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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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出版的《新周刊》封面上赫然印着“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并以“敏锐、新颖、图文并重和第一手资讯”作为其风格。在渐火的中国周刊中，《新周刊》剑走偏锋，以“新锐”着眼，的确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在书摊一大堆杂志中，你能很容易发现它扎眼的封面。而文内泼辣的用笔、精美的选图、艺术的着色，不断地给读者传输着新鲜、惊诧、畅快……但同时也传输着含混、躁动……《新周刊》的新锐风格也许代表了一种潮流，但并不代表素养或权威。
1996年8月18日，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新周刊》创刊，一个月后，该刊改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和三九企业集团合办，定位为涵盖时事生活综合内容的双周刊。创刊至今5年多的《新周刊》一直备受瞩目，无论是三九集团为它铺就的发行网络，还是周刊自身精心策划的专题，都使得《新周刊》锐气十足，成为中国期刊杂志中的几大赢家之一。但是，如果按照《新周刊》所言“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的标准来衡量其内容的话，在笔者看来，还有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1．专题策划力不从心
《新周刊》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策划，每期精心策划一个热点或可能成为热点的主题，以约15～40页的版面形成主打专题，从标题到内容都极富夸张性和煽动性。《中国不踢球》（1997年号外）、《弱智的中国电视》（总第39期）、《十六年之痒》（总第57期）、《砸烂电视》（总第63期）、《城市败笔》（总第79期）、《八十年代下的蛋》（总第103期）等等都令人记忆犹新。不可否认，不少策划和文章的确做得锐气十足，选题独出心裁、文笔自由畅达、图片映射主题等等，让人倍感新鲜，一些淋漓畅快的批判和独到见解让读者感觉到杂志的活力。
《新周刊》的专题策划几乎成为它的核心竞争力，然而也有不少专题策划让人诟病。从最近几期的选题如《忽然中产》、《下半身批判》、《雪村、小小和贱兔》来看，《新周刊》的专题策划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一方面，《新周刊》的专题策划与它所标榜的“时事生活周刊”的“时事”越走越远了。正如吕书练所说，《新周刊》“所策划的专题不但有越来越走向时尚化的倾向，而且封面制作越来越精美，但同时也距离该刊作为新闻周刊反映现实的创办宗旨越来越远了。”⑴另一方面，为策划而策划的《新周刊》已备感选题的艰辛，同样题材的选题不时重复出现，不少内容有拼凑感。关于足球的选题已出现三次：《中国不踢球》（1997年号外）、《足球大批判》（总第44期）、《中国足球不胜史》（总第71期），关于户口的已做了两期：《户口里的中国人》（总第51期）和《户口》（总第115期）。
专题策划做成了套路，做的人累，看的人也累。当选题策划无法给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的感觉时，读者就可能抛弃它了。
2．新闻采访意识薄弱
王立纲曾对《新周刊》做文章有个形象的比喻：“《新周刊》的专题操作思路给人的感觉好像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输入一个关键词，然后尽可能多地找到所有与此有关的内容，再加以复制、粘贴、整合、归纳，就可端上版面。”⑵
做专题的关键是做好核心主题，所有的次级题都要服务于核心主题。而以做专题策划出名的《新周刊》却把专题做散了，成为相关内容的集中归纳。比如专题《什么东西没有变？》，先后由《什么东西没有变？》、《给世界N个不变的理由》、《未来一百年可能不会改变的十个细节》、《百年中国变》、《以不变应万变》、《两代人，站在变与不变之间》。各篇文章内容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各次级专题中又分别罗列了一些与核心主题相去甚远的再次级题，内容更是乏善可陈。《大都市》总策划兼《中国企业家》总经理梁逸对《新周刊》的描述是：“图片比文字强，标题比内容强，编辑比采访强。”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还是缺乏扎实地做新闻的功夫，对现场采访重视不够，导致论述贫乏、不准确。
比如曾引起轰动的“第四城”专题的策划制作，《新周刊》编辑部在它的网站上刊出了一篇《“第四城”是怎么“炮制”出来的》⑷，颇为自豪地介绍了这次策划的萌芽、采访过程。一、定好框子找素材。这本是新闻记者最忌讳的采访做法之一。《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在一次回答记者问题时“随口作答”成都会成为“第四城”，于是便产生了做这样一个专题的想法，随后记者倾巢出动找素材，论述为什么成都会是“第四城”；二、“第四城”是《新周刊》封的，仅仅经过约一个月的采访，也仅仅是采访了成都一地，在没有对中国各大城市进行科学和精确地论证和采访的基础上，《新周刊》就得出成都“将是在新一轮的城市赛跑中，中国人公认的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第四城’”的结论，实在让人难以信服。这种报道方式，显然缺乏新闻职业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这篇报道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引发重庆与成都两地的论战和一些西部城市的“大比拼”。
