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的殖民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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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八个奖项、第3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人民选择奖”、英国独立电影奖、2008－2009年度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等七个奖项……2008年末2009年初，世界影坛最耀眼的光芒无疑来源于英国导演丹尼・鲍尔的《贫民富翁》。该影片甫一出现即引起影评人的一片叫好。《贫民富翁》的剧情与主题完全符合了好莱坞的一贯精神，即穷小子咸鱼翻身与爱情。如果从更深层次上讲，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好莱坞的“美国精神”。但是影片的故事背景与表现手法以及丹尼・鲍尔的英国导演身份和印度长达190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不得不引起我们在影片辉煌背后的一系列思考。萨义德曾经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写道：“西方人可能离开了亚非拉殖民地，但他们不仅把它当作市场，而且当作意识形态的领地保留起来，继续他们在精神与思想上的统治。”英国人从印度彻底撤离已经有50年，不过从这部影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印度留下的阴影以及从影片中反映出来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因此，我们不妨从历史与文化和“奇观化”的展示这两个角度分析一下该影片反映出来的后殖民时代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与审视东方人的“以偏概全”。

一、历史与文化

在历史上，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一直到1947年《蒙巴顿方案》的出台，印度才从形式上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近两百年的殖民历史中，英国的文化，即西方文化的象征以其强大的、无以抗拒的力量将印度冲得七零八落。经历了启蒙运动以及技术革命以后，在西方人看来，东方是充满神秘与野蛮的土地，而且为自己的侵略找到了振振有词的借口：“种族与文化的等级是存在的，我们属于高等民族和文化，还要承认，优越性给人以权力，但反之也附有严格的义务……物质力量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20在《贫民富翁》中，这种带有强势权力的、裸的文化侵略所带来的影响暴露的一览无遗。语言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础，任何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其本身的语言，它的内核与魅力无疑将大打折扣。语言在一个种族中对于文化传承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而在影片《贫民富翁》中我们听到的是由一群印度人说的蹩脚英语，即使杰玛这样一个从贫民窟出身、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人，他所说的仍是英语。相对于他的母语――印度语来说，英语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渗透到血液中的语言，由此可见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影响，即印度曾经光辉灿烂的文明将依附的是英语而不是印度语传承下去。在独立之初，印度将印度语和英语共同定为官方语言，虽然从表面看，《贫民富翁》在这里为英语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从深层角度来说，正是验证了萨义德的话：“比过去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对现在的文化态度的影响。”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少数的几句印度语之外，其余皆为英语，这说明了虽然英国人已经从印度撤离，但其留下的影响仍存在，并且会一直延续下去。

《贫民富翁》的叙事技巧在于将“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演播现场与杰玛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交替出现。影片叙事的明线是“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游戏过程，暗线是杰玛与拉提卡的爱情。从叙事的意义上讲，后者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前者。在影片中前者不过起到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营销策略，影片采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作为明线，是因为在印度确实有一档这样的益智类游戏节目。极具宿命感的是“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档游戏节目最早于1998年出现在英国，在2000年被引进印度后掀起了一股收视狂潮。从这个角度看，英国从印度的撤离仅仅是军事的撤离，来自英国或日西方文化层面上的意识形态仍在渗透印度社会。在《贫民富翁》中。杰玛，一个来自贫民窟、目不识丁的穷小子最终获得了2000万卢比的巨额奖金，丹尼・鲍尔将好莱坞搬到了宝莱坞，将“美国梦”置换成了“印度梦”。作为一种文化，“美国精神”强调的是公平与努力，即在公平的原则下，个人通过努力便可获得成功。《贫民富翁》不仅仅是剧情上的移植，更是文化上的移植。现实中，获得印度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巨额奖金的无一不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好家庭背景的中产阶级。在印度这样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等级秩序森严的国度，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要想获得成功进入上流社会，其难度不啻于鲤鱼跃龙门。但是影片中一切都是“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杰玛需要做的就是抓住了一次机会，便实现了其飞跃。在影片中，当“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最后悬念即将揭晓时，从高档的娱乐场所到破败的贫民窟，大家都在翘首企盼那个疯狂结局的到来。电视，这个20世纪西方人的科技发明在占领了西方人的文化阵地后，又向东方露出了它那充满魅惑的、难以抗拒的神秘微笑。影片的结局丝毫不令人意外，杰玛获得了百万大奖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电影在这时也显示除了其强大的“造梦”威力，不仅带领西方观众又经历了一次“梦幻”，而且想当然的将印度观众作为“梦幻”的经历者一起囊括进来。这种不顾文化背景、不顾现实的生拉硬扯的“造梦”无疑是《贫民富翁》的一大硬伤。丹尼・鲍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印度拍电影，他将努力尊重印度文化，很显然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做到。

