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再靠压低要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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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起主导作用，城市和工厂用农村低价劳动力来驱动发展;2000年以后，土地要素成为驱动发展主要动力，土地变现支撑起高速增长;2008年，4万亿开启了货币要素主导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必然，但“成长中的烦恼”也无法避免。2015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0%，2014年同期，这个数字是7.4%。今年全年，还能不能“保七”？

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换个角度看，这反倒能让中国经济摆脱旧有惯性，获得一个调整转向的机会。

按照传统的讲法，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但现在这“三驾马车”都略显疲态。

当前，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以改革深化来压低要素价格，比如要进行金融改革，以促进金融要素价格的下降，让企业获得资金成本的优势，从而驱动新一轮的增长。

但在专家看来，继续用压低要素价格的模式，来维持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国内外的市场都已趋于饱和，单靠压低要素价格已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真正的瓶颈。那么，中国经济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为此，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魏杰。 经济增速未来可能降至6.5%

《南风窗》：之前，中国将经济增长的目标设置为GDP年增长率超过8%，这是“保八”，现在，目标已经调整为“保七”。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的原因，比如要让农村剩余人口充分就业。你怎么看？

魏杰：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并没有人为设定的目标。当时，我们要“保八”是以为可以增长8%，而现在“保七”同样是以为可以增长7%。但是，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

在我看来，“保七”也只能保几年而已，再往后可能是6.5%。实际上，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只要GDP的年增长率在6%～8%之间，都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

现在，出口的贡献大约为1%，而投资是3%，消费占3%，那么加起来就是7%，这个速度暂时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可以维持多久，现在有两种判断，一种是5年，一种是10年，但这都不是重点。另外，要解决农村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所以要维持经济一定的增长率，我认为这个命题也是不成立的。不是说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不重要，而是说经济增长多少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能决定的。

《南风窗》：看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之中，出口衰退得最快，未来会改观吗？

魏杰：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已经见顶。一直以来，中国出口主要是3大市场：美国、欧盟和东盟，但这3个市场的前景都不甚乐观。奥巴马实施了“再就业”计划，美国人要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那么我们的对美出口若能维持现状就已属乐观。

欧盟正在实施紧缩政策，整个经济体刚摆脱欧债危机，加之克里米亚引发的乌克兰问题悬而未决，其对中国的贸易和汇率政策也可能相应调整，这给我国对欧出口增加了不确定性。再看东盟市场，因为南海问题的原因，这个市场可能也充满变数。

这是外部环境，就内部而言，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优势也正在丧失。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标志着中国出口产业的低成本时代消失，而是进入高成本时代。我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企业融资成本都在不断上升，但我们却有没有“技术优势”来填补，所以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

2009年之后，我们出口增速开始持续下降，这是有原因的。未来，出口仍不乐观。 房地产库存过剩影响投资驱动

《南风窗》：投资这驾“马车”还能坚持多久，是不是未来会承担越来越多的“保增长”任务？

魏杰：投资也很难持续。今年8月份，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同比增幅只有4%，去年同期是10%左右。而在过去几年，这个增幅一般保持在20%～30%之间，这是急速的下滑，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

在我国的投资中，主要有两个重点投资方向，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传统制造业。现在，这两个都无法大幅增长了，制造业一直在去产能化，而房地产则面临严峻的去库存化问题。

今后，两个投资的“支柱”都无法再大幅增加，因为已经没有市场可以消化。以房地产来说，一些人会认为政府应该救房市保增长，但这个行业不是救不救市的问题，已经根本没有了市场，怎么救？这是一种想当然。在一些城市，50年不盖房子都够了，还有什么增加投资的空间？

《南风窗》：投资不行，那还是回到出口，我们如果通过降低制造业的成本的方式，让出口重新找到竞争优势不行吗？比如，金融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可以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

魏杰：这些办法都不现实，出口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外部原因。实际上，这是当前我们认识的一个误区，即总是在要素资源的价格上做文章，希望通过降低要素价格的老办法，让制造业特别是出口产业重新找到优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还是那个老问题，市场都没有了，你出口能出给谁？别人没有了需求，再低的价格，也没有人要。

另外，中国的汇率已经市场化，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说降就降。同时，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办法，也无法解决国外市场萎缩这个根本问题。

《南风窗》：央行最近降息频繁，频率已经超过了过去数年。官方说法是，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对刺激经济增长有效果吗？

魏杰：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没有投资方向，产品没有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借了钱能做什么？地产和制造业是民营资本最“顺手”的两个行业，它们都产能过剩，怎么投？我认为，这些“药方”都开错了。 发展新支柱产业释放“结构红利”

