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地理学视角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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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鑫 修春亮 魏冶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的区别与联系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并非格格不入，相互对立，在网络社会中，特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流空间与场所空间是互动与交融的。Castells认为流空间被折入了（folded）场所空间[2]。因此，场所空间与流空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图略）。尤其在信息化高度普及的今天，已经很难将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完全剥离开来了。此外，流空间与场所空间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Halbert和Rutherford指出，流和场所在分析中不能分离：流空间可以形塑场所空间，场所空间也可以形塑流空间。场所可至少通过三种方式影响流：①能够影响流的产生；②通过法律和制度、语言、文化、社会经济或者政治等因素的作用，对外来的流有过滤和选择作用；③可以通过改变流的内容和形式，以便适应某一场所的特殊性[9]。1.3流空间的城市地理学表达流空间概念引起了城市地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学不同，城市地理学视野下的流空间概念的核心是信息流引导下的一系列流（flows）以及通过各种流（主要包括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的不断运动所形成的空间场域或载体。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的支配性活动（dominantactivities）在其中完成运作，并由此构建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地域主体间的空间网络结构和外部关系。在城市地理学视野下，流空间的载体功能被泛化和具象化，不仅包括可以瞬间到达的电子信息流，也包括依托先进通讯和网络传输技术以及可以导致“时空压缩（compressionoftimeandspace）”的一系列流，包括航空流、高速铁路流、第三方物流等。因此，将流空间视作网络空间引导下的场所空间新的表现形式，是有道理的[10]。
国外研究流空间概念的提出引发了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城市地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一直秉承的强调“区域差异”、建立在距离基础之上的空间观。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支撑下，流空间作用范围在逐渐拓展，作用强度在逐渐加强。随着城市依托流空间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交换和金融流动[11]，一种全新的、跨行政界限的城市间功能关系———全球城市网络逐渐显现。在流空间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的空间结构也由单中心结构（monocentric）转向多中心结构（polycentric）。世界城市（worldcities）、全球城市（globalcities）、世界城市区（globalcity-region）和巨型城市区（mega-cityregion）等一系列概念相继被提出。由此，各种尺度（尤其是全球尺度）下的城市与区域间的网络结构、功能和关系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视野由原来的更多关注区域和城市与腹地的关系开始转向分析经由全球信息流、人员流、金融流、货物流等所建构的全球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关系，即全球城市的外部关系（externalrelation）方面。Tayler主张在研究当今世界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时要用“中心流”理论（centralflowtheory）来补充原有“中心地”理论[12]。Meijers甚至将这种转向视作城市与区域研究范式的转换（paradigmshift）[13]。外部关系的研究首先要解决城市间各种流的测度问题。目前主要通过模型分析、实测流分析和参量替代三种途径来进行研究。其中，研究焦点集中于参量替代的方法。在参量替代方法中，关系数据（relationaldata）的获取显然是城市间外部关系研究的前提，也是长期制约该研究继续深入的“瓶颈”。GaWC研究团队（GlobalizationandWorldCitiesResearchNetwork）致力于全球城市网络的定量划分，他们先后通过法律服务公司网络、航空流网络、高级生产业的网络、高档酒店的分布、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全球性媒体的分布等途径尝试构建全球城市体系的网络框架。在GaWC研究成果的基础上，PeterHall领导的POLYNET研究课题聚焦于大都市区的“多中心”（poly）结构和网络（net）议题，其核心是探讨巨型城市区系统中各独立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一方面，通过商务旅行、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等途径来直接测量实际流；另一方面，通过对区域内高端生产业的执行者和高管进行深入访谈的方式获得定性数据。流空间由相互作用的许多网络组成。这些网络的目标和任务构成了不同的流空间。如果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动力改变了，则流空间也随之被改变[2]。因此，上述“关系取向（re-lationalapproach）”的城市与区域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片面强调流空间的支配控制功能，忽视场所空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分依赖于美国城市背景和少数城市特殊性，研究不能体现不同政治背景的影响[14]。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也有学者提出相应的修正方案。Halbert和Rutherford主张超越“关系取向（relationalap-proach）”，代之以“流—场所取向（flow-placeapproach）”，即将城市作为动态的、不稳定的“流—场所”。城市是流与场所交流的场所和产生的结果[9]。国内研究国内学术界对“流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流空间相关理论的综述、借用航空流拟合城市与区域关联、对信息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空间）功能与结构以及信息空间与地域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探讨。在对西方流空间相关理论的综述方面，孙中伟、路紫对“流空间”的基本性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地理学透视[10]。沈丽珍对“流空间”的基本理论体系、“流空间”对传统空间的影响以及对城市空间的解构与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3]。在运用航空流拟合城市与区域关联方面，金凤君、周一星、于涛方、武文杰等都进行过相关研究[15-18]。