在后殖民时代，西方之于东方不再是裸的武力侵略，而巧妙的置换成了温情脉脉的文化霸权。物质与文化上的先进使得西方在看待东方时具有权威感和居高临下式的俯瞰。相对于西方，东方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野蛮被文明驯化是天经地义之事。因而当“文明”面对“野蛮”时，它具有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贫民富翁》中，“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主持人即是西方文化的代表：高尚的职业、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他是来自西方文化――电视的代表者。当杰玛答对一道题时，他所作的宣判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施舍，就如西方文化面对东方文化时一样。影片中有一处情节我们应当注意：杰玛冲击1000万卢比大奖时，主持人在节目的间隙上厕所，他对杰玛说了这样的话：“贫民窟的小混混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主宰的?我!”寥寥数语，将他对杰玛命运的表现说的淋漓尽致。而这时的镜头也说明了此种含义。主持人是常规的中景，而杰玛是倒置的近景。其中的隐喻不言自明：主持人――西方文化的代表，相对于杰玛――印度的代表，其地位是高高在上的。当主持人给出的错误暗示被杰玛否决时，他气急败坏，甚至诬陷杰玛作弊。由此可以看出当“文明”遭遇“野蛮”的抵抗时，它便褪下其伪善的面纱，露出了巨齿獠牙。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总之，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英国在其前殖民地印度留下的印记。

二、“奇观化”的展示

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说：“东方几乎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当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 世界上屡获大奖时，却招致了国内学术界的批评，称其影片不过是“伪民俗”，为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猎奇心理。同样，在《贫民富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西方人视角出发展现出来的印度。譬如贫穷、宗教冲突、歌舞片、泰姬陵等等。印度的一切都被丹尼・鲍尔脸谱化了。他在给观众讲述了一段印度版的“美国梦”的同时，也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变形了的印度。在此，我们称之为“奇观化”。

国内有学者曾经将“奇观化”定义为：“就是非同一般的具有强烈视觉吸引的影像画面。或是借助各种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对此定义我们可以进行扩充，其影像不应仅仅是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按照后殖民主义理论看来，“西方”常常按照自己的逻辑与思维习惯创造出一个“东方”，从而能带有优越感和偏见去看待东方。因此，“奇观”它还应当包括在西方人的视角之下呈现出来的偏离了东方原貌的影像。在这个“异质化”的过程中，西方人最惯常采用的手法是“放大”。在《贫民富翁》中，丹尼・鲍尔即采用了“放大”的手段，从一个西方入的视角将他心目中的一个集贫穷、宗教冲突于一身的印度呈现于观众的眼前。

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影片中丹尼・鲍尔似乎无意过多的表现贫富分化，而是将镜头频频对准了印度的贫民窟。影片的开端有一段童年时代的舍利姆和杰玛被保安追打的戏，在这一段中印度贫民窟的影像被表现了出来：污浊的河水、破败的房屋、肮脏的孩子、破旧的衣服等等。这种影像符合西方人对贫穷的印度的想象，在满足了他们“窥阴”的欲望之后，给他们的文化与物质上的优越性又加了一个分量颇足的砝码。在这段场景的末尾，对于贫民窟的描写采用了由特写向全景快速转化的手法，在这一过程中贫民窟五颜六色的屋顶迅速变幻，最后的影像类似于一堆纷乱的美元叠放在那里。从这一镜头的变化，我们同样会体味得到金钱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贫穷则是他们永久的标签。影片对印度贫穷的展示并没有止于此，在影片后面的情节发展中丹尼・鲍尔又为观众奉上了一道贫穷落后的“大餐”，当杰玛和舍利姆的妈妈死于宗教冲突后，两人成了孤儿。不知道英国观众在观看那一段残忍的宗教冲突时有没有想到在印度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正是拜英国人所赐?当两个流浪儿被其该集团的首领收留后，影片对于贫穷的展现由量的积累转为了质的变化。首领采取残忍的手段将孩子弄瞎，让孩子成为其赚钱的工具。当一勺热油倒入孩子的眼眶时，这种震撼手段在引起一阵惊悸的同时也让观众领教了贫穷带来的恐怖后果。影片对于贫穷的展示是与西方文明人日常生括经验大相径庭的，如前所述，“奇观”是指超出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像，在《贫民富翁》中，贫穷的展示虽然不像很多影片一样用大场面的“奇观”来吸引人的眼球，但它在人的另一生理层面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完成了奇观化的叙事。

如同好莱坞之于美国电影，宝莱坞、歌舞片也成了印度电影的代名词。丹尼・鲍尔在影片中加入了歌舞片的成分，这不过是一种贴标签式的行为，只是为了从另一个侧面向观众展示另一种形式的“奇观”。童年的杰玛为了能见到当时宝莱坞著名的歌舞明星，他不惜跳入粪坑之中。当满身粪水的杰玛拿着明星签名照欣喜若狂时，观众又一次被奇观的影像震撼了，虽然这种震撼伴随的可能是恶心，但也是一种极端的奇观。而且在这里，宝莱坞歌舞明星的社会影响力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脸谱化”的行为。在影片的结尾，当杰玛和拉提卡在车站终于重逢之后，突然加入了一段从表面上看与剧情脱节的舞蹈。这段舞蹈包含着双重含义，最直观的角度是杰玛和拉提卡两人最终走到一起后，用舞蹈表达他们的狂喜之情。这时杰玛的身份已经不再是贫民窟的穷小子，但是我们要注意杰玛身份的改变是西方的科技文明――电视赐予的，这也是“文明”对“野蛮”拯救的胜利。因此这段舞蹈更为深层的含义是“文明”施舍了“野蛮”后的一种狂欢行为。只不过这种狂欢是导演借助宝莱坞的歌舞传统之手，借助一种“脸谱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