难矣。
画如其人。读济谋先生的写梅之作,特别是他近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既能继承传统,又能写出自己的心象,形成一种自己独有的艺术面目。寻到自己的面目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画作能达到有自己的面目,说明了画家除了具有极高的耐心和悟性,还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因为中国花鸟画是一个极具程式化、高度成熟的画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审美体系和固定的形式法则。任何一点创造创新,都有极大的难度。在济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意无意地借鉴了西方现代绘画的构成因素,在打破固有视觉习惯、创造新的图式上作出不少新的探索。这些作品有的强调笔墨的皴擦晕染效果,有的凸显形式化的归纳,有的侧重几何形的分割画面,但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笔墨表现力。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题签的《济谋画梅》一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像《旧时月色》,像《香雪海》,像《春晴一花新》,像《春寒雪意无》,像《浸月》等等。
陈济谋先生的作品是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因为这是他精神的“原乡”。在福建画院陈济谋的办公室,他特意从家中带来了三幅他祖父陈瓒先生的作品让我欣赏。已故著名画家丁仃先生对陈瓒作品褒赞有加,他认为陈瓒的作品无论人物神情、线条、着色、章法、品位都堪称一流。
陈瓒,字少倪,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福鼎,1927年殁于福鼎,仅以46个春秋便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然而,他却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作品。他于民间绘画和民间艺术史上留下的作品和影响,使他成为极负盛名的民间绘画大家。
对于自己这位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济谋先生在《济谋画梅》的自序中这样写道:“(祖父)7-8岁时,拜画虎高手梁寿寅先生为师,从著名诗僧智水和尚研习诗文。后因家道中落,十四岁即鬻画俸母,从此终生以画为生。工山水、翎毛、花鸟,尤精人物。晚期喜作大写意水墨人物,笔墨纵横,气韵生动,寥寥几笔,神采飞扬,弛誉闽东北和浙南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艺术教育家吴启瑶教授曾数次到福鼎搜集整理其祖父陈瓒的资料并写出专著初稿,但在“”中这些珍贵的文稿资料均丧失殆尽。由于年代久远,陈瓒作品现在已难得一见。福州有一些,主要藏于福建群艺馆、福州博物馆,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物普查时各地送到省里的。
我有幸欣赏了济谋先生带来的陈瓒的三幅原作,分别是《红袖添香》、《郑]家婢》和《兰桥仙窟》,尽管这些作品因为年代久远,画面发暗发沉,但画中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洒脱灵动的线条,依然让我眼睛为之一亮。这些作品既有形的精妙与入微,又有墨与色的交替中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可以看出其娴熟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功,没有旧式人物画的陈腐气息。
济谋先生的父亲陈滨兰先生也有着很高的绘画天赋。济谋先生告诉我,他在上中学时,曾经见过父亲读私塾时画在《幼学琼林》空页上的十八罗汉图,造型准确、姿态生动、目光如炬,尤其是面部刻划,非常精到,通过夸张变形,突显罗汉的威严、神秘和不可侵犯,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位少年之手。在济谋先生的心目中,父亲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艺坛大家,但因祖父早逝,家庭生活窘迫,父亲未能像祖父那样以画为业,但一手妙笔丹青却伴随父亲的一生。济谋先生告诉我,孩提时代,每逢元宵、中秋佳节,父亲都要亲自动手为孩子们扎花灯,然后信笔挥洒,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蔬果动物。当自己和姐姐提着流光溢彩的花灯走在街头巷尾时,总会牵引众人艳羡的目光。
正是这样的家学渊源和艺术熏陶,济谋先生从小就对画画充满了浓郁的兴趣。高中毕业那年,原先打算报考福建师大美术系,但刚好那年师大美术系没有在闽东招生,无奈之下,陈济谋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但那个美好的画家梦,却长久地在济谋先生的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
济谋先生特别怀念在南开求学的日子,他特别提到一位叫巩绍英的老师,巩老师喜好书画,对古典诗词、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都颇有研究,后曾任中华书局党委书记。巩老师后来调到北京,曾有意要陈济谋去故宫博物院,但当时的陈济谋考虑到婚姻等个人问题,最终调回了那个被巩老师称作“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福鼎。
从最基层干起,陈济谋踏着坚实的脚步一路走来。从最初的福鼎团县委副书记到常委宣传部长,从宁德地委统战部长到霞浦县委书记,从宁德地委宣传部长到宁德地委副书记,从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到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福建画院院长。济谋先生在从政之余,无论职务如何变化,但他对艺术的热爱却始终如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吴进先生的引荐,济谋先生结识了著名画家林锴、周沧米先生,他们一见如故,从此,济谋拜师两位先生门下。
林锴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福州人,1946年考入福建省立师专艺术科,是谢投八、林子白的学生,他对中西画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学习很认真,后来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受黄宾虹、潘天寿、吴之、诸乐三指点,进步很快。林锴不仅是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也是一位诗人。在济谋先生的眼中,林锴是一位品性高古,学养深厚,诗书画印俱精,造谐极深的当代画坛不可多得的全才。
而中国美院资深教授周沧米先生同样也是一位全能型的画家,他中年以前,致力于人物画创作,是浙江当代人物画创作的探索者之一;50岁以后,他移情山水、花鸟,尤爱家乡雁荡的山水、风物,将其称为“家山”, 并以画牛为乐。
正是得益于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的传道解惑,使济谋先生常常有“豁然开朗”之感。林锴先生不时为济谋指点迷津,周沧米先生常常为济谋改画,特别是林锴先生晚年,重病缠身,但仍然强撑病体,为济谋倾心以教,这些温暖的细节常常让济谋深深地感动。
济谋先生对艺术的追求,几十年锲而不舍。他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纷纷扰扰的各种变幻,在艺术上着力营造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品读济谋先生的写梅之作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济谋先生在治艺之外,也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投入到治学上,看他的写梅之作,其文气、书卷气总是在画面上流动。我可以想象济谋先生在明窗静几前拈管挥毫,闻鸡起舞的情景;也可以想象他读书时安然若素、静得远虑的神态。他的书法和诗词也别具一格,例如他的自作诗《三溪行》书法作品:“主人情意浓于酒,三溪揽胜互唱酬,宿雨初收山色丽,沿途红紫送行舟。”作品一气呵成,十分讲究回锋,疏密有致,自然酣畅。长乐三溪,好山好水,我也曾去过,我可以从济谋先生的诗中和书法作品中感受到三溪的纯朴的雅韵。
当然,济谋先生不仅只画梅,他也画兰、竹、菊,他觉得在写意花鸟画中,梅兰竹菊往往是最受人喜欢的,受人喜欢是因为它们的自然特性非常适合寄情寓意,抒感,但要画好却是很难很难的。
沉静、沉默、简洁、纯粹,这是中国高贵的古典文化精神,正因为如此,它才有了无限丰富的内涵,令人回味无穷。这大概也是济谋先生最为佩服的山人的绘画精神:绚烂源于平淡,丰富来自简约。我之所以更喜欢济谋先生的近期作品,是因为我觉得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作品比以前更纯粹,更随意,也更大气。
陈济谋艺术简介:
陈济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画院院长。笔名兰子,福建福鼎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幼承家学,酷爱诗文书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从林锴、周沧米诸先生。近年致力于中国花鸟画的创作、研究,尤喜写梅。多件作品为吴昌硕纪念馆、上海图书馆、天津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出版有《济谋画梅》、《陈济谋花鸟画作品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