研究多采用重力模型、复杂网络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在对信息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空间）功能与结构以及信息空间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探讨方面，HBakis、路紫对西方关于电信对地区影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19]。张捷、顾朝林等对计算机网络信息空间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20]。汪明峰总结了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网络信息空间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成果[21]。刘卫东、王如渊、刘文新、李江分别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地域结构、区域差异及其在城市地理中的应用做了相关探讨[22-25]。孙中伟探讨了世界互联网信息流的空间分布格局[26]。在信息空间影响下的地域空间结构探讨方面，甄峰等对信息时代影响下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影响要素和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27]。陈修颖提出了信息社会中城市与区域进行空间组织的新模型，即GUT模型（政府精英网简称G网、城市精英网简称U网、企业精英网简称T网）[28]。针对流空间研究片面化的问题，艾少伟、苗长虹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出发，建议将场所空间和流空间统一理解为由时间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空间（spaceofactor-networks）[29]。小结综上所述，Castells所阐述的“流空间”理论主要是基于全球尺度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时空背景。即便是Castells本人在论及中国的城市化时也曾指出，“城市化依赖的是发展模式。为了理解城市化，需要了解任何特定社会中的社会动力和权力关系”[30]。因此，单向度的流空间分析并不能透彻地诠释现实世界中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功能与网络联系，而必须结合流空间的运行环境即特定场所空间的特殊性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到接近真实世界的认识。国内学术界在与“流空间”相关的国外基本理念引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于“流空间”在中国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运行规律、测度方法的修正等问题却未有涉及。
中西方“流空间”运行环境的差异
“流空间”的概念主要是基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的。因此，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美“流空间”运行环境的差异进行横向比较。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差异美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性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知识与创新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显著。与此对应，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城市化后期，以扩散型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为特征。而相比之下，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总体而言，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31]，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与此对应，中国基本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以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为特征。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背景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进程，其中还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重大转型。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差异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与管理方面，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通过控制联邦基金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32]。但其对城市与区域规划发展的控制力往往比较有限。在土地使用管理方面，核心不是规划而是区划（zoning），但由于它与规划系统的分离，导致其对土地管理控制的效果不佳。总之，美国在城市地区内的物质环境发展和变化的管理，即使相比欧洲国家也要薄弱得多[33]。由于其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美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市场因素。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城市体系主要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效率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博弈[34]。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在国家层面主要是由三个部门来负责管理：发改委、住建部以及国土资源部，并形成了中央和省两个层面调节市场影响的局面[35]。发改委负责统筹协调，并着重将空间维度注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住建部通过制订城乡建设的行业规则，国土部通过控制土地供应调控城市与区域发展。由于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及强调宏观调控，行政资源对于其他资源的整合能力比较强，政府对城市与区域的规划与管理主要通过纵向隶属关系来实施。因此，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应是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城市主体关系的差异受联邦与分权制度的影响，美国城市主体在各州法律的约束框架下，具有很大的“自治权”[36]。此外，无论大小，城市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中国的城市主体行政隶属关系较强，等级层次明显（如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市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由行政的上下级关系来界定的。