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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独立性的意义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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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经济所孕育的人文环境、民族文化特色完全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下孕育的文化,而游牧经济本身的特点反过来又彰显、强化了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属性和文化特征。在此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人对文化的认同往往会形成一种受群体归属影响的趋势,形成群体、群体性思想、群体性情感。具体而言,与这里的草原和游牧生产、生活相关的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社会环境等无不表现出不同于内地的、具有浓郁蒙古族特点的文化氛围,任何社会成员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浸染,都会受到其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而且,从被动的角度上讲,不利于农耕的自然环境也使得以农业为生的农耕文化在这里难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即地理空间特点使这里成为蒙古族文化的避风港。概言之,这里的人的行为包括具体的生产行为、思想行为、心理行为,除了受到个性因素影响外,主要还受到这里独特的草原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更加有利于达成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达不到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教育的目标。作为夏都的政治地位和以蒙古族为主的人口构成特点决定了元上都的蒙古族文化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同样属于意识形态,尽管政治总是通过舆论导向引导文化的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但是,当一个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处于绝对或相对少数时,强势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往往会受到相应程度的削弱。

在民族文化方面,元上都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发挥作用之所以比元大都所发挥的作用更突出,是因为大都的人口构成中汉族依然居于主流;而在上都的人口构成中,则是蒙古族占有主流地位。如此,政治的强势在这里才容易真正转化为文化的优势,从而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巩固、发扬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正是上都在民族文化方面为大都所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惟其如此,有关上都的元代扈从诗中,民族文化的因素比比皆是,这也是其影响的表征之一。以语言文字为例,“车驾……越三日至察汗淖儿,由此转西至怀秃脑儿,犹汉言后海也……其地南北皆水,水禽集育其中,国语名其地曰遮里哈剌纳钵,犹汉言远望则黑也。”[3]“土风多国语,闾井异寻常。”(周伯琦《纪行诗》)无论是“诗注”,还是诗歌本身,其中所涉及到的“国语”,显然是指蒙古语;至于“土风多国语”,恰恰反映了上都地区以蒙古语为主要交流工具的事实,这一点显然是大都无法比拟的语言环境优势,历史上的一傅十咻就是典型的语言环境对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案例。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独特文化思维的工具,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生活,蒙古族的民族文化不仅仅会得到认同,显然还会得到加强。何况,仅就这首诗而言,其所描写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衣饰饮食等,一起营造了一个“闾井异寻常”的文化与生活环境,也就是说,上都地区的独特环境造就了蒙古族文化地理区所独有的独特的文化特征。生活在这里的人必然会受到这一环境的浸染与影响,自然会对蒙古族文化的赓续、发扬以及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产生积极的强化性作用。尤其,将蒙古语称为“国语”,事实上是正面确认了蒙古语在元代官方语言中的政治主导地位,也突出表明了蒙古语在元代的这种地位已然得到了其他民族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不仅说明了政治与语言、文化的关系,也表明了蒙古语在元代的影响随着强势的政治地位而得到了加强。当然,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语言,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作用,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同的文化形态产生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首先,物质形态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总是更加直接而深刻。上都地区到处散发着具有浓郁蒙古族文化烙印的物质文化,涉及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它们对元代统治者和随扈人员产生着广泛而直接的影响。元上都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文化特色。据现有史料记载,在城市规划上,除了皇城、宫城外,上都的东厢、西厢都留作每年夏天来自各地蒙古族人员的夏营盘,所以上都扈从诗中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宋本《上京杂诗》);在其他地区,“帝业龙兴复古初,穹庐帐幄体空虚”(胡助《滦阳述怀》),“白白毡房撒万里”(杨允孚《滦京杂咏》),这类诗中的“帐房”“帐幄”“白白毡房”显然是蒙古族游牧的蒙古包;在城市建筑上,上都城最为典型的具有浓郁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建筑当属棕毛殿,其特点是“毳幕承空绣柱楣,彩绳亘地掣文霓”(柳贯《观失刺斡耳朵御宴回》),不仅民族文化色彩鲜明,皇帝夏巡来到上都的很多大型活动都是在棕毛殿举行的,扈从诗人描写棕毛殿和在记载在棕毛殿举行活动的诗歌数量非常多,马臻《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仅赋绝句三首》,袁桷《装马曲》、《内宴二首》,杨允孚《滦京杂咏》,廼贤《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等等,都涉及到棕毛殿的民族建筑特点、作用等。物质文化中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饰、饮食、交通状况及其工具等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因素对人的影响,往往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濡染、影响。“渴饮马酮饥食肉”(王恽《书六绝以记其事》)。

从当地生活习惯、劳动场景、劳动工具、衣饰打扮、饮食等方面,细致展现了独有的民族生活风貌和生活传统;“南客初来未谙俗,下马入门犹索茶”(袁桷《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更直接地通过对比,从“南客”行为的角度描述南北迥异的生活风俗特点。这方面尤以许有壬的《上都十咏》、白珽的《迤北八珍》更为系统、详尽,是记述上都地区与众不同具有民族风味和地方特点的饮食的典型作品。须知这些食品固然是这个地区所独有的,其开发也凝聚着这里人民的生存智慧并且使之带上了浓郁的地方与民族特色。因为这些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征的物质文化往往就是一种文化表象,它们在外来者眼里往往会抽象、凝聚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由表及里地用物态化的形式向人昭示其内涵:这是一种全然不同于内地的蒙古族文化。

作者:杨富有 单位:锡林郭勒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