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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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艺术・大家：第一次让您感觉很受伤害的事情是什么？

陈文令：解放前，我爷爷是家乡的富户地主，家里有很多地，还经营着多家店铺，父亲也受过较好的教育。“”后，家道一落千丈，变得家徒四壁，由于“出身”问题，儿时遭人歧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感觉最受伤害的事。

孩提时父亲教导我：一个人要拥有好的道德修养和一技之长，这是不会被人夺走的才能。我很小的时候就决心一定要把画学好，并且养成爱动脑筋、爱阅读的习惯。

我始终认为，人生最大的伤害就是尊严的丧失。人的一生如果要为一件事情而战，我想，那件事一定是为尊严而战。

东方艺术・大家：第一次让您感觉欢欣鼓舞的事情是什么？

陈文令：第一次感觉欢欣鼓舞的事是我二十六年前，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国画专业毕业时，举办了平生第一个雕塑展，当时在学校引起不小的反响，这奠定了打响我这一生的第一枪，哈哈！受到极大的鼓舞。

东方艺术・大家：第一次卖出的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心情如何？

陈文令：哈哈，说起这个，我想把自己几次卖出作品的经历都说下。

在我十二岁左右（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老家寺庙里的门神壁画都是交给我来画的，我还会给别人刻私章赚钱，并经常用赚来的钱买东西分给家人和同学。

后来在厦门工艺美院读书，有一次穷得只能喝自来水充饥。有一次我刻了一个木雕，拿到鼓浪屿的一家工艺品店里卖了七元钱，那是1 9 80年代啊，不得了！在那之前我吃饭只敢买肥肉汤，用馒头蘸着吃，拿到钱后我直接买了一盆肉和很多馒头。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当时自己吃饭的声响很大，可能隔壁两三桌都能听到（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再后来是1 9 9 1年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政府侨办的鹭风报社。当时我一心想当艺术家，就利用每天下班后的空闲时间，走路到鼓浪屿刻木雕作品，坚持了一年半，做了二十几件作品，19 9 2年底被一个台湾人用四万块人民币的价格全部收购了。

当时我看到这个钱，兴奋得手舞足蹈。我从中拿出两万块钱给我父亲，还给他买了一双很好的皮鞋：我爸过去穿皮鞋还是解放前的事情，后来一直穿布鞋，他八十岁前还在穿那双我最初送他的好皮鞋。

我自己留下两万块，并开始筹划怎么用这笔钱。当时特区改革开放，流行BP机和各种电器。但我一样都没买，并和当时还是我女朋友的现在的妻子说：“我觉得我需要开阔眼界，结交一些全国性的朋友”。我先拿出一些钱去上海看了罗丹雕塑展，又带着剩下的钱北上去中央美院学习雕塑。

1 99 4年结业了，钱也所剩无几。六月份我又回到厦门，在这个阶段我意识到自己的木雕受限制太多，所以放弃木雕转投泥塑，当时我在鼓浪屿租下一间房子，屋前有一棵大树，可以遮风挡雨，我把大树下的空间当做户外的工作室。这一做就是六年，那段时间也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最孤独的时期，虽然作品鲜有人问津，但这段时期是我艺术和知识最重要的积累时期。

直到1 99 9年，一位姓何的台湾商人，来厦门寻找年轻艺术家的雕塑作品。最终在两个备选艺术家中选择了我，并花了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我的一批多年来积累的作品。这笔钱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也因此不用再做商业订单的雕塑来维持生存，并且买了房子和车，工作和生活也趋于稳定，那也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资本对艺术对自由艺术家的作用力。

第一次卖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这件事带给我的并不单纯只是物质上的刺激和愉悦，它也让我开始意识到我一定要做一个独立的艺术家。这件事直接催化我得以在2 001年底完成“小t人”系列作品，并在厦门成功展出。

东方艺术・大家：那钱对您和您的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文令：农耕时代，穷人退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尚能自给自足地生活，但在分工精细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穷人面临的挑战比以前更大，所以说太穷了真的搞不了艺术，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钱对我的生活和艺术当然是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在钱多的时候还能沉住气好好搞艺术、做学问就更难得。钱多也容易让艺术家利令智昏、不思进取。钱少一点当然可以继续搞艺术，但不得少到没饭吃就O K了，哈！

东方艺术・大家：您小时候的第一个理想是什么？是做艺术家吗？

陈文令：我从小就很爱画画。最初是父亲指导我，但那时父亲的初衷是让我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做一些漆活儿、装饰性的雕龙画凤什么的。

真正确立要当艺术家的理想是十四岁拜翁火枝先生为师之后的事了。

东方艺术・大家：您现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陈文令：得到更健康的身体和平静的生活，有节奏地、稳步地向前行走。