有学者认为从权利角度来看，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37]。强烈的纵向等级联系主导着空间的形成[38]。社会文化差异特定地域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对“流空间”的运行有重要影响。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讲求竞争、金钱至上是基本准则。尤其是个人主义，被是为美国社会价值观中最为基本的、重要的价值观[39]。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虽然面临多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交融局面，但总体而言，“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面子社会”仍是中国社会运行的主流价值体系和模式，它必将给“流空间”的运行打上中国式的烙印。就城市与区域发展而言，在某些情况下，行政领导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会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综上，中西方流空间运行的环境或场所空间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基础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因此，有必要针对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时空背景，全面剖析本地化网络与要素流组成，对流空间的研究进行相关中国化修正。
“流空间”概念的中国化
“流空间”空间分析尺度的修正由于各种功能流分布尺度的差异，国外的“流空间”分析尺度主要集中在宏观城市与区域尺度，甚至是国家尺度、全球尺度。而在我国，从流的横向流动来看，由于行政体系的垂直管理以及GDP为主导的绩效考核体系等原因，行政区经济广泛存在。因此，行政区界限成为阻碍各种流横向运动的巨大体制。流运行的地域性更加明显、等级性更加显著。绝大多数流的运动范围更多的被局限在城市群内部，特别是同一省域内部的城市之间。从流的纵向流动来看，由于行政体系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异常强大，流运动的方向也是大都沿着城市的行政等级序列纵向流动。此外，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异也使得流的纵向运动多集中于县级以上的行政单元之间。因此，从宏观来看，中国化流空间的研究尺度不宜过大，应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功能区尺度（如巨型城市区内部、城市群内部特别是同一省域内部的等级城市之间）才能更有效地拟合中国“流空间”的运行状况。从微观来看，大城市（大都市区）内部的流空间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流空间运动主体的修正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型经济及相关信息流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流空间中的运动主体是服务业，而领跑者是高端生产业。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这一背景使得现代物流业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中间环节：一方面与制造业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又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因此，中国背景的流空间研究应重点关注现代物流业的主导和标志性作用，将物流业网络或物流园区空间等级体系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流空间网络构成的修正西方“流空间”的网络主要包含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航空联系网络、跨国公司网络、生产业（APS）网络等。而在我国，流空间网络构成需要作如下修正：首先，在我国，政府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大。从产业规划、调整与布局到投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的制定，无不体现出行政力量对流空间运行的强力影响，而行政权力和优势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此外，由于政府在区域与城市间差异化的政策设计，使得各种类型“政策洼地”（如民族地区、国家级与省级新区等）成为影响流空间运行的巨大“磁场”，引发各种流的汇聚。因此，某一特定区域与城市的行政优势度与政策优势度评价对分析流空间的地方性扰动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大都属于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重要公司主导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其运作网络是中国化流空间（特别是国有资本流）运动的重要通道。因此，必须对一些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重要公司的公司网络进行分析。最后，民间资本运行网络的分析。我国民间资本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另一方面，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在民间资本流的运行中也多有反映，比如温州民间资本与广东民间资本。此外，我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据统计，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比重分别为27.5%和28.5%。在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中，民间投资逐渐成为推动其发展的主力军。民间网络的运行分析应包含大型民营财团（如温州中瑞财团等）的空间分布、主要投资项目的分布；大型民营企业的空间分布网络分析。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首先，直接作用于某一特定城市与区域的流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所谓“场所化了的流空间”形态，中国城市地理学的流空间研究应该对欧美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其次，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以及转型期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化的流空间运行规律更加复杂，因此分析尺度不宜过大，聚焦于各种功能区尺度是比较合适的；最后，物流业、大型国企、大型民营财团与民企对流空间中国化的研究意义重大。物流联系可以是城市与区域关联研究的重要“流数据”，而物流园区的类型、吞吐量则是重要的属性数据。本文仅为城市地理学的流空间视角及其中国化研究的初步探索。由于转型期当下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加之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甚至社会文化背景也有所差别，未来流空间中国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