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儒学在贵州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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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宋时期，今贵州经制州、羁縻州和藩国并存，纳入了宋王朝大一统治理之下。贵州土著民族首领延纳儒士，兴办教育，奖掖书院。“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字”，儒学进一步传播，科举中式乃至中进士者不乏其人。儒学的传播，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认同，推动了地域文化、经济、社会的进步。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67-02
一
自西汉中叶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后，历朝历代都注重利用中央王朝强大的政治影响，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土著首领及人民宣谕儒家大一统文化思想及忠、孝、仁、义等社会伦理观念。两宋时期，统治者更加注重文治，通过多种手段，对今贵州地区加强教化，推行儒文化，以巩固其统治。宋代，传播儒学的重要载体——书院兴起。及至儒学演变为理学，书院深受理学影响，以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贵州虽远在蛮荒，书院教育亦有兴起。据乾隆《贵州通志》载：“銮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碑尚存。竹溪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尚留遗址断碑，余无考。”[1] 然有史可考的书院仅有两所，但它对贵州文教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作为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书院在地近巴蜀的思南府出现，说明宋代儒文化在今贵州的传播受巴蜀地区的影响较大，而巴蜀是宋代儒文化的兴盛区域之一。书院的兴办使该地区培养本土儒士成为可能，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书院对于儒文化在贵州的传播、普及当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北宋一代，“统治者始终抱定‘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的方针。”[2]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宋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采取安抚政策。孔子创立儒学即提出“以仁爱济天下的主张”[1]，儒家的这种仁爱和忠恕包容的思想，正好适应了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文治。统治者通过对贵州土著民族首领的册封、赏赐、褒奖，宣谕儒家大一统思想，以维护统治的稳定。统治者对贵州境内的土著首领的封赏，其实就是儒家大一统以及仁政理念的体现。儒家提倡仁政，宋朝的统治者亦要求土著首领在所治区域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咸平元年，（富州刺史）通汉言请定租赋，真宗以荒服不征，弗许之。”[2] 土著首领受封后，领衔而治，忠心朝廷。据有溪州的彭氏，传至儒猛为刺史时，发生仕汉叛逃事件。“儒猛言仕汉逃归，诱群蛮为乱，遣别子仕端杀之，朝廷嘉其忠，降诏奖谕。”[2] 在军事上，秉承儒家忠君理念、报效宋室的播州杨氏也有很大的贡献。杨粲时期，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杨粲应朝廷征召，率师讨伐。金人南下，杨氏积极支持朝廷抗金战争，献马300匹，金、银万两。据笔者粗略统计，《宋史》一书仅本纪部分提到的中央王朝对贵州土著酋长的封赏以及土著酋长到朝廷献贡、朝贺就达30余次。
通过这些封赏、献贡、朝贺，不仅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贵州的控制，而且使土著首领在交往中得以知晓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主动接受儒家“大一统”、“仁政”、“忠君”等思想。儒文化率先在土著上层家族中传播开来；土著首领多为世袭，儒文化得以在土著上层家族中世代相传。
自隋朝科举制建立以来，历代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科举注重考查儒学，读书人自小就必须认真研习儒家经典。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后，宋代科举则注重对新发展的儒学——理学的考查。当时，贵州多为羁縻州，少数民族居多，文化远较中原地区落后；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需到四川，路途遥远。尽管如此，贵州科举依然在艰难中兴起。贵州本地读书人受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纷纷读书攻文，参加科举考试。在播州（今遵义）杨选“性嗜读书，择名师授子经，闻四方士有贤者，厚币罗致之，岁以十百计。”[3] 外地士人的加入，使得播州的文化学习氛围日渐浓厚，传至杨轼，“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字，土俗大变。”[4] 据《遵义府志》载：“曹琦，蜀进士也，知南平军。”[5] 又载，自宋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到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贵州有冉从周、杨震、李敏子、白震、犹道明、赵炎卯、杨邦彦、杨邦傑8人考中进士[6]。此8人受学读书的情况已无从详考，但科举作为选拔性的考试，在8人之下，贵州当时应有相当数量的儒学人才储备，这说明，贵州本地儒士队伍在不断壮大，儒学在贵州的传播已有一定程度。
二
两宋时期儒学在今贵州地区的传播，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推动了地域文化、经济、社会的进步。中原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学习、吸收中原文化的必要性渐被土著民族认同。思州田氏、播州杨氏为代表的一批土著首领，主动引进儒家文化，希望借助中原文化，移风易俗，加速自身的封建化进程，巩固自己的地位。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政和间，蕃部长田佑恭被召入觐，拜伏进退，不类远人，上异之，问其故，对日：‘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为中原的儒学知识分子夏大均已然将中原文化带至贵州，也可看到贵土著首领招揽儒士，努力学习儒家文化的缩影。
两宋时，今贵州的行政建制大抵仍沿袭当代的旧制，实行经制州、羁縻州和藩国并存的形式。宋王朝希望通过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联合形式来管理少数民族，以维系在今贵州的治权。宋代因施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对今贵州的控制相较于唐代而言有明显的弱化，虽说是经制州、羁縻州和藩国并存，实际上是以土著首领的统治为主体。在这种前提下，难能可贵的是土著首领皆能够归附中央。在数十个羁縻州中，矩州罗氏、思州田氏以及播州杨氏影响最大且与中央王朝关系最为密切，这不能不说与儒学的影响有关。
在经济上，受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西南地区俨然成了整个宋廷的大后方，四川的经济地位骤然攀升，而邻近的思州、播州亦在其影响下，发展速度较快，在人口、农业等方面取得很大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在今靠近湖南的“五溪”部落，在手工业和盐铜业也得到一定的开发，这是宋之前所没有的。
在文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杨氏在今贵州遵义地区的文化建设。播州杨氏自唐末进入贵州以来，逐渐变成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土司。在受巴蜀发达的书院文化影响，杨氏统治期间，重视文教。“杨氏时，守有遵义，文教盖蔑如也。”[7] 到杨氏第二十世孙杨轼之时，尤“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甚众，结庐割田，使安食之”[4]。不少蛮荒子弟，均能钻习文字，研读《诗》、《书》，社会风气为之大变。杨轼之子杨粲贡献更大。史载杨粲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在播州开创“建学养士”[4]之风。到了晚年时，立杨氏《家训十条》，告诫子弟需“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4]。十条家训如三字经般言简意赅，其核心，则是儒家的忠孝根本。杨粲之后的杨价向朝廷提出了“岁贡士三人”[4]的建议。播州能够岁贡三人，亦可印证贵州本地儒士队伍在不断壮大。传至杨文时，“留心文治，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4]。孔庙是儒文化的重要象征，孔庙的出现说明儒文化在以播州为中心的贵州北部地区得到进一步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