再比如，总第109期题为《病态传媒》的策划中，竟然将上海几大报的老总名字搞错。此类硬伤，在《新周刊》的文章中，并不鲜见。
英国的《经济学家》一百年来始终如一地恪守着创始人James Wilson的办刊思想：“在文章中提出的任何争论和主张必须要经得起事实的考验”，这正是该杂志品质过硬的根源所在。而这种扎实做新闻的态度和意识却是《新周刊》所缺乏的。
3．玩弄概念，话语设局
就像赵本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卖拐》、《卖车》一样，玩一把概念，造出点价值，可以“煽乎”得人心甘情愿地顺从你的意愿。现在，无论技术界、商界还是传媒界，玩弄概念似乎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人说“三流媒体炒概念，二流媒体造概念，一流媒体玩概念。”
《新周刊》可谓玩弄概念的“大师”，在该刊派发给广告客户的小册子上清楚写着，《新周刊》生产三种产品：杂志、编辑和概念。“飘一代”、“世纪沟”、“第四城”、“她世纪”等，一方面满足了《新周刊》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商业需求，另一方面也满足其从话语中设局而至形成话语霸权的需要。
许多媒体出于逐利、猎奇或是出名的动机越来越热衷于话语炒作，通过制造和炒作话语概念，并利用“舆论之网”对受众行使着一种不容置疑和不可抗拒的权威，即话语霸权。《新周刊》常借着这种媒体话语权利进行指点。1998年《新周刊》做了一个“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对中国17个城市进行指点：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杭州是最女性化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这种做法和许多哗众取宠的行为一样，本身没有什么社会理论根基，也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充其量让人茶余饭后消遣一回。它常用的论证技巧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时常为了证明它所需要的一点一线一面，而不惜扭曲对象存在本身。”⑸读者很容易受到这些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概念的误导。
4．不负责任的盘点和排行榜
《新周刊》从1997年开始年年进行大盘点，当时就煞费苦心地推出了25个盘点的内容。由盘点着手，《新周刊》进而又推出一系列的排行榜：“城市魅力排行榜”、“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国大学魅力榜”、“中国行业新锐榜”等等。
《财富》杂志的“财富全球500强”和《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富豪榜”早已享誉世界，被世人奉为权威。这些杂志因为在国际上享有巨大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其运作多年的排行榜统计资料和研究数据也有专业的研究机构或是杂志专门设立的部门提供，其指标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都有严格程式，所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并能提升杂志的品牌、知名度和发行量。
而《新周刊》的盘点和排行榜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指数的排名，这种盘点和排行榜带有明显“侃”和“玩”的意味。如果《新周刊》还一味沉湎于“玩”的意境，它在中国期刊的排行榜上只会越来越不入流，身价将一落千丈。
另外，由《新周刊》带动的“盘点热”在许多媒体迅速流行。一时间，诸如“年终网络十大菜刀”、“2001年病毒大盘点”、“2001年明星分手实录”纷至沓来。用得太多太滥的盘点和排行榜越来越给人填充版面的感觉，引起读者的厌烦心理。而各杂志排行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无疑又伤害了媒体在读者中建立起来的品牌和公信力。
注释：
⑴⑶吕书练：《中国新闻类周刊调查》，《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26日
⑵王立纲：《成也策划衰也策划――媒体策划套路解析》，《青年记者》2001年第6期
⑷http：／／www．neweekly．com．cn／funtion＿area／inside＿story／fourcity．htm
⑸刘士林：《何见南京有伤感》http：／／www．anewfocus．com／yhf／2001＿6＿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