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浪漫中的现实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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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剧高腔《山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轰动全国的优秀剧目,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其剧本是湖南籍剧作家盛和煜于1987创作的(见《剧本》月刊1987年第11期)。剧名《山鬼》取自伟大诗人屈原《九歌》之一的《山鬼》篇名。剧名的副题是“屈原先生的一次奇遇”。屈原是历史名人,家谕户晓,其“奇遇”则史无记载,实属虚构,但不能说绝无此类故事发生或不可能发生。故可视此剧为历史故事剧。盛和煜1988年3月在与剧作家陈健秋的通信中说道:“两年前我就曾经对您说过,我想写一部关于屈原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出现的屈原,将不同于郭老的、香港的、日本的和人们认识习惯中的屈原。这将是我自己创造的,而不是从什么地方什么人手里批发来的屈原。这个屈原可以是诗人、哲人,而不可以是政治家、思想家。这个屈原属于艺术,而不属于科学。我的这些想法是在转换了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之后的新发现。”(《〈山鬼〉创作心境》载于《艺海》1988年第2期)《山鬼》创作的成功,实现了剧作家的愿望。

1987年,湖南省湘剧院排演此剧,参加了湖南省首届“洞庭之秋”艺术节,获一等奖;1988年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在首都艺术界引起轰动,获优秀演出奖。主演屈原的优秀中年演员王永光,于1990年荣获中国戏剧梅花表演奖。

湘剧《山鬼》问世时,反响热烈。有热情的赞扬,也有激烈的争论。甚至有反对者认为,作者胡编乱造,开历史的玩笑,损害了屈原的形象。

这是怎么回事?先看看“奇遇”的故事吧!

“思美人兮走八荒”,屈原先生来到了高阳部落――有上古气象的地方。在这里,屈原遇到了种种场面:少女,男子抢亲,“大神”占卜,小偷剁手,首领战败归顺敌人仍受部落拥戴;屈原经历了自身险些丧命的磨难、掌权教化的尴尬、美人求爱的纠葛。他的“君子之行”、文明之举,却与部落人“心曲难通情难合”。最后,屈原被当作“疯子”,赶出了部落,重新踏上“何处觅美人”的迷茫之路。

这个故事,确实超乎人们的长期积累起来的认识习惯和思维模式。因此,有人说它是一个荒诞的故事,有人说它是一个寓言的故事。不管是什么故事,这的确是剧作家的奇思妙想,但决不是胡思乱想,决不是开历史的玩笑。恰恰相反,在看似荒诞的故事里,在浪漫的想象中,凝结着剧作家对人类发展历史的深邃思考和关注人生命运的现实情怀。

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赞扬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该书记载,19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到夏威夷群岛的原始部落创设教区,面对尚处于母系家族状况下的伙婚制,他们感到震惊,认为发现了人类道德败坏的最坏典型。摩尔根说:“这表明在文明人与蒙昧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有多么宽阔,经过多年的发展而形成的高度的道德观念和高尚的情操,与这些最原始的蒙昧人的微薄的道德观念和粗野的情感对面相逢了,这是一个绝对而全面的对比。”事实上,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对比时有发生,只是它的内涵有着种种变化。因此,《山鬼》虚构的“奇遇”所展示的文明人与原始人之间的那种“绝对而全面的对比”,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山鬼》是艺术创造,不是历史教科书,屈原先生“奇遇”的虚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可能性”上,更能拓展观众的联想和想象,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冲突的本质的真实。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人类永远无法解脱的情结。人不能脱离现实,人又有理想。理想与现实,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相互转化,风起云涌,波澜起伏,以至无穷。由此,人世间就有了喜剧、悲剧和悲喜剧。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也是每个人的命运!只是有些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若即若离,无足轻重;有些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水融,以至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某种精神的象征。屈原就是这样的代表,就是这样的象征。无怪乎,当时有好心人劝说作者“将屈原换成别的什么人”,以免遭非议时,盛和煜深情地说:“如果将屈原的名字换掉,那么我的冲动,我的灵感,我的艺术创造的欢乐和悲伤,都随先生而去了。”