《南风窗》：那你认为正确的“药方”是什么？

魏杰：正确的“药方”是产业结构的果断调整，释放中国的“结构红利”。2012年以前，中国经济主要靠制造业和房地产来拉动，它们是“支柱型产业”。未来，它们将变为“常态型产业”。新的“支柱型”产业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3个：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服务业，三是现代制造业。

战略新兴产业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生命工程、信息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8个方向;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和精神服务4个方面;现代制造业涵盖飞机制造业、高铁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5个领域。

以新能源为例，我国目前的策略是核能率先发展，我们已经关掉大量火力发电，启动4个核电项目。再比如，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最大的国家，发展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具有重大意义，还能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那么，为什么要把服务业作为支柱产业呢？这主要是它对于中国有特殊的价值。首先，服务业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就业人群，解决中国人的就业问题;其次，服务业消耗能源、资源最小;再者，服务业的占比决定一国经济结构的水平，美国服务业占了70%，我们30%还不到，拉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再说先进制造业，拿中国的高铁技术来说，它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是成功的，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不论是国内兴建，还是对外进行产能输出，这个产业都能极大地带动了钢铁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国内一些钢铁厂早就不生产建筑钢了，而是生产轨道钢，这既是调结构，也是消化产能。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新常态。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要素投入来实现，而且是以压低要素价格为代价的。200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起主导作用，城市和工厂用农村低价劳动力来驱动发展;2000年以后，土地要素成为驱动发展主要动力，土地变现支撑起高速增长;2008年，4万亿开启了货币要素主导的增长模式。

新常态下，这些因素都将成为过去，中国必须找到依靠创新驱动的路子，才能保持现在的中高速增长。

《南风窗》：调结构，恐怕还需改革先行。除了“结构红利”，政府还提出一个“改革红利”的说法，请具体谈谈，你认为哪些改革是当务之急？

魏杰：要获得“改革红利”，首先要从对企业下放权力开始，包括企业体制选择权、企业投资经营权、独立法人权都需要强化，企业进一步与政府脱钩的脚步还要加快，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独立主体，而少受政府行政的干扰。

第二是金融改革，这主要涉及6大举措，即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银行自由化、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这些改革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实现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有企业改革则包含3个重点，即国有资产管理将实行分类管理，主要表现在国家重点转向公益型企业，效益型企业则放开;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为只管资本;推动混合所有制。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较大压力，但这属于结构调整的正常现象。从高层近期推动的一些改革来看，“两个红利”正在释放，但尚未充分释放，这是潜力。 能否提高收入启动消费拉动？

《南风窗》：驱动中国经济的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但这是以工资提升为基础的。工资提升首先是企业要赚钱，要让企业赚钱，经济学家主流建议之一是减税。你也多次提到减税，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国家正面临199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最低增速。这还怎么减？

魏杰：我们应该调整税收的结构，应该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占比。间接税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它是一种行为税，简单理解，就是你赚不赚钱都要交税。什么叫税负重，就是企业没有赚钱，你还要收税，那就是税负重。现在，我国的间接税比例太高了，差不多占到70%以上，企业当然会觉得税负很重，要减税。

《南风窗》：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低，还有一个因素是房价太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征收房产税，降房价，以刺激日常消费。你认为房产税该收吗？

魏杰：房产税交易税应该收，但持有税暂时还没有必要。一方面，持有房产的人并没有最终所有权，是70年的使用权，怎么收？另外，土地转让费用其实也已经交过了，为什么还要收税？

理论上的很多问题还没有理清楚，暂时没有讨论价值。以前，说依据产权和房价征收房产税，但现在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掉得相当厉害。有的开发商半年卖不出一套房子，你还怎么收？一旦征收房产税，房价马上就会掉得更惨。

房产税不光是税收和楼市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大事，牵涉的利益太多，面太广。利益相关者必须全部都参与讨论，在充分讨论基础上，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程序，不能贸然征收。

《南风窗》：当下，尽管传统产业面临调整，但新经济却火得一塌糊涂。中国人人都在谈“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公司成为了最大的热门。怎么看这些“新经济”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价值？

魏杰：在我看来，一些热门公司可能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互联网公司。现在，中国其实不是“互联网热”，而是“互联网终端使用热”。这个“热”，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并非技术的创新，比如“互联网+”就只是商业模式的范畴。

对于真正的互联网技术，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创新。在这个产业，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芯片搞不出来，一个数据显示，我国进口芯片的钱甚至和进口石油的钱相当。在无线传输方面，我们的技术也还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并非是真的“互联网热”。

在真正的信息技术方面，我认为中国还必须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国家也应该积极参与。西方的研发，除了国家力量的支持之外，还包括了社会资本的合作，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