屈原的《山鬼》是屈原流放江南时所作,诗人以浪漫主义的笔调,赞美了丰神秀韵、情意绵绵的山中女神,寄托着自己眷恋故国、追求真理的美好情怀。山鬼,即“美人”,是屈原精神和现实情怀的化身。在湘剧《山鬼》中,屈原追求的崇高理想经历了一个由“幻”而“真”,又由“真”而“虚”的过程。他先有满腔抱负,却不知如何施展;后来莫名其妙地当了部落首领,却又治理不好,连一个偷红薯的人都教化不了,象征权利的斧铖都被偷走了;他要处罚“背叛”的高阳,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使自己落得个“疯子”的骂名。在情感上,杜若子天生丽质,有如“山鬼”化身,真实地出现在屈原面前,割肉疗伤,献美求爱;屈原却迂腐孤傲,欲爱怕爱,踟躇不前,终为杜若子所舍弃。这次“奇迹”,屈原饱经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始终高扬着“初衷不改、气节不移、九死不悔”的博大精神,也不乏喜剧性的韵味。但最后“魂断巫峰难为续,江天寥廓何处觅美人”。现实的迷茫,理想的失落,本质上不是喜剧性的,而是悲剧性的。悲剧性的根源,既来自屈原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又和屈原自身性格的缺陷交织在一起。“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恪守“君子”之行的迂腐是显而易见的。连杜若子都深深感叹:“你先生说话何等的气势,为什么做起事来总是缩手缩脚呢?”“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理想远离现实,矛盾重重,内心痛苦,难以言表,悲哀浸透着屈原 “九死不悔”求索的人生。屈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湘剧《山鬼》所揭示的屈原的悲剧性求索精神,淀积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心态。唯其是悲剧性的,更显其精神的崇高和伟大,通古达今,震撼人心,更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在湘剧《山鬼》里,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伟大诗人屈原,也看到了世世代代在生活变迁中沉浮的无数个屈原。诚如剧作家所说,屈原的伟大意义在于,他创造了并代表着楚文化、中华文化最光辉的篇章,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意志,成为了我们民族精神品格的象征。

“山中人兮芳杜若”。屈原以芳草比喻山鬼之美。湘剧《山鬼》将女主人公取名杜若子,可见剧作家对这个原始纯贞少女的钟爱。作者以满腔的热情点燃了这个艺术形象的生命之火。杜若子为屈原治伤找药引,毫不犹豫地割下自己的肉;杜若子一心爱恋田遣,将生死置之度外;田遣死后,杜若子认定屈原就是田遣而忘我追求;杜若子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痛痛快快,无遮无掩。她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美玉,那么朴实自然,又那么晶莹透亮。连最初说她“无德无行”的屈原,在认为自己将死时也情不自禁地坦然表白:“我爱你本性纯朴,我爱你丽质天然。”把她比着“一轮明月出深山”。湘剧《山鬼》中杜若子的形象,给予人们许多的心灵安慰和精神快乐。

湘剧《山鬼》舞台演出的成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严谨规范而又加以扩展变化了的湘剧传统程式和化用传统的唱、做、念、舞等表现手法,精心地塑造了屈原的舞台形象。高冠长剑,气度非凡,宽袍阔袖,挥洒自如,表演唱腔,淋漓酣畅,以形传神,神形兼备,充分表现了屈原神邈气煌的诗人风度,理想执着追求者的弈弈神采和丰富的感情世界。如祭廪君的场面,屈原被粗重的铁镣锁在铜柱上,伸展着宽大的袍袖,站立于舞台中央后区的平台,两根铁镣从左右天桥上斜垂下来,整个形象占据舞台正中阔达十米以上的画面。在牛角声中,篝火熊熊,人影幢幢,歌声凄厉,“屈原的肉是酸酸的呀……”唱得那么怪诞荒唐。在一片浑噩的气氛中,闭目挺立的屈原,仍不失气宇轩昂、大气凛然的神采,到他哈哈大笑,高歌“我欲乘风归去,九霄任翱翔”,一幅气魄非凡的“求索者受难图”,把观众带到高度升华的精神境界,引起心灵的震撼、思索和想象。

在《山鬼》中,上古先民生活图景的舞台语汇与屈原所处时代是迥然不同的。构成杜若子、申巫、高阳、田遣、部落大众以及山鬼形象的形体动作素材,取自民间舞、跳神、哑剧、武术和芭蕾等,基本上是“非戏曲的”,表演风格是粗猛的怪诞的。用它们与屈原形象的反差和灯光、服装、道具、音响效果的辅助,造成虚幻的意境,形成原始与文明“绝对而全面的对比”。在对比中相反相成,彼此衬托,相互交融,运用戏曲动作结构手法,通过戏曲化的节奏处理,熔于一炉,达到了整体演出形象的谐调与完整,且具有鲜明的剧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